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的前世今生
　　
　　 自行车问世之初，只是一种纯粹的代步工具，经历数百年的发展以后，现在也是一种体育器械了。前不久在伦敦奥运会上，英国人就在自行车项目中大出风头，拿了不少金牌。有中国网民对此颇为不屑，说人家利用了东道主优势。笑话！四年前的北京奥运会，中国人就不曾利用东道主优势吗？一些人的狭隘民族主义喧嚣，实在让人厌烦！
　　 自行车是人类发明的最成功的一种人力机械，它的出现、并一步一步从简陋趋于完善，是欧洲人对人类社会的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贡献。在回顾自行车的历史之时，我觉得有几个人必须提到。第一位是意大利人达芬奇。
　　 作为杰出的画家，达芬奇的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的传世之作《蒙娜丽莎》，是但凡来到巴黎卢浮宫的人必定要瞻仰的艺术珍品。但很多人不知道，达芬奇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也有着极高造诣，同时还是一位长于发明创造的应用科学家；他也因此被誉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才。1766年，一些修道士在整理达芬奇1490年的手稿时，发现了他构想的一种代步工具。现在看来，这种代步工具，就是后来出现的自行车。
　　 第二位是法国人西夫拉克。
　　 1791年，此人制作了一辆没有传动链条、靠两脚轮流蹬地前进，没有转向装置、只能直行向前的木质两轮车。这个当时被叫做“木马轮”的玩意儿，就是最早的“自行车”。
　　 第三位是法国的米肖父子。
　　 1861年，他们把自己制作的改进型两轮车冠以“自行车”之名，并于1867年送到巴黎博览会展出。自行车之谓，遂一直沿用至今。
　　 第四位是英国人约翰凯斯塔利。
　　 1886年，他设计出与今天的自行车在结构、外形上基本一致的自行车，缘此，被后人尊为“自行车之父”。
　　 当然，在自行车逐步完善过程中做出贡献的人，还可以列出一长串——
　　 第一个给自行车安装上转向装置的，是德国人德莱斯；
　　 第一个给自行车安上脚蹬，并用连杆和曲柄连接脚蹬和后轮，使骑车者可以双脚离地驱车前行的，是英国人麦克米伦；
　　 第一个给自行车安装上链条和链轮的，是英国人罗松；
　　 第一个使用充气轮胎的，是爱尔兰人邓洛普；
　　 面对欧洲人笔下的自行车发展史，我不禁摇头叹息。笨啊，欧洲人，不就是自行车嘛，至于如此浪费笔墨？看看我们中国人是怎样干这种事的吧！史书载：黄帝发明舟车，弓箭，臼杵……还有人具体指出：黄帝发明的车，不但有普通的车，还有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指南车、记里程车；更有人强调，黄帝之所以称轩辕氏，是由于轩和辕都是他发明的车辆上的部件……哈哈!把所有伟大发明都划归大人物名下，岂不是能让草民百姓油然而生敬畏，方便统治者驾驭吗？当然，还有小一点儿的好处：简单的史书对后来需要应付考试的莘莘学子，难度小了很多。功德无量啊！
　　 话扯远了，再来说自行车。
　　 自行车从欧洲传入中国，是清代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的事。这以后的近百年，中国市场上的自行车，全系舶来。我小时候见过的，就有日本的僧帽牌、英国的三枪和蓝翎牌。1949年以后，中国有了自己的自行车工业，上海的永久、天津的飞鸽，都是当时的名牌。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28英寸的加重红旗牌。这种自行车，相当于现在的皮卡，而26英寸的永久牌，则相当于眼下的广本、别克。由此可知，贫富差距那个时候也存在，只不过不像现在这般大的吓人罢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山地车、小轮车先后在美国出现，很快就传入中国。这一类车，主要是用来玩耍、竞技。像小轮车，就有平地花式、U池、街式、泥地跳跃、泥地竞速等花样，其中有的还成为奥运会的竞赛项目，前不久曾在伦敦闪亮登场。
