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思考中国（之一）
　　 在一种高度封闭社会里成长起来的人，对自己生活着的地方、对这个地方以外的世界，都无法避免地会有着偏狭、甚或谬误的认识。很长时间里，我们不就是自以为唯有中国才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天堂，而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各国劳苦大众，却正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渴盼这我们去解救他们吗？也因此，我在年轻的时候，才和亿万中国人一起，豪气十足地不断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及其一切走狗！”现在回顾往事，我们会感到自己非常愚昧、非常可笑，但之所以会如此，责任却不应该由如我一般的老百姓来负，罪魁祸首只能是那种愚民、误国的闭关锁国方略。
　　 改革开放以后，国门打开，当我们一步、一步地看明白了世界以后，也才有可能开始真正认清我们生活着的中国。
　　 具体来讲，我第一次去欧洲旅行时，耳闻目睹，并和我生活着的中国比较以后，让我惊叹不已的不是那里的“现代化”，而是当地出类拔萃的绿色环境。
　　 其时正值春末夏初，是那里的黄金季节。凌晨四点多天就亮了，晚上十点天还不黑，昼长夜短，无疑方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参观游览。至于气温，更是不高不低，时不时还恰如其分地来上一场小雨。对我们这些年年夏天都要在西安这座“火炉”里备受煎熬的老百姓而言，不能置信的是地球上居然还有这么凉快的夏天。再就是触目皆是的绿。比起海南的绿来，西欧的绿显得更充分、更滋润、更优美。当我们乘坐的旅行车沿着高速公路在西欧的原野上奔驰之时，左顾右盼，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绿草绿树，想找到一块（哪怕是一小块）裸露的土地吗？很难，起码我们这次没有发现。更让人惊奇的是，在奥地利，特别是在德国，我们纵横驰骋地奔走了五六天所看到的绿，竟然大都是野生状态的草和树。在奥地利时，从维也纳到萨尔茨堡的一路上，还见过一些供畜牧业所用的大片、大片的人工种植的牧草；而在德国，可是连一块庄稼地（包括人工种植的牧草）也没能见到。问陪同的导游缘何会如此？得到的回答是种庄稼会破坏自然生态，所以德国人不干，就让那么多的良田野着长草长树。以德国人的精明，考虑到生态保护的大效益，这样做自然是有其道理的。但“民以食为天”，德国人吃的、喝的又怎么解决呢？回答倒也十分简单：“一靠发展现代化的高效农业，二靠进口。”德国的国土面积大约相当于两个陕西省，人口也是陕西的两倍，在欧洲算是一个大国了。按国土面积和人口数目的比例来衡量，德国比起中国来不能算是人少。但这么一个人口不少的国家，却把自己人民生活的最基本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它怎么敢这样？当然，其中复杂的国际贸易甚或国际政治背景我无法说得清楚。但有一种感觉却是明晰的，这就是德国很民主，不会干出那种惹得天怨人怒，导致国际社会对它搞制裁、搞禁运的坏事、蠢事；德国又很先进，手中握有世界一流的技术和产品，使得别个不得不用优质的农牧产品来换取。
　　 后来旅行到法兰克福市，导游告诉我们当地有一间规模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化工企业。当乘车路过这家企业时，我们发现左近的河里清流不断，地上则绿树茏葱，竟毫无污染的迹象。向导游发问，才知道这里只是管理机构，生产厂家大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了，在中国也有。原来富裕、先进国家优美的生态环境，是以牺牲众多相对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利益才得以实现并保持的，这当然不公平。但这种不公平又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忍痛接受的现实——毕竟，引进这样的外资企业能提供就业机会、增加税源。怪谁呢？想来想去还是怪我们自己。谁让我们在好几十年的时间里不重视经济建设而醉心于阶级斗争！谁让我们曾那么起劲地生产人口而相对忽视对物质财富的创造！我们现在所承受的不公平，其实是在为自己过去的失误付出代价。
