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北漂记》共计10000多字，是我北大荒知青生活回忆录里的重要篇章，刚刚开博的时候我是分三次发表的。最近，我在为出版回忆录修改这些文章，今天我一次刊出了。《北漂记》中写到的胡海石、徐秉铨和我都很好地生活在上海，前次在上海与北京、哈尔滨、温州的战友聚会，还是他们发起的，我们永远是生死相依的患难兄弟。
　　
　　 1.
　　 我今天在这里讲北漂，不是现在闯荡北京的北漂一族。我讲的是到北大荒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前十五天，我和胡海石兄一起，为避迫害，在哈尔滨以北，绥化以东，双鸭山以西，黑龙江以南，方圆几千平方公里游荡了整整十五天有点传奇色彩的另类故事。
　　 九月的北大荒是收获的季节，劳动强度特别大。我在场院和麦地里都干过，先说割麦子，虽然是机械化了，但是，康拜因（联合收割机）的通道，必须人工打开。这样就苦了我们这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就是说，我们在前人工收割出一条道路，康拜因在后面紧紧跟着追。人怎么能和机器比啊，没有几天，我浑身上下像闪了骨头架子一样。
　　 后来，又到场院晾晒麦子并上囤，晾晒麦子一般女孩子干，男青年就干上囤，就是把晒干的麦子，装进麻袋，走上三极跳板，倒到有两叁层楼房高麦囤里。这活强度比打麦子更大，因为常常通宵地干，麦包有200斤重。可以想象一下，扛上200斤重的麦包，通宵走在十几米高的跳板上，而且日复一日没完没了。所以，这样的时候，我饭量特别大，一顿要吃十七、八个菜包子，五六根大油条、三、四碗豆浆。没有办法，要不然没有力气，顶不住。这没有什么，我们是来劳动锻炼的，不是来享清福的。艰苦的劳动使我肩膀常常红肿，但我扛着200斤的麦包走在三级跳板上还是稳稳当当的，我曾经看到别人在干通宵的时候从七米高的跳板上掉下来，还好，只是膝盖骨头脱臼；我已经晒黑的皮肤退了一层又一层，我想反正又不打算在这里扎根找对象结婚，黑就黑吧。知青中没有一个人叫苦。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家常便饭，大家早就习惯了。
　　 2.
　　 强体力劳动我们知青不怕，最痛苦的是没有完的政治高压和精神上的摧残。我们这里规定，每个地方（籍贯）的青年，不许三个人以上在一起讲话，否则就是搞多中心，和党离心离德，发现就要开批判会批判你。不服气要想反抗吗？就把你扔到牛棚里，外面有人拿着枪看住你。
　　 诸位，这可是真正的牛棚呵，一面没有墙，里面除了该有的都有了。臭气冲天不说，夏天在里面蚊子叮死你，冬天在里面，零下二、三十度够你喝一壶的啦。这里，除了《人民日报》（晚五天）、《解放军报》（晚五天）、《兵团战士报》（晚一天）、《黑龙江日报》（晚三天）和雄文宝书四卷、毛统帅和林秃子的语录以外，不许看任何铅印的东西。半导体收音机不许有，因为一开就是莫斯科的华语广播、什么之音和林秃子的地下电台“红旗广播电台”。
　　 有几次，连长和指导员为了查我们有没有违禁印刷品，竟然把全连战士集合起来，一一查抄我们的旅行袋！我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手抄本我藏到箱子底下去了，万幸没有被发现。但是，连队领导已经越来越注意我、胡海石和另一个上海东光中学的学生领袖徐秉铨了，因为我们常常公开地表达意见，也公开地三个人在一起。
　　 有消息传来，连队已经在整我们的材料，准备麦收一结束就批判斗争我们。我们三人悄悄地在小山坡后面商量怎么办？我说，我们对他们是有意见，但是，我们又没有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不用怕。但是种种迹象已经表明，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后来决定，好汉不吃眼前亏，先避一避他们的锋芒再说。正好，我和海石到团部医院看耳朵，我由于耳朵进水发炎红肿，海石更厉害了，麦粒掉进耳朵里，鼓膜都已经化脓穿孔了。
　　 我们的团部医院根本没有药，连起码的消炎药都没有。没有病的进去住住还是不错的，离黑龙江只有几百米，权当疗养了。所以，只有把我们转院到地处汤原县的老兵团总院去。汤原在佳木斯的西面，离我们萝北名山大概少说也有800公里。医生给我们开了转院单子，很负责地告诉我们，到那里看病来回路费自理。两人回到连里，和徐秉铨、海石的妹妹海英、还有我妹妹五人一起商量，最后决定，我和海石还是转院去看耳朵，两个妹妹有徐秉铨照应。连队反复看了我们的转院单子，在犹豫不决中还是同意我们转院，但是时间规定必须在四天以内返回，否则将要面临严厉的处分。
　　 3.
