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已经边缘化的今天，继《白鹿原》之后《木垒河》的突围而出，终于让不可扼制而堕落的文字，呈现出一种异样的光鲜。
　　 可以说《木垒河》整篇小说真实的再现了一个时代的动荡以及命运变迁。小说以木垒河县城着眼，由小见大，放眼整个时代背景，没有镶嵌式的僵硬姿态，以一种回溯与讲述的形式，借助沉郁、厚重、冷峻、硬朗、悲怆的文字让小说的世界观在情节穿插之中完善于小说本身之内，整体行文融合一体，徐徐展开那一时期新疆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风云变幻，铸就了古老的木垒河在一代代人新生的阵痛中颤栗的篇章，这诚然是一种深情的感官史实写作。
　　 我一向都认为，感官史实的小说写作，是最能考验一个作者笔力的，这就好比绘画里的素描，它最是能检验出画者的基本功，我在这里指的不单是语言描述的写实，也包括一个作者对人物的塑造，作者的视角、侧重点、思维模式等等。不得不说的是，累了抽支烟（李健）拥有一支上好的老笔，其小说在这支老笔之下游走，独具匠心的运用语言的民间元素以及鲜活生动的生活元素加以综合，又有着厚重与深沉的民族文化积淀融入其间，致使行文格调极具筋肉骨气四种气势，点染勾勒，顿挫飞扬，自刚健转老辣，厚重处出技巧，充塞处见气魄，虚实相济，飘渺悠远，沉混蕴籍。老笔固然有老辣厚重的线条，但也有破锋出叉的毛病。正如小说中对人物之间情感的处理就显得稍微粗糙了些，往往是笔稍轻忽一略，内蕴的情感便含蓄与谦逊过了头，这样就让情感显得淡而无味了。尤为让我愤恨的是，这样的枝节，很多时候都无疾而终。至少，湘绣的杳无音信就让我耿耿于怀了好些时间。那又当如何运用这支老笔来把握好情感呢？个人以为情感应当适时而发，适时而写。在思绪情感奔放时，笔下的文字要能使我们将心中的一切毫无阻碍的倾吐出来，文辞不见得华美，文法不一定周到，只要情感真挚坦诚便是好作品了。若只一味的发挥而忽略细细的推理，则很容易失之偏激，唯有发乎至情，出乎理智，才能感人以情，服人以理。
　　 单就《木垒河》这篇小说本身而言，作者选择的写作方式无疑具备了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让人看得舒服。首先读者是来看故事而不是看设定的，设定是可以润物细无声地印在读者的潜意识里，若是硬加于读者身上，显然，会让其失去了主动性。所以作者很聪明的没有将设定与世界观放在台面上，反而在背后默默支持整个小说，而正是这样的设定，在我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往往被其在一些适当的场合惊鸿爆发出来的震撼而击节，这样的作品读起来，当是愉悦。
　　 而与阅读的愉悦相对来讲的是，小说阅读后的感观。我在阅读全篇之中以及之后都在被一种巨大的伤痛与繁杂交织，甚至有心力憔悴的趋势。其笔下的人物命运以及故事的悲剧色彩走向，及其间渗透的国家命运着实触人深思。尤其是游离在作者小说间，冥冥之中的命运之手，更是让文章的色彩富有本土式神话的意念，命运之说在作者个人的主观意识观念里尤其突出。而作者笔下的命运就像一把软软的刻刀，无时无刻的在打磨着我们的心口，所有人的命运，都浸染在这种氛围中，既实又虚，却又能自成一个独立的小说世界。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几句话，包裹着层层的意象与联想，这种软刀子在本文中比比皆是，它又具有一种柔软的反应力。柔软的反应力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一种心绪的弱音，是沉思，低回宛转。比如汪雨量的女儿汪秀英竟然三次出嫁未遂、夫婿均离奇死亡，而在嫁于魏宗寿的大儿子魏啸才之后，道士一言道可惜，而汪秀英终究是没能逃脱出命运。说起汪秀英，我在读完全本小说之后，终究是不能给她一个准确的定位，她就像一个影子一样生活在现实的最暗面。在魏啸才心里，她是魏啸才为了免除自己父亲的牢狱之灾而与汪家进行的一场妥协交易，以及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湘秀的影子，再后来，魏啸才占了弟媳，她又默默隐忍与接受，我不知道这样是一种怎样的心性，许是坚毅还是什么，似乎都无关紧要了。只是无端的在心里始终为这个女人悲哀，三从四德的传统，朴实，淳厚，善良，温柔与慈悲，最终的结果还是被糟蹋清白而死。再比如，独一庄的风水格局也是这种命运在操控。无疑，这样的设定会让其人的悲剧色彩浓烈许多，也能博得读者的怜悯之心。只是作者似乎忽略了“本土式”传说的艺术狭隘性，它代替不了这个时代人们精神匮乏之于思想的索求，对生存意义的迷惘与澄清的渴望。
