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现在很少有人讲故事了。就是清末民初这一段时期盛兴于大江南北的评书，如今也风光不再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群众文化生活有质的飞跃，评书、相声等一些传统艺术受到了现代文化生活环境的挑战，以评书为业的艺人相继改行了。以讲故事作为文化娱乐活动来开展的理念，淡出了历史的镜头。
　　 现在为什么很少有人说故事了呢，是因为我们现在是高科技应用的时代，是信息时代，讲故事的工作都交给电视、电脑、影碟机、甚至是手机去完成了。现如今人们对讲故事不再感兴趣，人们宁可去看相关的影视片，却不愿意听你讲故事的。
　　 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我的童年时代。那时候我生活在山区农村里，我渴望能知道更多的事，于是着迷于听大人们讲故事。好在那时候那里的农民们也喜欢讲故事，这使我得益非浅。可以说，我是在听故中度过我的童年的。
　　 我生于1950年代，30年前虽然没有机会进过正规书院听评书，但也听过不少的故事。那时候正是文革“破四旧、立四新”的疯狂时期，课本里、课堂上讲的全是“战斗英雄”、“革命英雄”、“反潮流英雄”人物的故事，诸如董存瑞、黄继光、欧阳海；邱少云、刘胡兰、向秀丽；雷锋、王杰、焦裕禄；麦贤得、陈永贵、郭凤莲；还有张铁生、黄帅、张海迪等等。要说我听过评书的话，那只有唯一的一次，那是1983年10月，我在苏州大学进修时，在苏州市观前街得月楼和松鹤楼附近的苏州书院，听过一回“武松打虎”。
　　 上世纪50年代以前，我的故乡山区农村，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公路，物质生活条件很艰苦。加上那时候没有电视，电影一年才在大队部放几次，人们缺乏必要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也许是为了弥补精神上的空虚，人们就自觉地尽可能地挖掘本土的文化资源，收集、整理和加工民间传说故事，并在道公的经文和师公的唱本里找到可以利用的东西。为了消遣精神上的寂寞，茶余饭后人们就讲故事。
　　 讲故事在我们故乡老家那里叫“讲古”或“谈天”。曾记得那时候我的那个小山村，老人们个个会“谈天”，人人会“讲古”，就是一字不识的老太太也能讲出十几个经典的来。山村里每逢闲时聚会或过年过节，大家都乐此不疲。尤其是中老年人，尤其是中老年的男人，他们好像有满腔肚子的故事，倒也倒不完的。
　　 山乡里的农伯们，凡见过世面的或识字的都会讲“官家的故事”，什么“封神榜”、“唐僧西天取经”、“方世玉打擂台”啊，什么“董永与七仙姑”、“布伯与雷王”啊等等。我现在才知道，他们之所以懂得这些，是因为他们从道公、师公的经文和唱本里学来的缘故。而那些不识事的中老年妇女们也不逊色，她们也会讲一大箩一大箩的故事，但她们讲得更多的是乡土民间传说的故事。正是这种讲故事的风气，使得山旮旯里似乎也浮动着一丝文雅的气息。每当他们讲古的时候，我小孩子家就搬只小板凳，静坐一旁，仰着头，凝神注视着他们的表情，聆听他们的言谈。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年代一些讲故事的情景。
　　 那时，我家隔壁有一叫韦居安的中年汉子，他当过兵，“走过广”（见过世面），为人性格开朗，幽默诙谐，虽然务农为业、家储不丰，但不乏气质。每当他的朋友来，他们就坐在堂屋神台下，依着八仙桌，一边抽烟喝茶，一边讲古。他们长话难收，夜深不疲。有一天黄昏，居安的“老同”（结义兄弟）黄吉昌来访于他，他满面笑容地迎接，一番寒暄之后，居安对他说：“你明天才回去好吗？我们长谈一夜怎样？”吉昌欣然答应了。居安回头吩咐里边的老婆说：“你立刻生火做饭，我要跟老同讲古，我们一边讲古，一边帮你剥瓜苗。”然后他对吉昌说“太阳落山，屋外凉爽，来！你跟我将桌子抬到屋外草坪去，咱们到那儿讲古岂不爽快！”吉昌连说“如此甚好！”只见他们在草坪上安好八仙桌，一边一把太师椅，桌上放着一壶茶，一盒旱烟，两支长杆烟斗。那两支长杆烟斗是用菁蒿梗特制的，各长四尺许，是与好友休闲长谈时才使用的。他们一边慢悠悠的剥菜，一边乐滋滋地讲“封神榜”的故事，两人谈的十分投合，你讲我听，我讲你听，不时互相纠正或补遗。居安给吉昌填了一斗烟，也为自己填了一斗，然后向屋里边嘁话：“孩子他妈！你来帮我们点烟，我们是用长杆烟斗的！”话音刚落，只见居安老婆从火灶中抽一根带火的柴条走来，笑容可掬地点了吉昌的，然后再给自己的丈夫点上。居安、吉昌稳坐太师椅，扬起长长的烟杆，抽一口，说两句，悠然自得地从口角吐出袅袅的青烟。他们就这样聊到天黑，晚饭之后，又继续着未讲完的故事，直至更深夜阑方休。
