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是父亲诞辰80周年的纪念日了，自从老人家安详的离去之后，我不知多少次梦见您的背影，感悟到憨厚的笑容。中秋节到了，您是否能从天堂匆匆赶回，和从前一样与我们度过一个温馨而又充满欢乐的节日，让您的子子孙孙为您的八十寿辰献上一份爱的崇敬？
　　 父亲健在时，我很少写我的父亲，尤其在年轻时，更是这样，甚至很少提及他勤勤恳恳，老实巴交的一生。这是因为年少时虚荣心的驱使，觉得怎么写他们也是一个农民，而我成家立业后的几十年也风风雨雨，走南闯北，对老家的感觉渐渐地模糊了好多，等过了不惑之年，原来对农民的类似于城里人那样的淡化和排斥没有了，也不再父母是农民而嫌弃了，即使他是我的父亲。
　　 在早年，尤其是在部队，在大学的那些年，我是很忌讳提及自己出身的，因为那代表了那段贫穷的日子，一触及就会伤筋动骨。最严重的时候我曾经饿得几次昏厥，差点没有饿死在砍柴的路上。这当然不能怨我的父亲，都怪自己太嘴馋，本来是要等砍到柴火挑下山后，让蚂蚁吃饱了我再吃的一点米饭，在去上山的路上就狼吞虎咽的填到肚子里去了。这样的情景数不胜数，几十年过去了仍然记忆犹新。
　　 少时的饥饿，褴褛的衣衫，瘦骨如柴的身子，在我一生中留下的是最深的印记，而在众人面前，我总不好意思开口，即便是“忆苦思甜”的大会上，情及深处时也是暗暗的泪滴，谁敢说新社会的不是？！
　　 现在我依然清楚的记得那难以抵抗的饥饿袭来的日子，那是无数个上小学读书的上午，每到课间操快到来的时侯，这腹腔就像抽去了肠子，坐在教室里就跟蹲在班房里一样，早餐的那两碗稀粥早就随两包尿排出了体外，这时跟我一样的多数孩子们，都因为身体缺糖导致的低血糖而两眼发黑，看着教室里老师的身影好像就和黑板融为一体，一身的虚汗往往会浸透那尽是补丁的布衣，即便是这样残酷的事实面前，我仍暗暗地鼓励自己，一声不吭地坚持到下课铃声的响起……
　　 课间操到了，常常是没有几个学生会跟着老师做操，而很多同学都跟我一样跌跌撞撞的往家里跑。当我闯进家门的瞬间，我俨然就成了一匹恶狼，不顾后果地将本来属于中午的那钵子米饭饭狼吞虎咽的吃了个精光，吃起来是这样这样的甜，又是那样的香，此时此刻的感觉就是上了天堂！随着体内米饭酶的转化，糖分的补充，这双眼睛也渐渐复明，耳朵的听力也基本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可是，等放学回家后，我的那钵子午饭早就化为乌有，爸爸见此情景只是无奈的摇头，而可怜我的母亲，只好将自己那份钵子饭给了我，自己到附近的菜园子里摘几片青菜，从瓦罐里抓一把芋粉放在锅里搅拌几下，就算一餐。那时我还不懂得父母参加强体力劳动的苦楚，更不知道他们所承受的饥饿远远胜过我。
　　 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体验什么是饥饿，什么是死亡。而且从那时我就想过，死亡其实就是一片空白，而饥饿却是无法承受的痛疼，所以直到如今我最惧怕的还是饥饿而非死亡。
　　 无论再饿，心里多少委屈我从来没有向父亲讲过，很多事情我都没有跟父亲讲。我不愿意跟他讲，我总觉得他帮不了我。不知什么原因，我从来就没有觉得我的父亲很伟大，就在小学写作文的时候我写母亲的故事多，即便题材上需要，我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记记流水帐，没有丝毫修辞上的虚构和夸张。父亲每天要劳作很长时间，我每次从学校回来，做完作业看到他的时候，他都还在田野上。很多时候看着忙忙碌碌的父亲心里不好受，总会自觉地帮他干点什么。可是尽管一年到头忙忙碌碌的干，除了赚点工分再也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老实巴交的他只能在生产队的这颗歪脖子树上吊死。爷爷常常批评父亲：“做人冇个生活计，累死一只牛。”
　　 现在想起来，爷爷的话固然有道理，但在那个年代即便是孔明老先生在世，也难以施展他的聪明才智。
