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总低着头
　　 骑在歪倒的树杆上，寡言少语
　　 她的腰深深弯着，发如枯草
　　 12个小时了，她没说一句累
　　 午饭吃了三个馒头，一份白菜炖豆腐
　　 一口气喝掉饮料瓶里的白开水
　　 她早晨六点上工
　　 别人五点下班的时候
　　 她还在刮第十九根干松树
　　
　　 她的腰弯似拱桥，弯成手中的刀
　　 要是这样一刻不停地弯上12个钟头
　　 她能刮25根枯松木，挣130块钱，有时是95
　　
　　 她半个月来都穿同一套旧衣服
　　 梳懒汉头，看人就浅浅一笑
　　 然后埋头干活
　　 偶尔，她也直起腰
　　 与别人说点家长里短
　　 “我有两个儿子要养活，两个都在念高中。”她说
　　
　　 一次，她与验工的人争吵起来
　　 她不厌其烦地解释自己刮的木头都够粗
　　 她伏下身，一根一根比量尺寸，量过一根又一根
　　 她头上冒汗，语音颤抖，眼里流出疑问和渴求
　　 “你看，你看，这根8厘米，这根肯定有七点五……”
　　
　　 六点半，她仔细把九十七块纸币揣好
　　 半佝着身体，走向暮色
　　 无法看见
　　 她的儿子在灯下举起稀粥
　　
　　 这是我去年发出的一首小诗，题目叫《刮树皮的女工》。诗发出后，接二连三收到朋友的短信，纷纷询问，这女工是写的你自己吗？你不是做生意吗，改行了？
　　 我知道大家为何这样问。长久以来，我习惯于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朋友自然而然把我写的每个女人都与我本人挂钩，这不奇怪。我本可以不做解释，任大家去猜测。可是，这个“刮树皮的女工”不行，她的身后站着的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代表的是一部分人卑微而真实的生活。这些人给我的心灵冲击如此之大，大到让我常常不由自主把目光投向社会最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并开始从内而外反思我自己精神生活。是的，我要说的是，我不得不写这么一大篇文字来解释这诗歌背后的整个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十月二号，国庆长假的第二天，我记得很清楚，天气好得出奇，温度适宜我们驾车去本溪看枫叶红遍整个山坡（头天晚上，从大溪地钓鱼回来我们确实是这样安排的）。可是，第二天，还没出发，我突然感到厌倦——对这千篇一律的游玩方式疲惫不堪，老公阿康也是这感觉，我敢断定。我知道，这样说，会被很多上班族痛骂为“矫情”、“无聊”，是的，天天休闲，确实会滋生这种情绪，这就是我反复要说的原因——那份厌倦出于无聊，那接下来五天的见闻也是无聊的产物。
　　 “你带孩子去玩吧，我想去打工。”十月二号一大早，我对他说。
　　 “打什么工？”
　　 “扒树皮。”
　　 我想去扒树皮的这家工厂是一个木材加工厂，给家具厂供应实木板材，就座落在我们现在居住的小区旁。我只要下楼，步出小区大门，左拐，200米，就到了。
　　 好长一段时间了，木材厂贴出招工布告，招扒树皮工人，说刮干净一棵树的皮给多少多少钱，计件工资。布告旁边还贴着一张表格，规定木头的直径和工钱的关系，比如，一根木头用卷尺测量较细的那头，如果直径达到十厘米以上，给七块钱；如果是8厘米，给6块钱；如果只有5厘米左右，那就只给五块或者四块了。当然，这些木头还有长度的限制，长度必须达到2.5米以上，要是低于这个尺寸，就统统归为3块钱以下。——这些是我打工两天以后，才搞明白的。这之前，那张招工布告贴了好多天，我没有留意过。这事儿跟我很遥远，遥远到这似乎是在另一个世界发生的。所以当我十月二号点头肯定“我要去扒树皮”的时候，康的嘴巴撇得和我的心一样惊讶。
　　 “真要去扒树皮？”
　　 “嗯。”
　　 “那钱可不好挣，会累死人的。”
　　 “我愿意被累死。”
　　 “真是吃饱撑的没事找事，闲的吧？”
　　 “嗯。”我说。很怕他不同意，又急忙补充，“只是临时工，计件的，不限制时间。再说，也可能就这么几天，木头没有了，活儿也就没有了。”
　　 他不再阻拦了，仿佛知道我已经被闷得两眼发蓝，再拦着就会立即疯掉。
　　 我恳求他跟我一起去问一问，看木材厂用不用我这样的女人，或者说，需要不需要什么特殊条件。当然，悄悄儿说，最主要是我有些胆怯。我不知道怎样张口向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讨一份工。