　　 我的伯祖父桂元公，当时是七十多岁，是个老道公，号称“三代道家”，毛笔字写得非常好。桂元公家藏两大柜子的“经书”（道公用书），文革时期大部分被收缴，1966年公过世了，余书散于弟子和焚烧送丧，以致家藏尽罄。那些经文，是历代师父所传，里面揉和了道、儒、释三家思想，又称“三教道佛经卷”，是农村办丧事开道场之用。不过那些经书记载了很多中国古代典故。道公是有文化的人，他们常把经卷中的古典故事用壮语演唱出来，使得那些故事得以流传于妇孺之中。所以凡有道公的村庄妇孺皆会讲故事，我也得益于此。
　　 桂元公有一种旧时代文人的特有气质和风度，处处显得儒雅，非同一般农民。他的住房里摆设很讲究，使客人一来就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氛。他的住房中设有一个大“火塘”，几乎一年四季都有火，火边常温一壶茶，客人来了，他首先亲手捧茶相敬，然后同坐“火塘”饮茶谈天。凡有客人来，必须办饭，挽留客人用过饭后方许出门，这是他家祖传的门风。如的亲朋好友来，他一定酒肉款待，挽留住宿，彻夜谈天。我的外公唐祖樊，也是个旧时代的文人，读过《幼学琼林》、“四书五经”，他记忆力特好，最擅长讲故事，话语滔滔不绝。对于《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封神演义》的故事，外公几乎全背下来了。外公家住很远，每次来我家，要走近一天的山路。外公是伯祖父最敬重的人和最要好的朋友，当时两佬的年纪相近。外公每次来都受到伯祖父的特别招待，他们俩经常围炉煮茶、彻夜谈天，白日再睡。有时他们一谈就两天，雅兴之浓，无人可比。每当两老谈天时，我就坐在一旁静听，我困了就躺在火塘边的长条凳上，有几回睡着了，差点落到火塘里。
　　 曾记得，我的那个小山村，有几个最擅长讲故事的老太婆和老妈子，他们是爱莲奶、五奶、和财奶，光妈、波妈和色母。每当过年过节，这些妇女们就聚在一起，一边做些针线活，一边讲故事，他们轮流着讲，讲的内容很丰富，细节很生动，她们一个个好像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我小时候，算是她们最入迷的听众了，我听了之后，立即又去讲给小朋友们听。我是从她们那里听到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什么“娅喝更勒一”（壮语，相当于汉话的“狼外婆吃小孩”），什么“山伯与英台”、“光金与光贵”、“坤广与广坤”、“老虎与猫”、“水牛斗老虎”、“寡妇与蛇”、“水灵筒”、“熊人”等等，讲得绘声绘色，情节趣味生动。我绝不相信那些故事是她们自己编出来的。因为从她们讲述时所伴随的喜怒哀乐爱恶惧的神色看；从不同的人讲同一故事的一致性看；从那个年代从来就没有人觉悟到“故事可能是人编出来”的事实看，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我不知道她们讲的这些是从哪里得来的，是不是她们出嫁之前在娘家，她们的父母也讲这些故事呢？有一点特别要敬佩她们的是，她们都不识字，从小就没读过书，她们都没有笔记的能力，就凭着记忆，一口气讲它半天，思路却十分连贯，没有卡壳或混乱。
　　 时间到了1972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参加生产队劳动，那时候大兴并队之风，生产队的规模大了几倍了。由于我个人好学性格的原因，我专门加入老农伯的队伍，并不喜欢跟青年小伙子们在一起笑闹。这时我发现老农伯们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的那么“土”，而是不乏文明和文化的气质。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会讲很多故事，诸如桂华公、景宏公、绍珍公、景芳公、吉开公、桂必公、绍仁伯、俊文伯、景柏叔、景堂叔等等，他们这些山村的“有识之士”，热衷于一边劳作一边讲故事。他们所讲的故事，层次又高了一点：什么“开开辟地”、“姜太公钓鱼”、“羿射九日”、“文王演八卦”、“包公审石头”等等。他们当中有些人能背很多诗，有些诗其出处不详，难以考证，如：
　　 扶桑原来是吾家，阴风吹我到中华。
　　 鸡鸣犬吠皆相似，到处杨梅一样花。
　　 又如：
　　 日闻雅藏孤雁叫，夜听红河水潺潺。
　　 松木布满万重山，流放凌乐几时还？
　　 又如：
　　 人生来世也可怜，又找食来又找穿。
　　 衣食住行不方便，两脚奔走手不闲。
　　 等等。不知是什么因素的影响使他们有这样雅兴和精神我是不得明白的，也许是先辈遗风的缘故。事隔将近四十年了，他们这些人大多都与世长辞了，在写这篇文字的当儿，我深深地怀念他们，也许现在的他们，却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正聚集在一起，正在讲述人间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