　　 生产队供应的口粮人均还不到40斤谷子，我知道没有一个月能从月头吃到月尾的，少则相差四五天，多时相差六七天。我看着父亲常常一筹莫展，自言自语地往床上一躺，宁可饿死也不去求人。在他看来借米、借谷如乞讨，借衣借衫脸面都丢尽了。俗话说：“一餐无粮兵都散”七口之家不能有一日断粮的，最后只可怜了母亲上家跑下屋地借了东家借西家，如果遇到人情上下，礼尚往来，也是母亲求了上家求下家，甚至连做客的外套也是借来相对宽裕的大娘、婶婶的。母亲说：“借债还债，驳长世界。”
　　 我实在是太早知道生活的艰难了，那种贫穷阴影已经沉淀到我血液里，浇注在我的性格中，这种印记我总想在某一天将它彻底抹掉，可是终归没有办法。那种因贫穷而忧虑，因怕饿而患得患失心里就像幽灵似的困扰我好长一段时间。这也许就是所谓的贫穷因子埋在我的肌体的缘故吧。
　　 因为太过贫穷，我总是埋怨是父亲太窝囊造成的，在很早的时候我就曾想取代他的父权。因为我觉得让我来当家，我会尽快让这个家多要点稻谷，我会想方设法让家里所有的亲人不因缺粮而饥饿，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父亲一直在让我读书。父亲在这一点上有着出奇的威严，他不让我有决定权，他说：“你只管去读你的书，生活上问题我和你母亲会想办法，只要你能读下去，高中、大学，你能读多久就读多久。”
　　 我并不觉得这是多么好的许若，很大程度上我读书是为了能走出大山。至少要比父亲变得伟大一点才好，可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将教育圣地搅得乱七八糟，我和很多孩子一样还没等上完初中就因为整天学习“语录”而辍学回家了。回家后，尚未到劳动力年龄，我只能帮助父母做些家务和打点零工，晚上就对着煤油灯看看连环画，小说什么的，偶尔我还会去不远的公社，在文书那里找些旧报纸来看，以此来消磨和打发时光。
　　 大概过了半年，我看到这个家江山依旧，日月如初，父母在生产队里就像两头老黄牛不停地耕耘着，要想出去干点别的比上天还难，而尚未到年龄的我，正是出门找些副业门路好时机。我简单地将想法告诉了父亲，得到他的应允之后，经过我的同学唐文苑的介绍，我被正式吸纳为人民公社泥木社的临时工。
　　 从那时开始我似进入了一个梦靨年代。我的同学唐文苑是泥匠学徒，每天跟着师傅不是砌墙就是刷墙，而我的工作就是挑灰、挑水、搓砂浆，偶尔还要挑砖、挑瓦、挑水泥。每天说是八小时工制，而有时候为了赶工期还要加晚班。然，最值得庆幸的是，在县城做了三个月之后，我和师傅们一起到离县城三十公里的版石化工厂去建厂房。也就在那时，文苑他的师傅给我报上去的工资批下来了，按照当时的标准，我竟然可以领到师傅们标准的三分之一的工钱。即：每天6角钱，这样我一日三餐不但能端上四两米的钵子饭，实在太饿时还可以外加一些杂粮，蔬菜什么的。就我那时候的标准，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像父亲这样在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了。
　　 半年之后，我渐渐地懂事，每天晚上睡前都会想问题了。我想，每天照这样下去，只能是自食其力，没有能力来帮助父亲减轻点负担。就在我左思右想的时候，文苑他告诉我：“现在这工地上需要很多的泥沙，厂里以每立方三块钱面向社会大量收购。工地上有一辆手推车，是胶轮的很轻快，你可以在早晚休息的间隙去山下的河岸里取沙，用此车推上来，我估计你早晚各一次没有问题，一个立方的沙你两天就能完成，这样你就可以一天赚到一块五毛钱。”对于文苑同学的好心我很是感动！感谢老同学给我指明了方向，为我创造了赚钱的门路。
　　 果然如此。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除了老天下雨，我几乎马不停蹄的干，少则两个早晚，多则三个早晚我就能拿下一个立方，而且都是现金结算。就在那半年的时间里，光卖沙我就赚到近两百块钱。
　　 那年春节回到家里，我满脸堆笑地告诉父母：我是大人了，可以为家里赚钱减轻你们的负担了。当我将这个沙钱和工资凑起来的三百五十元交给父亲时，他为我小小年纪就能交出这么多的钱而泪流满面。父亲说：“我第一次见到这么的现钱，你知道吗？这些钱可以买到十担黄澄澄的高价谷哦！”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像个孩子一样高兴的心花怒放。就在那一年，我才十四岁，因为严重的体力消耗和营养缺乏，我终于累病了。在这一年的春节我是在大队的医疗站度过的。赤脚医生告诉我，我的身体比正常孩子的身高和体重都差很远，如果继续累下去，恐难以再长高了。