　　 第二天，我们一大早走上黑龙江边上的国防公路，拦了一辆到鹤岗市火车站运送麦子的大解放，坐在高高的麦包上，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海石兄很是浪漫，这车子上又是朗诵又是唱歌。忽然一阵大风吹来，他的新军帽给吹走了。其实，我们这次出行，两个人总共就50元钱，海石带了一大书包上海出发时带来的炒麦粉，我带了一大包毛统帅的像章，我还带了件军棉袄。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是多么英明，这两样东西在以后的旅途上派上了大用处。大解放行驶了近500公里到了鹤岗市火车站，谢过司机后，我们爬上了一辆装货的火车，由于不知火车是否停靠汤原县，我们先问在长长的火车最后一节车厢里压车的工人师傅，他很是爽快说停靠的，我马上递上一枚毛统帅的像章，工人师傅喜出望外地接受了，又是让座，又是递烟，我人生第一支香烟就这样抽上了。
　　 以后我们就专门找装货色的火车坐，像章就是最好的见面礼。下午四点左右汤原县到了。谁知赶到医院已经关门。眼看天色越来越暗，我们住什么地方？这可是个大问题。后来一想，这里是十六团，肯定有上海老乡。我们信步走到一家面粉厂，看到有人穿上海发的那种绿棉袄，马上前去寒暄。果然是上海老乡，而且还不少呢。
　　 现在回想起来，有两个人必须提一提。一个叫谭孜敏，一个叫洪勇，他们都是上海新华印刷厂职业学校的学生，再一深聊，居然他们还和我初中班主席赵菊芳同班。他们又是腾铺位，又是烧热水。在千里迢迢的黑龙江相遇，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洪勇还拿出他献血时得到了珍贵的牛奶给我们喝，我们怎么喝得下呢，推来推去还把牛奶都洒了一地。
　　 第二天一早我们马上到医院去，一检查我到没有什么大碍，海石的情况严重，需要做耳朵鼓膜已经穿孔的修补手术，否则耳朵要聋了。医生说这里条件差，不能做，必须转到地处哈尔滨黄岗的兵团总院去，而且情况比较严重，必须有人陪伴，当然，医生也没有忘记告诉我们，路费必须自理。听到这里，我们两个又是担忧又是欢喜，担忧的是海石的病情严重；高兴的是我们因此可以堂堂正正地在外面多待些日子了。
　　 海石，他比我还高兴，听说这里是抗联的根据地，离松花江很近，当天搭乘医院到江边的马车去了松花江边。马车老板很健谈，见我们是上海青年，很是高兴，说他很是崇拜上海的两个电影明星关宏达和王丹凤。我就充分运用我的见闻，给他讲关宏达在电影厂里被怀疑是军统特务隔离审查了，他想不通，利用出来看病的机会在徐家汇买了好多广橘，回隔离室后吃完就跳楼自杀了。
　　 王丹凤我在学校住宿去天马电影厂玩时，正赶上他们在开斗争会，王丹凤被造反派像抓小鸡一样抓来斗争。当时还是青年导演的谢晋满脸漆黑，胡子一大把，看上去已经是个老人了，一上来就弯腰低头高声唱那首著名的《牛鬼蛇神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对不起人民，我对不起党……”马车老板听得入迷，急急忙忙问我：后来呢？我说没有后来了，因为，后来我们就被发配到黑龙江来了呀。马车老板为我们到黑龙江来可惜，我竟然反驳他，难道城市里的孩子一定不能到农村去，就像农村的孩子就不能到城里来一样吗？我以为这不公平，问题是这里应该把我们当人看，像对当地孩子一样看待，可惜，你们没有做到！你看我们都被逼出来“流浪”了，看着马车老板惊奇的神态，我很得意。马车老板说你能讲出这样的话，表明你们是有志气的孩子，只是你们还小呵。
　　 他问我现在最盼望什么，我的回答又使他大吃一惊。我说最盼望的是现在就打仗，最好能打到莫斯科去，就是牺牲了也是烈士！马车老板摇了摇头，苦笑地说，你们还小，不知道战争是什么……
　　 这是十五天里我唯一和当地老乡的一次畅谈，也第一次感觉到东北人的淳朴和友善。松花江很美，这种美不像长江、黄河，有一种粗犷中带着柔美、野性中带着温顺、宽广中带着局促的美。河道弯弯曲曲，两岸树木高高低低，山崖层层叠叠，河水很急也很清。回来的路上马车老板执意要送鱼给我们，后来再三推托还是收下了，我想给面粉厂刚刚献血的上海老乡洪勇补补身体。
　　 4.
