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侠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唐宋传奇、明清话本和章回小说这些阶段。《汉书?艺文志》收录的小说十五家，早已亡佚。至今留存的那些题为汉人所著的小说，其实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伪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依附于史传，邯郸淳《笑林》、张华《博物志》、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世说新语》、王琰《冥祥记》、沈约《俗说》、殷芸《小说》，都具有史料和文献的价值。到了唐代，是史、话分家的分水岭。
　　 虽然，文学的初衷不是为了虚构小说，但在发展中它不由自主地开启了传奇化的途径。而这种途径，跟《史记》里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有着很大的关系。继《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和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里较为少见的侠义故事之后，在中国小说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承上启下之地位的唐代笔记小说，出现了一些还不是明确地贴上“侠女”标签的侠女。
　　 因为，任侠行为的重要特征，是快意恩仇。所以，最早出现的乃是有仇必报的复仇题材。也使最早的侠女是个复仇者。例如，颇有影响的薛用弱《贾人妻》。
　　
　　 余千县尉王立调选佣居大宁里。文书有误，为主司驳放。资财荡尽，仆马丧失，穷悴颇甚，每丐食于佛祠，徒行晚归。
　　 偶与美妇人同路，或前或后依随，因诚意与言，气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
　　 翌日，谓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里，资用稍备，傥能从居乎。
　　 立既悦其人，又幸其给，即曰：仆之厄塞，阽于沟渎，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营生。对曰：妾素贾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内，尚有旧业，朝肆暮家，日赢钱三百，则可支矣，公授官之期尚未，出游之资且无，脱不见鄙，但同处以须冬集可矣。
　　 立遂就焉。阅其家，丰俭得所，至于扃鏁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则必先营办立之一日馔焉。及归，则又携米肉钱帛以付立，日未尝阙。
　　 立悯其勤劳，因令佣买仆隶，妇托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强也。周岁，产一子，唯日中再归为乳耳。凡与立居二载。
　　 忽一日夜归，意态遑遑，谓立曰：妾有冤仇，痛缠肌骨，为日深矣，伺便复仇，今乃得志，便须离京，公其努力，此居处五百缗自置，契书在屏风中，室内资储一以相奉，婴儿不能将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讫，收泪而别。
　　 立不可留止，则视其所携皮囊，乃人首耳，立甚惊愕，其人笑曰：无多疑虑，事不相萦。遂挈囊逾垣而去，身如飞鸟。立开门出送，则已不及矣。
　　 方徘徊于庭，遽闻却至。立迎门接俟，则曰：更乳婴儿，以豁离恨。就抚子，俄而复去，挥手而已。
　　 立回灯褰帐，小儿身首已离矣。立惶骇，达旦不寐，则以财帛买仆乘，游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无所闻。其年立得官，即货鬻所居归任。尔后终莫知其音问也。
