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天津，严氏家塾。她10岁，喜欢穿素净的长袍和厚厚的毛坎肩，把一头秀发盘进帽子里，打扮成男孩子的模样。
　　 严氏家塾设男塾和女塾，女塾是1902年严氏家塾创办者严修（南开大学创建者之一）设立的。当时这所女塾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男塾和女塾各居院子一侧，中间的操场轮流使用。女孩们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就会把通往男生院子的门关闭。这是典型的中国少女的做派，严氏家塾开了女性教育的先河，可是在这里上学的女孩儿，却仍是羞涩而腼腆，她们小心翼翼地紧闭那扇通往异性的门，同中国几千年来的少女殊无二致。
　　 可她那时只有10岁。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一个孩子的好奇心。透过那扇门，她看到另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她喜欢看他们跑步、读书、高谈阔论。他们中有一个清瘦的男孩，沉默寡言、毫不起眼。可她渐渐地留意到，其实他才是最不容忽视的。当少年们有争执的时候，大家都会征询他的意见，只有他的话能平息两方的争执，他天生有一种沉稳气度叫人信服。
　　 后来她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叫梅贻琦，那年14岁。他家中有九姊妹，三年前，他的父亲失业了，还染上了鸦片，一家人生活无依，生活极度清苦。而她的家境，要好上很多，祖上是京官，父亲也有候补道的官职。
　　 他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讨生活，却成为严氏家塾中最优秀的学生，这让她感到惊讶，换做是她，也许做不到。她留意了他半年，这年底严氏男塾迁入天津南开区的新校址，从此严氏家塾正式定名为南开学堂，也就是现今南开大学的开端。
　　 男塾搬迁后，那扇门再也不用关了。偶尔她也会想想他，想象着他一边帮助母亲照顾弟妹，一边在灯下温习功课的场景。想象着他那张在艰困环境中清瘦而平静的脸，便也越发的努力。1904年的冬日阳光，似乎对她特别的暖，虽然那年天津很冷。
　　 之后的四年，她读了幼师。他在南开学堂继续求学，成绩依然的好。四年后，他被保送到保定高等学堂。也就是这一年，美国开始把“庚子赔款”中的一部分，作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费用。于是他又考取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准备去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
　　 据说看榜时，还有另一个叫徐君陶的学生，他回忆当时看榜的情形：“那天，我看到一位同龄也在看榜。他平静而从容，从他的脸上，全然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赴美邮轮上，我又遇见他，才知道他叫梅贻琦。当时，人们留美大多选择熟悉的学校，而梅贻琦却选择了不为人熟知的伍斯特理工学院，他的选择的确与众不同。”
　　 平静从容，沉稳端方，这个19岁的少年身上已经开始显现出他的君子品质。
　　 又是4年，他学成归国。和他同船回来的还有严范孙先生（即：严修，南开大学创建者之一），大家都去码头迎接他们，她也去了。那时，她已从幼师毕业，在幼儿园工作。多年过去，她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少女。
　　 1914年，码头的海风里，她站在人群里踮着脚看他，他沉默地微笑，像一颗子弹，击中了她的心。他回国后，去了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任干事，而她也业余也在女青年做些工作，他们终于相识了。
　　 不久，他去了清华学堂任教，教授物理和数学，那年他26岁，单身。那个时代的男人，他早已属大龄，早该结婚生子。于是，一些热心人开始为他保媒，却被他一一拒绝。直至年近30，他终于答应了一桩婚事，介绍人是严范孙先生，对象便是她。
　　 这听起来似乎非常浪漫：他一直不肯娶，直到有人来介绍她，他便答应了。就好像他为她等这么多年似的。可惜不是，他不过是为了他的“孝”。他一直用微薄的薪水供养着整个家庭。直到弟弟也工作了，才把自己的婚事提上日程。
　　 她呢？直到26岁也没有嫁人。在那个年代26岁着实算不上什么青春年纪，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在等他。
　　 订婚前，她的同学匆匆跑来对她说：“我告诉你啊！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人。”她微微笑答：“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哪里还需要别人来说呢？从10岁那年，到要嫁给他这年，整整16年中，她早已做好了准备。
　　 婚后第一年，他们有了女儿。长女才1岁，次女还在腹中，他取得了去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的机会，于是他赴美2年，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他回国后，他们搬入清华园南院的家。
　　 之前，他们一直租住在别人家狭窄的后院，离清华很远。为了不迟到，他只能平时住在清华的单身宿舍，周末回家。现在，他们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了。
　　 1931年冬，他成了清华校长，时年42岁。他的上任，是清华史上不能忽视的事件，他让清华成了理工教学和研究重地。并在近代中国战乱中，保持了安定和发展，让它跻身世界学术之林。国民政府曾一再相邀他出任公职，他都拒绝了。他有自己作为学者的原则和作为校长的操守。
　　 他是1962年，在台湾去世的。在台湾他创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他的一生都和清华联系在了一起。人们至今都说，两岸清华是一家。
　　 他是一位真正的君子，中国文字中一切描述君子的词句都授予他，他也当之无愧。不管是在艰困的生活面前还是政治压力面前，他都始终坚持着自己内心的纯净与自由。
　　 而她，在看到他的第一眼就明白他的，当璞玉还在石头之中，他便已知将来会焕发光彩。她叫韩咏华，很平凡的人，在民国那些风华绝艳的女子里，她再普通不过。如果不是嫁给了梅贻琦，也许根本没人知道她是谁。
　　 她嫁给他时，他不过是清华普通的老师，没有房子，住在租来的小后院。每个月的薪水，三分之一寄给父母，三分之一寄给上学的弟弟，三分之一家用。
　　 放到现在，这样的男子是很多女子避之不及的“凤凰男”吧？潇洒多金、荣华富贵和他毫不搭噶。而她，对此从无抱怨，从不计较。从嫁给他那天，她便“豁出去了”。
　　 他担任校长的时候，他有车，她没乘过。在西南联大，他把车交给学校公用，她和孩子安步当车，亦无怨无悔。
　　 他向西南联大申请补助金，补助联大孩子，他家有四个孩子在联大上学，他却不准孩子们领取补助金。她没说什么，默默地磨好米粉，做成米糕去卖。为了他校长的尊严，她从不说自己是梅夫人，只说自己姓韩。她挎着篮子走很远很远的路，舍不得穿袜子，把脚磨破，整个腿都肿了，可是她还是笑着。
　　 她这样的女子，真是太遥远了。那些旧式女子所秉承的善良和坚韧，这种旧式爱情的宽容与坚贞，早已被现今那些“宁可在宝马车里哭”的女子所抛弃了吧？只是，宁可在“宝马车里哭”的女子注定要哭一辈子，而愿意在“自行车后面笑”的女子，也许有一天就在宝马车里笑了。
　　 很多很多年过后，我在房间里，翻阅着一本又一本的书籍，对照着他们过去的一切又一切，仍不住流下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