　　 一年之后，县里在版石河建一座水电站，每个生产队要安排十个强劳动力去参加电站建设。那时不像现在什么都是机械化作业，而搞的是人海战术，生产队为了尽量减少强劳力的流失，专门挑了一些非主要劳动力到电站工地去凑数。听到这个消息，我毛遂自荐，想不到队长竟然会破天荒的同意。
　　 我把我可以和大人一样赚十个工分的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欣然同意地说“去吧，也许这是一次机遇，尽管你文化程度不高，但相比你的同龄你就是很可以的了，只要你在哪里干得好，说不定将来还能有机会留在那里做个电工什么的呢。”我觉得父亲说的有点儿玄乎，但望子成龙的心情我能理解。就在当年的冬月，我离开了公社的泥木社，离开了我那个穷困潦倒的家，冒着厚厚白霜跟随大人们出发了。
　　 走了一整天，终于在傍晚时分抵达了电站工地，展现在我眼前的是版石河西岸的河滩上搭建了四排数十间茅棚，茅棚内的床铺全是杂木棍扎成的，我们濓江民工团的就在这些工棚的中段。我所在工棚一共住了六十个人。尽管寒风肆虐，地面进风，但由于人多，人气抵御了寒冷。
　　 我周而复始地跟着大人在大坝的两头扛石头，按照当时的说法，可谓战天斗地，在我的日志里现在还写作：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斗它个翻天覆地，斗它个十年八载。
　　 在电站干了不到三个月，工地上负责宣传工作的干部发现我有唱歌的天赋，尤其是唱样板戏，那是我的强项，人们都说我的模仿能力特强，每一个唱段都是有板有眼的。为此，工地就将我抽调到指挥部的宣传组去了，每天除了和几个上海女知青到各个工地去演唱几场《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京剧选段，在电站《人定胜天》的期刊里写点诗歌散文什么的，以此表彰些好人好事，就再也没有更多的事了。我非常庆幸自己能有这么好运气。
　　 一年之后，因为文革而停了两年的征兵工作又开始了。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棒的我听到这一消息真是喜出望！电站准了三天假，兴致勃勃地来到县城参加了体检。俗话说：“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命中注定了要从武的我一举通过体检、政审，一个月后我成了一名军人。
　　 农村出来的孩子到了部队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吃饱穿暖，尽管当新兵非常的艰苦——甚至可以说是残酷，可我从来就没觉得苦，无论投弹、射击、单兵队列、单兵战术还是野营拉练，我都能轻松自如的应付，每个科目都能顺利通过。再后来的全军“军事五项全能”比武时我竟然一举夺魁，为我们部队赢得了荣誉。可是，好景不长，命中注定不是当军官的我，正在入党，准备提拔之际，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裁军开始了，整个师，整个团的从军队序列中退出，命运多舛的我随着我的连队和我亲爱战友们的“消失”而退伍回乡。
　　 记得我刚到县汽车站的那一瞬间，满是灰土的我，头戴军帽，穿一套草绿色罩衣，父亲这时远远地看见了我，走过来看着我，眼含热泪地说：“嗯，长大了，像个大人了，回来就好，一切都以后再说。”这时我看到父亲老了许多，两鬓的白发依稀可见，额头上也添了几道深深的皱纹，此时此刻，我心里一阵酸楚，总觉得老天对我不公甚至是过于的残酷……
　　 回乡之后，正值全国性的备战备荒，大搞“全民皆兵”，有劲没地方使的我，被公社武装部抽调去武装民兵营当了一名战术教练，尽管是拿工分的，我仍然很乐意，因为我觉得终于有了用武之地。闹腾半年之后，我被公社推荐给了当时的供销社，当了一名代销店的售货员，除了能拿到丰厚的四五十块钱工资，还有很多的时间用来读书，为我后来考取大学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和我一起退伍回来的那些吃商品粮的战友都分配了工作，相当部分被分在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做了职工，而农民子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时候的我，心里就像如刀绞一样的难受，暗暗发誓：不走出大山誓不为人！上帝从来不会亏待那些踏踏实实读书做事的人，只是一年的功夫，我终于考上了我魂牵梦绕的大学。
