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笔者最为欣赏的古人。他把兼济型与独善型两种人格，合为一体却不简单相加，这种兼容协调型人格堪称传世典范。在古典气质失落、尘世生命无根的现代社会，有必要反复感受他的人格魅力，以借鉴于自己的人生。
　　
　　 追根溯源，苏东坡所景仰师法的人格标本，主要有三个：庄周、陶渊明和白居易。
　　
　　 “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在人生境界方面，苏东坡自认为“甚愧渊明”，他渴望自由，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像陶渊明那样回归自然，却终究没有选择做一名彻底的隐士。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苏东坡仰慕陶渊明，只是欣赏他不在世俗中委曲求全的那份执著。纵观陶渊明一生，尽管他是因为“有志不获骋”而“归去来兮”，“兼济”不得才去“独善”，并且是在入世和出世的反复选择后才弃官归隐的，但是，那不是官场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不是被逼无奈的逃遁，而是发自内心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
　　
　　 不可否认，陶渊明还是将入世的“兼济”和出世的“独善”割裂对立来看待了。他把官场比作“尘网”、“樊笼”，把自己比作“恋旧林”的“羁鸟”、“思故渊”的“池鱼”。生平喜欢观“榆柳”、“桃李”，听“狗吠”、“鸡鸣”的他，觉得官场繁缛和喧嚣，缺少自然界的生机与宁静。既然入世就是“误入尘网中”，出世就会“心远地自偏”，那么，弃官归隐的就是所谓“非此即彼”的必然选择了。
　　
　　 就人格精神的主导方面来说，苏东坡与陶渊明确实多有相似乃至叠合之处，只是苏东坡的人格内涵更加丰富。
　　
　　 苏东坡是将入世的“兼济”和出世的“独善”协调统一来看待的。在他的人生观里，做官与归隐，实际上都不过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做官与归隐都并非是唯一的出路，是可以灵活掌控的，“无此无彼”的虽官犹隐之道，乃是进退自如的明智之举。因此，他无论做官还是做人，身居庙堂还是远处江湖，都能够坚定、乐观地直面现实，不避世、不避人。在接受现实的过程中，他始终可以保留一定的独立性，坚持自我，至情至性。
　　
　　 苏东坡曾经在《灵璧张氏园记》中这样评论，“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在他看来，仕与不仕，并非是绝对的，不能把二者完全割裂开来。只要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由，仕与不仕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他不愿在宦海浮沉中失去自我本性，然而又受儒家济世思想的影响极深，不像陶渊明那样“性本爱丘山”。在“仕”与“不仕”之间，他是偏向于“仕”的。在致仕为济世主要途径的古代，或许是不得已的必然选择吧！
　　
　　 陶渊明是一个逃离者，在世事的混浊与纷乱面前，选择了转身而去。执意逃避现实去寻求解脱，心灵却始终不能得到真正解脱，“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是他最后的悲叹。
　　
　　 在命运的颠沛流离中，苏东坡同样是一个失意者，比起陶渊明来不知要艰辛、坎坷多少。然而，他却可以放下内心的不甘与悲哀，退而求其次，改变自己、适应环境。无论生活有多苦，都能够安之若素。无论贬至何方或者数度冷落，总会结交到许多挚友，共享天地万物间无穷的乐趣，以一种艺术的精神、潇洒的情怀来对待整个世界。这种生存智慧和生活能力，就是他比陶渊明更加高明之处。
　　
　　 苏东坡放弃刻意追寻，让一切苦与乐都顺其自然，终于，他的灵魂在“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迁居》）的领悟中获得了永恒的超脱。陶渊明当为之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