　　 第二天，我们就踏上了去哈尔滨黄冈的兵团总院的路程。怎么走？还想用坐火车的货车的老办法，问题是汤原县没有货车。无可奈何之际，有一辆旅客列车在汤原县站停了下来，定睛一看是到哈尔滨三棵树的。我们想管他三棵树四棵树的，先上了车厢再讲。
　　 乘车站上十分混乱的当口，我们从窗口爬进了车厢，里面已经站满了人，再一看，情况不妙。因为当时是火车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就是车厢门口两边都有带枪的解放军叔叔把着呢。火车开动了，我们混在旅客中间，因为怕查票，所以不时东张西望，像两个贼似的。海石毕竟比我大一岁，老练了许多，后来开始在车上用他那极不标准的普通话，这旮嗒、那旮嗒地和人套近乎，我怕言多必失，暗示他少讲，他像没听见一样。后来想想不说话恐怕也不行，就让他去说，我开始蹲在地上打盹，不知不觉中我抱着挎包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睡梦中我被海石急促地摇醒，我看窗外已经一片漆黑，车厢已经开灯了。海石说，开始查票了！我四处张望没有见查票的人，但是，车厢里的人明显增多了。这是怎么会事？车上一位年长的旅客告诉我们，查票是从火车的两头往中间查的，我们的车厢在火车中间，人越多，说明查票的人已经逼近我们车厢了，等会儿人会越来越多。
　　 我想起了在汤原时，面粉厂的上海老乡谭孜敏和洪勇告诉我们，坐火车的客车要买票，逃票的被抓住要强迫劳动，少则三五天，多则七八天，而且每天只给三个黑面馒头。想到这里，我赶紧问真的被查到了怎么样？答复是：因为逃票的基本是农民，他们没有钱，也不怕把他们关起来，更不怕什么告诉单位什么的，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单位。因此，铁路上用来对付无票坐车农民的唯一办法是强制劳动。我想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啊！还好，我们只是虚惊一场。当查票还没有来到的时候，火车停站了。我们赶紧下车去。一看站名——南岔。火车在这里加水，如果从这里往北走，还有一百公里不到，就是东北著名的森林城市伊春。再往西去几百公里经过铁力再走几百公里就是绥化，绥化往北是去黑河、大兴安岭，往南是去哈尔滨的。
　　 既然我们的目的地是哈尔滨，我们就不去伊春了。尽管对于森林城市伊春，我馋得不得了！还来不及我们想更多，火车又开动了，我们是想上又不敢上，情急之中火车已经从面前缓缓开过来了。忽然我们发觉最后一节是邮政车厢，它和旅客车厢之间有一个小平台，两面都有踏步可以上这个小平台。海石毕竟是练过摔交的，动作敏捷地跳上了邮政车厢的小平台，随即我赶紧一路快跑，海石把我拉上了车，擦去脸上的汗水，两个人相视而笑。心想这回可以稳稳当当的坐到哈尔滨了吧。
　　 5.
　　 但是，随着火车的加速，好景不长，刚刚还大汗淋漓的我们，半小时不到就开始冷得浑身发抖，那时，9月下旬的东北，晚上本来温度就低，火车一加速，我们坐的小平台上三面都是空荡荡的，温度就更低了，多少度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冻得我们浑身打颤，上牙和下牙之间咯咯咯咯响个不停。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情急之中合力将背靠我们的邮政车厢的门顶开了一个缝隙，里面马上有个声音呵斥起来：你们干吗！出去！出去！！我们拿出边境居民身份证和介绍信，说明冷得不行了，恳求能让我们进去。但是，我们说破了嘴皮也不顶事。海石想起了他带的炒麦粉，就想用增加卡路里的办法，来提高体温。但是，没有水，这加点糖的炒麦粉吃了几口就咽不下去了。我们当时冷得鼻涕眼泪一大把，实在是狼狈不堪。
　　 火车中途只停了一次站，是铁力。下不下？最后决定，不下！再坚持一下看看。后来我们只能用我的棉袄罩住两人的头，然后我们抱在一起取暖，火车不知开了多少时间，我只觉得这段时间特别特别长，我双脚已经冻得失去知觉了，我甚至想到了跳下去算了。午夜12点，当时东北的铁路枢纽绥化到了，我们好象接到了大赦令，跌跌撞撞地赶紧下了火车，由于是半夜时光，根本无人剪票，我们径直出了站。绥化火车站的候车室又臭又脏，管不了那么许多了。那一夜的后半夜，我们是睡在绥化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的长椅上度过的，海石说我睡得很香。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被熙熙攘攘的人声吵醒了。现在我们学乖了，再也不敢上旅客列车了，还是用老办法，走到长长的货车最后一节车皮后面压车的车厢里。没有人，先上去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