　　 很长时间里，自行车是中国人的主要代步工具，但如今，且不说高速公路根本不允许自行车涉足（也许应该叫“涉轮”），连城市里的道路上，自行车也被汽车挤得几乎无“立轮”之地了。不过例外也有。前年，我在阎良小住，宾馆门外那条连接着诸多航空企业生产区和生活区的宽阔大路上，每到上下班时间（尤其是下班时间），总会有浩浩荡荡的自行车洪流呼啸而过。面对这宏伟场景，曾在自行车时代蹉跎了青春岁月的我，禁不住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椿女(外一篇）
　　 椿女姓李，是半个多世纪前西安市的大名人；其时，不知道市长是谁的西安市民大有人在，而不知道椿女是谁的西安市民，数量怕就会少得多了。
　　 椿女成了西安名人，她的父亲自然也就广为人知。此人姓李名万有，是西安城里有名的财东——要不然，他怎么又被老百姓叫做“李百万”呢？不过，李万有绝对不是当时西安城里最有钱的人。比如，先是创建了大华纱厂，后来又和蒋介石成为儿女亲家的石凤翔，就肯定比李万有富有的多。由此可知，李万有的出名，基本上和他的有钱无涉，而是因为他有着椿女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儿。
　　 李万有是生意人，他的职业是承办红白喜事，放到今天，就是开了一家婚丧礼仪服务公司，属第三产业。在我知道的有关李万有的故事中，好像从来没人提及他的显赫家世，也未曾发现他有什么扛硬的官方背景，再加上李万有从事的行当，在旧时代也明显不被世俗社会高看，综合分析，他很可能属于第一代进城的农民，是从草根阶层起步的创业者。至于李万有的创业历程，我从来不曾做过调查，只是听人（而且不止一个人）说过，此人的生意最初也很一般，只是在有了小女儿椿女以后（把在椿树发芽季节出生的女儿取名椿女，由此也可窥得李万有内心深处的农业文明情结），生意才越来越红火，没几年，就在东大街上有了好多家门面；于是，年纪虽小却能够旺财的椿女，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李万有的掌上明珠。
　　 可叹的是，就像一句西安坊间俚语表述的那样；绳绳专从细处断，你越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摔了，老天爷还偏偏不给她好脸色，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落到了年幼的、饱受父亲疼爱的椿女身上。
　　 事情的来龙去脉有好几个版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但关键的情节却是一致的，这就是，由于一次意外，一壶滚烫的开水泼在了椿女胸前……最后，烫伤倒是治好了，但由于受到巨大惊吓，年幼的椿女出现了严重的智力障碍；通俗地来表述，就是椿女被吓傻了。
　　 傻了以后的椿女，也许并没有多大的痛苦，终生被痛苦撕咬的，是李万有(当然，还有椿女的其他亲人）。椿女长大以后，西安的街头巷尾流传着一种说法：李万有曾承诺以一院房产为嫁妆来寻找一个能善待椿女的女婿，但终其一生，椿女却一直是孑然一身。我想，这肯定是让李万有至死也难以瞑目的深重痛苦吧！
　　 李万有的家在菊花园口西边的东大街街面上（就是老陕西日报社的东隔壁）。脑子出了问题、腿脚却没问题的椿女，在长大以后就常常在这一带活动；说是“活动”，也就是傻站着而已，说些别个不懂得的话语，做些他人不明白的动作，印象中，椿女的四季衣裳皆为深色，倒还洁净整齐，蓬头垢甲脸的情况也很少见，辫子的根部，还常常系着一条花手绢，让人既感欣慰，又觉心酸……生长在富庶之家，年幼时遭遇横祸，长大后又天天到西安最繁华的东大街“上班”，在相对封闭、没有多少各界明星搔首弄姿、招摇过市的半个多世纪前，这样的一个椿女，怕是想不成为古城名人都难！
　　 椿女伸手向行人讨要一毛钱、并用上下嘴皮发出“吐噜铛”这样声音的情况是有的，我曾见过一位老太太一边给椿女钱，一边慨叹：“可怜我娃，还没‘瓜严’（西安方言，没‘瓜严’即没傻彻底），知道钱有用！”但严格来说，椿女并不是乞者。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椿女在西安城里拥有一个小小的空间，保持着她的尊严，这当然有赖于家人的照料，但也折射出西安人的厚道和西安民风的淳朴。想想也是，面对命运，人常常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其实都是“椿女”，所幸的，是我们不曾和一次巨大的灾难迎头相撞，仅此而已！所以，在庆幸的同时，善待那些像椿女一样的不幸者，其实是人生在世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