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文字是文化积淀的载体，也因此，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表面看起来，是为了不断提升学生的表述（包括口头表述和书面表述）能力，但实则是承担着一种既和谐当前社会，又延续千年历史的重任。
　　 马克思在谈到写作时，曾有过一种貌似简单、实则深刻的表述：“怎么说就怎么写。”晚清的一位大文人（好像是黄遵宪）也说过类似的话：“吾手写吾口。”以上两位都是写文章的高手，所言当然极是。故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述能力，就是一件十分紧要的事。
　　 还想在这里多说几句的是，要想把或一件事、或一份情、或一种理，不但讲的清楚明白，而且说的生动感人，也并非易事。在这以前，怕是还得殚精竭虑地苦想一番吧！并且，这样的想，绝不能够是毫无凭借的胡思乱想或天马行空般想入非非，而必须立足于翔实而丰富的写作素材之上。至于素材的来源，一曰来自读书，二曰来自阅世，即古人之所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也。从阅世和读书开始，经过深思熟虑，使得要写之事、欲抒之情、拟言之理达到如鲁迅所说的“烂熟于心，呼之欲出”的程度,到了这个时候，非但滔滔不绝的说易如反掌，就是依马克思“怎么说就怎么写”、黄遵宪（？）“吾手写吾口”之论，秀一把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恐怕也是可以的吧！
　　 以上是我对如何提升学生的表述（包括口头表述和书面表述）能力的一点儿千虑一得（？）之见。下来，则要对《我唱我的歌》这部书稿发表几句读后心得。
　　 高新一中，是在西安、陕西、乃至全国享有盛誉的知名教育品牌，读过他们编辑的这本“学生考场优秀作文选”以后，我不能不由衷地赞一声：盛名之下的高新一中，绝非徒有虚名，真乃实至名归。
　　 考场作文（不管是材料作文还是命题作文）是最能检验出学生真实水平的一种测试。说句老实话，尽管事先我就料到出自高新一中学生之手的文章应该水平不低，但仔细披阅以后，一篇又一篇精粹短章中折射出来的学生在阅读（包括读书和阅世）层面的广度，以及思考层面的深度，仍然让我吃惊。以围绕着四位网民针对乔布斯的简短留言来铺排文字、阐述胸臆的八篇文章为例，小作者们对中外历史上那些敢于、更善于独立思考的杰出人物的了解之多、敬仰之真、思考之深刻、评价之得当，都让作为阅读者的我赞叹不已。由于上千年封建专制文化的桎梏和扭曲，就整体而言，中国人历来缺乏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这种让人痛心的状态，“文革”十年期间达到了极致。也正是由于此，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历程中，“解放思想”才被官方反复强调、亦为民间不懈追求。而高新一中这些属于“90后”的孩子们，他们在自己习作的字里行间，展现出如此蓬勃的思想活力，在我看来，其实是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精神层面上的甦醒和提升，这无疑是在为未来更加和谐、健康的中国社会夯实根基。
　　 从技术层面来考量，《我唱我的歌》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由于“文革”中“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恶劣文风的影响（这种影响“文革”之前就有），缺乏个性、面目雷同，一直是中国新闻作品、文学作品积弊，校园里的学生作文，也难免遭受戕害。但《我唱我的歌》一书中，却少有这种弊端。从“父亲的烟，母亲的发”解读中国崛起；用第一人称模仿消防车的口吻“开通心灵之路”；以獒喻人，慨叹草原英雄；透过三种不同的联系方式：书信、电话、电子邮件，品咂三个不同的时代；描绘长安的声音（秦腔），张扬秦人精神、礼赞长安之魂；慨叹西安城墙，思古抚今，情思绵绵……书稿中个性较为鲜明的佳作比比皆是，还真是做到了“我唱我的歌”。这种五彩缤纷的文章形态，小而言之是反映了高新一中教育思想的宽容大度，大而言之，则是折射出中国社会对“多元”文化形态在认同程度上的进步。
　　 最后，还有几句也许是“蛇足”的话要说。我一直认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在作文时似乎大可不必过早、过多地去向文学靠拢，更不应该片面追求表层的花里胡哨。要知道，简洁生动地叙事，条理分明地说理，才是长大以后写好一切文章必不可少的“童子功”，着眼于长远，在中学阶段，扎扎实实地写好记叙文和论说文，应该会事半功倍——当然，个别极具文学天赋的中学生，不在此论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