　　 谢天谢地，他陪我去了，大大咧咧地去了。他的神态让我煞是羡慕。路上，我又一次重申，我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也想要这大大咧咧的神态，而这，只能在实践生活中，在风风火火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工作磨练中才能获得。很感谢他，他陪我去了，一路上，没再说泄气的话儿。
　　 用工要求简单得很，没看我的外貌，没观察谈吐，也没让出示文凭，只说：自己准备工具，工资日结。
　　 我兴冲冲跑回家去，翻箱倒柜，找出几年前不穿又没舍得丢的旧衣服，旧皮鞋，武装起来，把头发挽起来，把眼镜摘掉，往镜子前一站，嗨，还真像那么回事！康说，行了行了，像马路边等零活儿的女工啦。
　　 刮树皮的刀具家里是有的，为孩子夏天能在花池里割草而买的小镰刀除了生点儿锈外，完好如新。我唯一需要的是一双劳保手套，手心挂一层胶皮的那种，我在木材厂看见正干活的女人戴着的就是这样的。去楼下小超市买，有好几种，最贵的要卖六元钱。竟然要卖六元！我寻思半天，没舍得，最后花了三块钱买了两双白棉线没挂胶皮的，大不了带双层嘛！不是更牢靠？钱还没挣到手，怎么先投了大资呢！怎么想怎么不划算。
　　 我会过日子了！在捧着廉价手套往木材厂走的时候，我被自己瞬间的觉悟感动得眼窝发潮。
　　
　　 一、他们
　　
　　 想象和现实总会有些距离，当我真正零距离触摸那些粗糙笨重的木头时，更加肯定了这一点。
　　 那是一根根褐色干枯的松树，被砍掉粗枝大叶后，横着放在两条板凳支起的木架上。扒树皮的人或半蹲在树干旁或骑坐在树干上，操起五寸到一尺长度不等的刀具，哧哧哧地刮。刚开始听到金属和树皮接触摩擦发出的清脆声音时，觉得那么悦耳，美妙。松木坚硬厚密的外皮被扒开，露出里面青色的真皮，还会渗出透明的小水珠。随后，混合着微微的苦涩味儿，一股松木所特有的香气扑鼻而来了！那么远，那么近，让人不由地想起乡下雨后的艾蒿，或者春后初醒的森林……哧哧哧，哧哧哧，刮刀一直在响，如果没有手指关节不合时宜的疼痛来提醒你，这是在进行艰苦的劳动，你简直要怀疑自己已经回到“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的农耕时代了。
　　 可是，我的朋友，要真把这当工作认真做起来，跟想象的就不一样了，是的，完全不一样。
　　 首先，树干外皮非常坚硬，你需要双手握紧刮刀，在树干上切出一道痕迹，然后用力摁住，往下拽或者向前推，才能使刀锋顺理成章地走下去。这样的动作反复重复，不到半天，手指头就麻酥酥没了知觉；接下来，手腕疼，胳膊疼，手掌起泡，手指也肿胀难忍。
　　 其次，每棵树干不可能都是笔直顺溜的，会歪里八曲，会有骨节和分杈，有的还星罗棋布长满了一块一块的疖疤，又硬又涩，刮刀干着急使不上劲，只好慢下来，一点一点地分块削割，比剔大骨头还麻烦。这是顶费劲又费时的事儿，这样的木头，不到最后老板宣布包堆儿统一七块钱，谁也不愿意干。可话又说回来，就这样的活儿，你不干自然有别人干，每天来木材厂卖血汗的穷人有的是，老板不可能因为工人挑三拣四就轻易改变原则、提高待遇，除非你不挣这钱儿，另谋高就。三天了，我一直留心观察：这些卖苦力的临时工一边发牢骚抱怨一边埋头干活，即使嘴里嘀咕“这活儿真不是他妈的人干的”，可是第二天，又看见他在弯腰苦干。还有，不管大家怎样抱怨每棵树的工钱太低，活儿不好干，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去跟老板交涉，要求增加酬劳。这是件很耐人寻味儿的事儿。
　　 对了，我还没有交代刮树皮最折磨人的地方。我深有体会地认为，把干这种活儿称为“卖血汗”和“做苦力”一点也不为过，如果仅仅是穿的脏，吃的差，在露天风吹日晒，手胀胳膊疼，那倒也没什么，忍一忍就过去了。最煎熬人的就是腰疼。想想吧，从早到晚俯首弯腰，不停地翻动架在两条长木凳上的木头，哧哧哧拽动工具刀，实在累了，就骑在树干上，可依然得弯着腰，任铁打的身板，这腰也是受不了的。
　　 “哎哟！腰疼！”这是每个刮树工挂在嘴边随时都脱口而出的话。
　　
　　 就在大家手扶腰板纷纷说“腰疼”的时候，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笑呵呵的中年男人从门岗室走出来，笑呵呵迎合着说：“这活儿就是累腰。扒一天树皮，三天下不来炕，没有好体力，可真干不了。”