　　 就在那个夏天，我第一次见识了满屋子的热气，满屋子的人，来自远方的，邻村的，本家族的亲戚朋友，反正来了很多。他们都是自发地来我家里恭喜、道贺的，这时的父亲像机器人似的不停地在厅堂与厨房之间来回穿梭，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他舒展着紧锁了半辈子的眉头。
　　 大学四年，父亲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尽管不像现在上大学要高昂的学费，但就每月五六块钱的基本费用也够他承受的。父亲一改过去的依赖和“懒惰”，几乎是在拼命地干活，除了生产队里正常的农活，只要有空就翻山越岭，担柴卖木，挑石灰，以此保证了我的学习和生活。
　　 接着爷爷、奶奶的相继去世，我再一次感受到父亲身心力交瘁中所承受的压力。这时候我深深地懂得，父亲给我寄来的不是钱，而是寄来一瓶瓶鲜活的血。我也第一次感悟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亲情可以超越于父母，觉得父亲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即使他不伟大。
　　 在大学的日子里，我实在难以忍受已经日渐苍老的父母还要像输血一样的供养我们。当白皙、鲜嫩、略显胖乎的我跟黑瘦、干瘪、苍老的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备受煎熬，为什么代际之间要这样传承、延续？
　　 那年春节我回了家，年三十的那个晚上我对父亲说，我要开始自己养活自己，我可以在学校挣钱，我会比你能干的！父亲很激动，很干脆地扇了我一巴掌，父亲比我矮小，几乎是跳起来扇的。他的眼珠子圆滚滚的，夹杂着血丝，迸发出愤懑和还有许多说不明白的情绪。
　　 为了不让父亲为了我而身心俱损，我决定不再向家里要一分钱，而是利用学校勤工俭学的良好条件，坚持白天上课，晚上在学校实验农机厂上班，利用节假日上全日制班等等，基本做到自给自足，彻底的免去了父亲的后顾之忧。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我才明白，那时的父亲简直是匍匐着生活，尽最大努力给我撑出空间，而我还嫌弃他撑出的空间太小，这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我再也没有向父亲要求什么，而以前觉得关键的权力，也随着父亲的衰老，随着我参加工作而自然地转移到我的身上，可是我却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权力的味道。我也发现父亲确实要比我伟大，因为我现在要学着他以前的样子，慢慢地弯下腰，把整个家庭的担子挑在肩上。他太老了，已经挑不动啦。
　　 自从我退居了二线，携妻带子来深圳之后，我就曾几次征求父亲的意见，问他是否和母亲一起到深圳来，可父亲摇头说：“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不想离开这里了，只要你们平平安安地在那里过好日子，我也就放心了。”
　　 每年春节回家的时候我都得为父亲带上两条他喜欢的上等香烟，父亲接过烟的样子像极了我小时候从他手中接过糖果的样子。他把包装精美的烟盒拿在手中把玩着，然后抽出一支在鼻子里嗅嗅，再点燃了，美美地吸上一口，剩下的便妥帖地放在自己的布口袋里，那满足的样子仿佛是他一辈子辛劳后得到的所有财产。就像小时候，我以为世界上最大的财产就是那满缸的大米一样。
　　 父亲，您老人家安息吧！在您的八十寿辰之际，写下我心中的不曾忘却的回忆，那是您的儿女们在深情的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