　　
　　 这是一篇以复仇为主题的小说，从正面描写贾人妻的美貌、富有，侧面勾勒她一志报仇的决心，以及临别杀子的绝情。至于她的杀人手段，寥寥几字的“身如飞鸟”和王立“开门出送，则已不及矣”，就完全可以令读者想象得出，她的武艺高超，能够飞檐走壁。
　　 贾，是商贾的贾，字义与沽价待售的沽是很类同的，是商品在店铺中标价出卖，也就是开店。行商坐贾，是古代商业最基本的表现。贾人，是开店之人。因为是贾人之妻，所以，有着招养一个官场遭挫的小吏。那小吏王立，是个文才虽然不怎么好，但相貌不错，文弱而诚恳。经过偶然的路途邂逅，他与她飞快地两情相悦，并且情爱与性爱几乎同步地融洽，随即同居。后来，他才知道，她与他同居，其实是为了更好地掩护她的寻仇、报仇。尽管，俩人同居了二年，不可谓不恩爱，但她报了仇，就杳如黄鹤。
　　 据说，《贾人妻》是很大程度地受到已经亡佚的李端言《蜀妇人传》影响，故事情节颇有几分相仿。《蜀妇人传》的故事原型，是唐代贞元、元和之际，发生了一件女子为父报仇之事，在当时很是轰动，文人为之撰写笔记、传录，除了《蜀妇人传》，另有两篇唐人小说，崔蠡《义激》、李肇《唐国史补?妾报父冤事》。
　　 《义激》里的女主角是以雇佣女工的身份，能够“疾如翼而飞”。《妾报父冤事》是作人小妾，报仇后杀死二个儿子。这二篇的文采较《贾人妻》朴素。或许，雇佣女工，生有二子，更接近于《蜀妇人传》和故事原型。相比之下，《贾人妻》的文学色彩就显得较为突出的了。
　　 《贾人妻》问世之后，又出现了与之类似的皇甫氏《原化记?崔慎思》：
　　
　　 博陵崔慎思，唐贞元中，应进士举。京中无第宅，常赁人隙院居止。而主人别在一院，都无丈夫，有少妇年三十余，窥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
　　 慎思遂遣通意，求纳为妻。妇人曰：我非仕人，与君不敌，不可为他时恨也。求以为妾，许之，而不肯言其姓，慎思遂纳之。
　　 二年余，崔所取给，妇人无倦色。后产一子，数月矣，时夜，崔寝，及闭户垂帷。而已半夜，忽失其妇。崔惊之，意其有奸，颇发忿怒，遂起堂前，彷徨而行。
　　 时月胧明，忽见其妇自屋而下，以白练缠身，其右手持匕首，左手携一人头，言其父昔枉为郡守所杀，入城求报，已数年矣，未得，今既克矣，不可久留，请从此辞。遂更结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携之，谓崔曰：某幸得为君妾二年，而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并以奉赠，养育孩子。言讫而别，遂逾墙越舍而去。
　　 慎思惊叹未已，少顷却至，曰：适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喂儿已毕。便永去矣。慎思久之，怪不闻婴儿啼，视之，已为其所杀矣。
　　 杀其子者，以绝其念也。古之侠，莫能过焉。
　　
　　 这篇《崔慎思》比《贾人妻》短小了三分之一，文学色彩也淡三分之一左右。它似乎为了接近于故事原型，从而在人物处理上不如《贾人妻》显得传神。崔慎思“求纳为妻”，因对方以“与君不敌（班配）”的理由进行拒绝，就“求以为妾”，这个求纳，是因那妇人有房子而求对方招纳。《贾人妻》里的男女双方，至少是建立在“诚意与言，气甚相得”的基础上达到“情款甚洽”；并且，还保留了女人在户外抛头露面为常的汉唐特色，女人做出了接近于养小白脸的事情也不以为怪。
　　 人们对女人在户外抛头露面的习以为常，这既是那女人在外寻找仇人以及与王立邂逅的重要的相互铺垫。没有了这方面的内容，使《崔慎思》那女人的报仇，孤立于伺机刺杀的情节上，变成了在与崔慎思同居之前就已安排好了，于同居二年之后的半夜去实行的刺杀。这就有点不合理了，既然报仇已是等待刺杀，那又何必与崔慎思同居而为之推迟了二年时间，而她与崔并非以两情相悦为吸引。当然，很显见的原因，是《崔慎思》是基于《贾人妻》的，为了避免全篇抄袭之嫌，做了改编，却撰写得有点不合逻辑了。
　　 在生活气息上，《贾人妻》的“每出，必先营办立之一日馔焉。及归，则又携米肉钱帛以付立，日未尝阙”，这种很实际的贤良妇女的形象，是《崔慎思》所缺失的。因此，《贾人妻》是唐代小说中的上乘之作。