　　 当地人管刮树皮不叫“刮”，叫“扒”，其实是一个意思。
　　 在木材厂的院子里我看见这人好几次了，总笑眯眯倒背着俩手在干活的工人中间转悠。一开始我以为是厂长，后来知道不是，是厂里的采购员，姓王，大伙儿都喊他“王采购”。
　　 “王采购，来，来，扒两棵！十块钱呢！”一个工人直起身，提着刮刀，笑着招呼。
　　 这工人是个熟脸儿，据说除另外一个长脸高个面无笑容的工人比他早来四天外，他是来得最早的工人之一。我第一天来，乍一见他，吃了一惊，暗想：这不是我家的客户陈国利么，怎么扒树皮来了？再一细看，哦不是。可长得太像了！眼睛、脸盘活脱脱一个陈国利！后来，我在家里跟康说起干活时的事儿，就称这个五十岁左右的人为“陈国利”。最后直到我离开，也不知那人姓甚名谁。
　　 “这活儿！我就是倒贴十块也不干，腰受不了。”王采购说。
　　 “十——块——钱儿，十——块——钱儿……”“陈国利”一边把话唱成小调儿一边低头接着刮，又猛回身冲一个厂棚方向喊，“美女！小美人！出来刮树皮了！”
　　 他有事没事就在院里嚷嚷“小美女”，要不就是“太漂亮了”，大伙儿都习以为常，依然各自干着手里的活儿，没人议论也没人打岔。这明目张胆的调戏竟然可以如此光明磊落地在人众中横行!我正诧异间，只见，“小美人”出来了。
　　 只见这美女矮矮的个头，黑黑的脸膛，脸上落满雀斑；穿戴和普通工人无异，唯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长发，微红，披肩，留齐眉头帘。
　　 “你要量数？今天不干了？几根了？”小美人来到陈国利面前，问。她原是木材厂的编外职工，跑腿打杂的，哪儿缺补哪儿，这阵子就负责测量木头的粗细、点数、算工钱。
　　 那天我挨着陈国利干活，抬头看了“小美人”一眼，低下头，忍不住咬着嘴唇笑。
　　 “我不量数，这才几点啊，我再挣两瓶啤酒。想你了呗，喊你下来唠唠嗑。你这半天不下楼，干嘛呢……”陈国利嘴里哼哼唧唧唱着小调，大大方方高声说。
　　 “扒你的树皮吧！看来累得还是轻！”小美人儿嗔笑一句，抬腿扭身走了。
　　 大家伙儿都笑起来，是淳朴的友善的笑。陈国利侧过身问我：“妹子，你说这女的漂亮不？厂花呢！”
　　 我捂着嘴使劲点头，眼睛笑成了一道缝。
　　 十月份的阳光明媚，洒满院落，一缕缕搭在横七竖八的木头上。笑声和阳光，使艰苦的体力劳动顿时变得轻松起来。
　　
　　 二、她
　　
　　 木材厂的院子里，每天都会有新的面孔加进来，也会有熟悉的面孔从此消失。能坚持下来，并且天天早来晚退的，除了酷似陈国利的这个人，再就是一个瘦高条的女人和前面提到的比陈国利早来四天的那个男人了。
　　 这个女人，不过四十出头，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老许多。她的短发随意地顶在头上，像秋天里一把缺少水分的枯草。她身高一米六五左右，皮肤粗糙，黑瘦，不爱说话。我每次看她，总见她低头弯腰，在一个角落里，无声无息的干活。要不是吃饭时，她随别人一同走入食堂，再一同出来，随意坐在一根木头上嚼馒头就大豆腐炖白菜，我还真不知道扒树皮的人中还有这么一位。
　　 有一次，几个人一边干活一边聊天，听见她说话了。
　　 “大妹子，今天扒了多少根了？”陈国利坐在刮了一半的木头上问她。
　　 “我也不知道，还没有数呢。”她抬头一笑，瞅一眼自己的战利品，不好意思似的。
　　 “有十七八根了吧？厉害！这一天怎么得也挣个百八十块吧。”陈国利一边赞叹，一边嘴里啧啧有声。
　　 我悄悄替她数了数，才到下午三点，她就刮了白花花的一大堆——十九根了。
　　 “哪能挣这么多啊！我来的早。我六点就来了，喊门卫大爷开的厂门。”她说，低着头不停活儿，又不好意思似的。
　　 听说她走的还最晚，差不多六点钟才离开，这样算来，她一天做工12个小时！并且是一直低着头弯着腰！
　　 我看着她，看着她的腰背在十月份的春光里深深地弯着，看着她的胳膊推着刮刀一摇一动，看得我的腰也隐隐作疼起来。
　　 “大妹子，干嘛这么拼命？钱是挣不完的，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呀。”陈国利又说，语气还是带着点调侃味儿，可我们都听得出，那是为了掩盖不经意间流露的关心而故意装出来的。这没什么的，要是我跟她熟识，要是我不那么拘谨，我也会毫不掩饰我的敬佩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