　　 说到小说中在结构上人物特质上的塑造，作者借用其独特的背景与环境描述方式而突出人物性格，这样在无形之中增加了人物的契合，使人物鲜明生动，并且在这种描述方式中似乎还隐藏着一种独特的意蕴。它非常的文人化，没有一点的酸气，真实又贴切的还原出生活的质感。这应该算是一种难得的掌控，从而不会因为过多的华丽背景而喧宾夺主。这样写就而出的语感有时候读起来似乎压抑，实际却代表了一种奋进；有时候读起来看似飘逸，实际上又在其中隐藏了深沉的沉郁。这种语感的表达艰辛程度近乎于残酷，但又陶冶和膨胀了意志和力，得以让文章的思想与笔下的文字生命，可以轻易的感受一切物质的流淌，无论是丰富的，还是复杂难言的流动规律，都仿佛会变得被作者自如的掌握。给我的感觉是作者对人物的描述，不单单局限在写，或者描绘的层次了，他是以人物魂魄塑造灵魂，滋生出自己的血肉骨骼，并且由此基础而滋生出的这些血肉骨骼太健全，太吻合，你很难说去找到那一种人物被创造出来的痕迹。你比如说魏啸才，这是个既委屈又怯懦又自悲又自傲又热血还自尊的小男人。这样的性格界定描述似乎很矛盾，其实在其身上力度反差的体现本就是如此，正如最大的平静和最大的癫狂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他委屈的是，面对着汪家的逼婚，这个自傲的男人为了父亲而不得不低下倔强的头，也是因着逼婚这件事，魏啸才与湘绣的恋情便有了露水情缘的味道，终究分离开来，这让他因此愤恨悲哀。而这也是其父子之间，造成最大隔阂的成因，起初对父亲的怯懦也因之改变，他一样可以倔强而狂傲的的为整个家的生存奔波，一样可以热血横流的守卫木垒河……刘师傅带着湘绣的离走，似乎只是单单说明了人情冷与暖。对于这一点，我理所当然的以为是一件无可是非的事，毕竟，许多人的本性如此而已。当然这里值得称道的是，作者仅仅用几笔就勾勒出的情景画面没有败退，也无浑浊之感，丝毫没有因为笔少而显得乖张，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功力，兼及底蕴在支撑。这种人物刻画的技巧无疑超出了只具匠气一般的单纯浮面描写，不再是形而上的东西，其中蕴涵着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相对于叙述口吻冷峭镇定，深谋远虑的人物与场景描绘来讲，其情节方面更是峰回路转，抑扬自如，就好比一石激起千层浪，余波激扬。小说从汪秀英的三次出嫁未遂、夫婿均离奇死亡开始，逐渐牵引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交错缠结的恩恩怨怨，彪悍率直的爱恨情仇，此起彼伏的正邪善恶以及历史大势的风云变幻……
　　 首先我们说说汪魏两家交错缠结的恩恩怨怨，确切的来讲是木垒河县城底蕴深厚的汪家本土势力与努力扎根并且成长的魏家新迁民之间的相互算计与对抗，这似乎在每个时期都会存在的现象，不足为奇的设定，但在作者巧妙的布景之下，再借由家族化的故事，小人物的命运，来推动整篇小说的布局，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高明的境界格调。
　　 汪雨量这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显得精打细算，受于地域的局限，其心胸与眼界自然开阔不到哪去，所以其在对魏家的一些行动上显示的小家子气十足，但无可否认的是，他是个好父亲，我始终是这样认为。比如逼婚，虽然有趁人之危的小人行经，但心地终究是为了女儿能有个归宿。而魏宗寿这个人物，由始至终，似乎都是在一种逼迫里行进。比如说让其修城门，究其原因竟然是因为其锅台砌的结实耐用，就顺带着被强推上了去修城门，结果在腾起的一片尘雾中轰然坍塌了，从而导致了魏宗寿背了这个黑锅，受了牢狱之灾在汪魏两家的逼婚与妥协中，故事的连贯走势借由此而成行。
　　 “该死的娃娃球朝天”。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力量与味道究竟该给它一个什么样的定位。似乎在这句话中，没有多少豪气，反而更多的体现了一种无奈，委屈，甚至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而作品的氛围格调，便经由此确立。也正是魏啸才的这种心理，在对于汪绣英的问题上，始终在疏离。汪绣英终于嫁出的梦想，喜悦与塌实被魏啸才的态度破败的无所适从。好在汪绣英的传统骨性——在家从父从兄，出嫁从夫从子，让她在魏家坚持与挣扎着生了根。丈夫就是她所有的世界，这点我们从魏啸才从黑风里死里逃生归家后，她的迫不及待以及心的安定便能体味。也是因为这次汪魏两家的结合，导致了魏家根基的失却。一个家族的或者一个国家的成长与强大，似乎都脱离不开阴暗面的手段，混合着血与泪，尤其是在时局动乱不堪的年代。魏家要想在木垒河成长与发迹，同样无可避免，穷极思变嘛。我有理由相信，魏啸才这个倔强而自尊自傲的男人，在喊出“该死的娃娃球朝天”之后，便有了无限的勇气，热血以及冲劲，所以面对着大难不死之后的天降横财，魏啸才的私贩烟土就变的理所当然。