　　 在西欧，不但在田野上举目皆绿，鲜有荒芜，而且在城市里也是绿地处处，美不胜收。出访西欧六国之前，我曾找来一批有关的书籍阅读，其中便有曾纪泽（曾国藩长子，曾任清政府驻英、法公使）的《使西日记》。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西人地基价值极昂，故好楼居，高者八九层，又地穴一二层为厨室、酒房之属，可谓爱惜地面矣。然其建造苑囿林园，则规模务为广远，局势务求空旷。游观燕息之所，大者周十余里，小者亦周二三里，无几微爱惜地面之心，无丝毫苟简迁就之意。”此次访欧，我们曾在维也纳、慕尼黑、柏林、巴黎等地游览了五座旧时的王宫，每座王宫的房舍都不是很多，却毫无例外地皆有一个面积堪称巨大的花园，印证了当年曾纪泽的记载。人置身于这些花园之中，心旷神怡的感觉便油然而生。与此种景况相反，北京的故宫房舍极多而御花园极小，显得繁琐、小气，给人一种压抑感。我一向不喜欢北京故宫，曾写文章表述过如下观点：一座建造于中国封建社会式微年代的皇宫，尽管极尽铺排奢华，却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死板、呆滞的衰败相，仅皇宫中极少有树木这一条，便造成了一种死气。而欧洲王宫广辟园林，多植树木，则显得生机勃勃。这种重视绿化的建筑思想，不仅体现在王宫里，在市政建设中也得以贯彻。西欧城市里的绿地颇多，几乎是随处可见，其中有一些并不刻意修饰，显现出一派野气，宛如“城市里的乡村”，作为对“钢筋水泥森林”的一种调剂，为城市的面貌增色不少。
　　 在欧洲，还有一道令人感动的风景线，这就是人与鸟是那样亲密无间地相处。许多城市的广场上都有鸽群或漫步、或低飞。在欧洲鸽子的心目中，人类显然不是它们的敌人——非但不是敌人，简直还是朋友呢！所以，鸽子落在人的肩上、手上、乃至头上的动人景象便是司空见惯寻常事了。我也幸运地有过此种经历。当几个弱小的生命十分信任地依偎在相对强大的你的身旁的时候，对生活在弱肉强食丑恶现象远不曾绝迹的人类社会中的我们来说，心里所产生的幸福感的确是难以言状的。西欧多水，我们旅途中多次邂逅的河流、湖泊之中，都有水鸟出没，高雅者有天鹅，低俗者有野鸭，一概都不怕人，你完全可以近距离地去给它们拍照、喂食。中国人的善吃是世界有名的，并且在“天上飞的比地上跑的好吃，难得到的比容易到手的好吃”这么一种观念的影响下，又特别喜欢吃鸟，甚至追求吃珍禽。倘若整日里担惊受怕的中国的鸟知道欧洲的鸟竟有如此幸福安宁的生活环境，真不知道它们会不会一批又一批地向那儿“移民”呢！
　　 在西欧的二十多天里，有一天的旅行，让我们最深切地感到了那里自然环境的无以伦比的美。那是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萨尔茨堡大学的教授温克莱娜女士和她的朋友开着他们的两部私人轿车，陪我们在沿着阿尔卑斯山北麓的一个由一串明珠似的湖泊点缀着的自然风景区游览。湖泊中最有名的一个叫月亮湖，是著名的好莱坞故事片《音乐之声》的外景地。我们在月亮湖近旁的一座小山顶上的咖啡店小坐，俯视蓝色湖面上飘动的点点白帆，嫩绿色的草如地毯一般从山顶一直延伸到湖畔，而远处的森林则呈现出凝重的墨绿色。整整一个白天（而且是一个长长的白天），我们边玩儿边走，一个湖泊、一个湖泊地游过去，晚饭时忽然下起了雨，但转瞬间便雨过天晴。推开我们用餐的那家临湖而建的漂亮饭店的窗户向外望去，但见如洗的蓝天上架起了一道美丽的七色彩桥。我们静静地坐着，感到自己在一派静谧之中渐渐地融进窗外的青山绿水…… 西欧人的确是“上帝的宠儿”，造物主给欧洲这块土地所创造的在整个地球上属于出类拔萃水平的自然条件，真是让人羡慕。但是，除过大自然的恩赐以外，欧洲人自己是不是也做过值得称道的努力呢？仍然是在那本《使西日记》里，曾纪泽写道：“西人御旱之法，曰凿井，曰种树，皆所以引地气接天气也，收效虽迟，而成功之后，常得奇验。英法诸国，皆以劝民种树为大政，伐一株者责种两株，言多种树木，不独可以除旱灾，兼能减民间疾病云。”由这段在一百多年前写下的文字我们可以得知，欧洲绿色浓郁的优美自然环境，也凝聚着几代人在正确观念指引下的辛勤劳动。
　　 相比之下，中国在这个方面又做得怎么样呢？当大家都在拼命高速发展的时候，当人们为GDP的飞快增长欢欣鼓舞的时候，是否也认真计算了我们所付出的环境成本？是否时时不忘我们有责任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青山绿水？说句老实话，访问欧洲归来，我很有几分遗憾地确认了如下一个事实：即使未来一二十年里中国在经济建设上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这一代人也是绝对不可能享受到如西欧老百姓眼下所过的那种高质量的生活了，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在短时间里创造出一个同他们那儿一样好的自然环境。但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难道可以不马上行动起来保护环境，在中国的大地上播撒下一片又一片的绿色吗？
　　 在欧洲思考中国（之二）
　　 商子雍
