曾见一初三学生，齐耳短发，甚是乖巧。我以一个过来人与姐姐的心态问了她一些自认为在那个年龄阶段已经掌握的文学或文化常识，竟一问三不知。又问其读了哪些课外书，清澈的目光顿显呆滞了。她的学校位列长沙“四大名校”。
　　 出于好心，我向她推荐了几本初中应该接触的读物，竟遭遇回答：没时间。当下即将中考的学生确是如此，校内大量习题、课外争相家教，怎会有时间？我忍不住说了一句：“你也成了教育体制的牺牲品啊。”她有些惶恐，以为我在责备她。我反倒尴尬了。
　　 同样出于好心，我说，还是等你考试完了再看吧。
　　 或许我所见只是个案，但也不可否认这一现象的存在。因为太多的“好心”，中国的孩子们从小在善意谎言的浸泡中不懈奋斗，挣足了奖状与荣誉，也就成为了父母师长眼中的好孩子。继而成长为教材的复读机，试卷的解题器。童真渐失，活力不再，更何谈素质教育、创造性思维？
　　 近日，香港12万民众公开组织活动对“国民教育课”进行抗议，甚至有高中生绝食以抵制“洗脑教育”。且不谈其间尚不确切的国际政治利用或党派意识渗透等因素，就教育本身而言，这无疑是令人深思，令人振奋的。如果中土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最后遗留的一点自由的希望也沉沦了，那将多么令人沉痛。这沉痛绝不亚于听闻彝良地震中80个生命的殒灭。一个真正的国民是能够公开行动或讲话的，也是敢于追求自身权益，同权力说“不”的。港民的行为恰好证明了港式教育的成功。同时，我相信身陷囹圄的人也会希望牢笼之外的一母同胞过得更好！
　　 当下中国GDP高速增长，却已经拮据得拿不出几个大师。中国也曾有过盛产大师的年代，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肯定没有从小就被要求接受一门特殊化训练：思想政治教育。其他较为发达的国家则更是不存在。
　　 读书人以有限的时间来应对无涯的知识。而回顾较近的几十年，我们随身捆绑着思想政治这门特色课程。从小到大，花去大量时间，将一套一套的理论背得滚瓜烂熟，终于熬到了大学，还要经受几年轮番轰炸。课堂纪律严肃且学分颇重。那些随时可以脱口而出的诸如“马列主义”，“生产力发展”之类的话，又有几个学生能解释得清楚？所谓学生时代的“生产力发展”不过是涂抹试卷或展现口才的万精油。
　　 在旧书摊上总能见那些成堆的中国人“必读”教材，价格低廉得论斤出售却少有人问津。我从中挑过一本旧的外国文学，摊主只打了个折，再也不肯让价。
　　 放眼当下高校音乐美术等专业的艺术生，真正为艺术梦想而来的还剩几成？至少，我所见过的大多数走上这些道路的同学都是为了一个高额的分数，为了一所更为体面的学校。当一个艺术从业人员在出发点上就附着了各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功利之心，我们也就不奇怪为何很多人愿意相信“高手在民间”了。如果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走的是学院派路线，绝计达不到当下的收视率。大学生被公众嘲笑已是常事，民众更关注民间事。
　　 大学里能教给学生以思想或思维能力的老师已日渐稀有，高、初中就更不必说。当很多社会现象、学术问题被概念化，被照本宣科硬性告知后，也就不存在质疑，无需求证，也无所谓对错了。答卷上交之后，概念还是那个概念，与执笔者无半点关系。以一种轻松达观的方式看，不过是它愚弄我，我利用它罢了，也算是个“互利共赢”。只是，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此教育背后的受益者。用最短浅的目光看，连试卷印制商都能发个考试财。
　　 教育与接受教育不是喂饭灌水，咽下即为接受。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譬如爱情，一厢情愿是勉强不来的，太多的强制或讨好只会让人反感与怀疑。
　　 今年5月份，湖北孝感一中的“吊瓶班”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也曾被评“教育有病，学生打针”。8月底，我们获知，该班无一人考上重点大学。这并不可笑，甚至不觉意外，此等教育弊病只让人感到可悲、可叹。校方用“反思”暂且平息了这场情绪繁杂的议论。可是，如果事事都等到验证之后再仓皇反思，那么酿成更大的悲剧也可能是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