就在这个时间段里，小说看似信手拈来的设定了赵四成这个人物，他还是以一种魏啸才命里“贵人”的姿态出现。我无法想象，没有赵四成，单凭魏啸才一个人，会以什么方式出手烟土。当然，之前赵四成的出现太过突兀与匆忙，我并未加以关注，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承认赵的存在，是因为小说中的情节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敏感的程度，他再次的出现，让我不由得入了心，后面的故事果然没有让我放空心思，汪锈英的死亡，就有着赵四成的因素。这点是出忽我的意料之外的，不曾想到作者会把一个淡墨的伏笔埋的那么深刻，那么久远。
　　 其次，让我们来探究下小说中那些彪悍率直的爱恨情仇。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提起让我耿耿于怀的湘秀。我向来对于敢爱直爽而情感彪悍的女人有一种内心的尊崇。所以，当魏家在遭受汪家的算计与逼婚之后，小农意识强烈的刘师傅坚毅的要带湘秀一起远走，夹杂在湘秀的哭泣声中“哥，你要了我吧，啊，要了我吧”这句话的分量给我以最大的听觉感官与心灵震撼，它让我的心绪与思想都如此的抚慰与钦佩。因为湘秀是让魏啸才成为男人的第一个女人，甚至可以唯心一点的说是他骨子里的唯一的一个女人 ，所以，这更让这份情感显得珍贵。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就这样的被消失在小说之中，不得不说，是一种情感的缺失。而魏啸才与汪绣英之间的情感说不上彪悍，多了份隔阂，似乎是一直到魏啸才死里逃生归家之时，才在其心间隐约埋下了夫妻之间应有的印记，其两人之间的纠葛倒是繁杂纷乱了许多，我也无法准确的用语言来表述那样的状态存在，仅仅是感觉汪绣英在我心里，一直是以一种大妇的姿态，活在其间的。魏啸铭与麦秀之间的爱情初始温和了许多，很富有典型的传统言情小说模式，商行掌柜的千金爱上聪明伶俐的帮工伙计。从本质上来讲，似乎他们之间的情感故事应该是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应该依然遵循着相同的事物，相似的经历，或者了换了个顺序，再让作者戴上其作品是其思想带着镣铐跳舞的产物的帽子。然而作者却出人意料的将笔峰陡转直下，以一种最不人道的一刀切方式，彻底断绝了男人的情感根源。在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说不来，我的心绪是一种怎样的起伏，有害怕，有忐忑，有悲哀，有愤恨，有怜悯……复杂到无以为继。当然，性不是爱的全部，只是在那个传宗接代，开枝散叶的时代思想范围之内，失去男人的象征会是一件多么不可接受的事，这也因此造就了魏啸铭乖戾阴狠的黑暗扭曲性格。其对麦秀的情感，被残忍的扼杀，我无法理解，当他知晓大哥魏啸才与麦秀通奸的事实之后，默认的接受所有，那种割忍之心的勇气从何而来？我单单理解的意思是，他的行为与心理全部是一种大爱，至爱。而麦秀的与魏啸才的乱伦心理，只是出于为魏啸铭借种生个娃，让魏啸名得以后继有人。事实也是如此，在麦秀怀上孩子以后，再容不得魏啸才半点的越步，其后她以母性的坚韧，忍受所有的不堪，甚至摔烂了脸子，只为心中那一抹爱的延续，这样的爱情付出最是让人顿生崇敬，我相信，没有人敢用任何带有歧视与唾弃的目光与其对视。
　　 我一直在小说中追寻一种绝对的善良与邪恶。可惜的是，无论我如何客观与端正态度，都没有从小说之中找到这两者之间有明显界定的存在来。或许在作者眼中，善良与邪恶本就是相互依存而又对峙的双生。比如说，魏啸铭与老齐合伙贩羊皮子，他们之间尔虞我诈的勾心斗角，你无法评定究竟谁是谁非。老齐有贪心，市侩，逐利，这本就是人的劣根性在主导，魏啸铭也是求财，谁人会嫌自己钱多？所以老齐背着魏啸铭与王哈萨单开走私就是很自然而然的现象，魏啸铭在背后使的阴损招也光明不到哪里去，在利益的追逐上，半尽八两。再看焦叔平与魏啸铭之间，一个是官，一个是民。官非良官，多了些私心与钻营，但在官本位的制度空间下，也说不上坏到骨子里去，民非安民，顺民，一样在阴暗痛苦的生存之路上挣扎，他们之间的联系很奇特，似乎有一种独有的因果循环在流转。两人都与善良沾不上边，又不是邪恶的天诛地灭，我无法究定，所谓的善良与邪恶。倒是应该保家的军队邪恶暴虐了许多，我们从小说中多处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军队思想的腐化，至于匪的邪恶，在灾荒、兵乱相交织的动荡时代大背景下，他们的邪恶有一种匪的理所当然，也有一种时代特有的逼迫感。倒是说起时代特有这个词语，我总是无法用思维空间模拟出纬度的空间，无法体受历史车辙的印记与力量感，所以，对于小说中，那种时代历史的风云变幻，不再献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