　　 在人类历史上，但凡社会不安定时期，群众集会似乎多是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被官方或民众所使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劳工运动高涨，工人集会游行的场面虽未亲历，但在电视上却多次目睹。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或欢呼毛泽东最新指示的发表，或支持古巴、越南、巴勒斯坦、巴拿马、多米尼加人民的反美斗争，老百姓被组织起来上街集会游行，也是司空见惯寻常事。而眼下的欧洲，充满对抗情绪的群众集会也还有，比如在北爱尔兰、西班牙等处。但我这次访问的六个国家，却显然都是稳定祥和。我所接触到的当地居民，或紧张地工作挣钱，或悠然地度假休闲，蜂拥至广场大街，起哄式地表示抗议什么或打倒哪个的事，对他们而言似乎是不想去干也无须去干了——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我在足球场附近见到的球迷，但他们旗帜鲜明的拥护，只是冲着足球，与政治无涉。
　　 说来也是，一个国家，倘若法制健全，联系上下的渠道畅通，官员百姓士农工商各个阶层就完全可以安分守己，各司其职，没有必要大轰大嗡地搞群众运动。反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倘若群众集会不断、游行示威不断，那只能说明这里存在着太多的问题，进而可以断定这里的民主程度、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也一定不能让人满意。
　　 不过，在二十多天的被我称之为“安静的欧洲之旅”过程中，也曾好几次同热闹火爆的群众集会不期而遇。
　　 一次是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我们应该市市长邀请，去参加那里一年一度的“年集”活动。活动在市郊的一个展览中心举行，我们作为贵宾，当然是免费参加，但我注意到，众多的参加者，却是要购票入场。由此也可得知，这个人头攒动的集会完全是群众自愿参加的。让人不胜惊讶的是，国内常见的那种农民坐拖拉机赶集的景况，竟然也在这次“年集”上出现，不同之处仅在于萨尔茨堡的农民身材高大，面色红润，服装整洁，所驾驶的拖拉机较国内要新、要先进而已。“年集”的开幕式简短而热烈，市长致辞，鸣放礼炮，在乐曲声中为当地一家啤酒厂的产品“开桶”（市长和老板一起把一个龙头用木槌敲进啤酒桶，并从中倒出第一杯啤酒），然后就是大杯喝啤酒，大盘吃炸鸡，觥筹交错，十分热闹。除过喝酒吃鸡之外，“年集”还有购物和游乐两项内容。商家在展览厅中摆摊设点，以食品日用小商品为主，也有一些服装，推销人员既宣讲又演示，十分卖力。至于游乐场里的那些玩意儿，倒是和我们在国内见过的大同小异，只不过更新一些、种类更多一些、装饰得更花哨一些，加之游人熙熙攘攘，显得格外壮观罢了。
　　 类似的游乐性质的群众集会，我们还邂逅过几次。在德国的多特蒙德市，为期三天的食品节正在进行，在位于一个广场中心的舞台上有歌手演出，演唱水平倒不是十分出色，但一套音响器材却的确出类拔萃，让人羡慕。簇拥在舞台四周的小吃摊点上顾客满座，热闹非凡。我们也混迹其中，喝啤酒，吃热狗，虽然和周围的德国人语言不通，却让人在喧闹之中感到了一种和谐安宁。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好像是由某个宗教团体组织，一群老人在市政广场演出民间舞蹈。扎制而成的高达三四米的假人，由真人钻进去在乐队的伴奏下翩翩起舞，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表演者旁若无人怡然自得，观赏者鼓掌喝彩情绪热烈，都给人以深深的感染。
　　 同上述几例能给人愉悦、兴奋，让人感受到你是置身于一个和谐、安宁的社会的群众集会相反，那种令人困惑甚或让人厌恶的集会，在欧洲也曾“有幸”碰到过一次——之所以说“有幸”，是因为这对我们全面认识西方社会不无裨益。那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我们去风车村游览途中，忽然发现前面的一个小广场上聚集着不少人，同时还有一些全副武装的警察（其中有的是骑在高头大马之上）在四周警戒。经打听，才知道是一伙吸毒者和同情吸毒的人在此集会，要求政府对毒品进一步开放。两个多小时后，我们游毕风车村原路返回，发现这伙人的集会已经结束，开始沿街游行，我们所坐的中巴被堵住动弹不了。从车窗向外望去，游行者以青年为主，约有一两千人。他们边走边喊，且有广播车助阵，但大体上还算是有秩序，未见哪个人胡打乱闹。数量不算太多的警察或骑马，或步行，掺杂在游行队伍中一起前行，游行者不理睬警察，警察也不干涉游行者，二者一副井水不犯河水的样子，倒也相映成趣。我问导游：“这样的游行在荷兰常有吗？”她答：“这种集会游行事先要申请，集会的地点、游行的路线都由警察局指定，手续挺麻烦的，并不是天天都有，你们这次碰上，算是多游了一个景点吧！”闻听此言，我不禁哑然失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