　　 对于侠义、灵异、传奇、志怪，我们一般不愿当真。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捕捉当今各地的新闻以及角落里或布幕后隐藏着的事情，将之记录下来，我敢保证，这比唐代小说更要离奇百倍。一个女报父仇的事实引发了《蜀妇人传》、《义激》、《妾报父冤事》、《贾人妻》、《崔慎思》五篇小说，侧面说明了唐代社会的特出之事并不很多，不像当今社会的普遍离奇。唐代之后，小说的路子是沿着走，因此，宋代的笔记小说只是数量上比唐代多了一些。到了明代、清代，方才大为发展，蔚为壮观。
　　 将唐代笔记小说与明代清代的相比，就有了比较显著的差异。在人物塑造上，唐人注重于志气，即一心于事，为了完成其事，是不惜绝情的。于是，性情俱全的侠女，在快意恩仇的过程中，与男人同居、生子，到了复仇之事的完成，杀死了儿子，并以杀子的举动来突出她只为了报仇，“杀其子者，以绝其念也，古之侠莫能过焉”。以此佐鉴人生，点明了做人是为了做事而来的，若不用心完成要做之事，人生毫无价值！
　　 明代、清代注重于道德，并突出了道德以及情操的价值。例如，清代酉阳《女盗侠传》。
　　
　　 朱某，江苏人，以诸生捐纳知县。需次山东，奉抚军委解饷入都。过临清道，宿野店中。甫下车，有土妓五六辈来献曲。盖北道风俗，妓寮多逐尖站，客至，唱小曲数出，客给以津钱数百。欲留某妓宿，则令赉被褥来，辨色而行，给津钱数吊。津钱一百者，实五枚，当南钱十枚。津钱一吊者，实五十枚，当南钱一百枚。其价廉如此。然若辈多与响马贼连合。侦探客囊而报告之，妓而盗者也。朱老行旅，心知之。又临清为响马，渊薮益戒严当。
　　 时见五六辈，皆涂脂抹粉，手持胡琴，或月琴，泥身畔喁喁作絮语。内有一妓，周身黑衣结束逼仄，年二十许，不御脂粉，不携胡琴，杂诸妓中，唤客一声，即退立门帘下。诸妓妖娆万态，或起或立，或进或退，辄回顾黑衣妓，黑衣妓若以目指挥之。朱固机警，知黑衣妓必诸妓之领袖，而举止之态，度眉目之神彩，百不类妓，其为响马贼之伥无疑。顾荒村野店，暮色凄其，无术以脱其危险。心房震动，如触电气，耳为之颤，猛然省曰：此妓非常人以情哀之，或可免。乃退诸妓而独留黑衣妓。妓亦欣然留。
　　 朱乃唤酒与妓对饮。各询生平，妓自言家贫，不能自活，忍辱为此。朱具述古名妓历史，如红拂、梁红玉事，为之劝慰。且故意推波助澜，以激发其豪气。妓亦悲歌慷慨，泣下数行。
　　 朱自道生平遭际险阻艰难之状，历历如绘。妓问此行何为，所带何物。朱具述梗概，为言饷银几万几千两，一无隐讳。谈次，闻窗外飒飒声揭纸帘。睨视窗棂外则大雪迷漫，与微月光线相映，一白无际。顾妓仅御薄棉衣殊寒甚，朱即从箧中检羊皮短帔为妓披之时，则残灯将尽，炉火不温。朱出烛续，膏仍复对坐谈心，终不及乱。
　　 俄闻鸡唱，妓循例告去，脱帔置土坑上。朱赠银四两，又持帔授之曰：天寒早行良苦，此薄物为卿御寒，勿介意也。妓曰：蒙君怜惜，虚度良宵，受银已无状，敢有他。朱曰：所以重卿，气谊耳，床第之私，非所以亵卿也，何歉为妓。乃道谢去，行半里许，忽回。朱闻叩门声，大恐，启视之，则妓也。朱未及问，妓遽大言曰：实告君，吾盗也，吾父为响马领袖，以吾为香饵，然吾守身甚严，有起意乱吾者，立刃之，今犹处女也，蒙君柳下坐怀之义，范叔绨袍之仁，特报君，帔君所需，吾去即遣人来，还更有一宝物君收之，天初下，雪泥未泞，可踏雪行，早离此。朱且惊且喜，长跪拜谢。妓不顾而去。
　　 隔一小时，有人来，还帔，并袖出一小囊曰：此主人所以赠君者，嘱君载之以行，有无量价值，至杨柳青，某标局有人来索，君即付之，千万勿误。朱受囊，出银犒来使。使者曰：主人命不得受一钱。遂去。朱启囊视之，则三角小旗也。天既大明，朱促车夫行。车夫以危险辞疆而后可，将行，朱出小旗插车篷上，车夫相视愕然曰：何由得此？此去无忧矣。
　　 既行二十里许，有骑马荷枪者，二十余人，迎面来，摩车而过，又回马盘绕一周，谛视小旗，逡巡去。前行二十里又如此。凡行五六日，遇如此辈者，数十起。
　　 距杨柳青十余里，即有人来迎询之，则某标局所遣也。引之至局，供给丰腆。夜阑，主人入室，询旗所由来。朱乃具述其故，面归之。主人曰：此贵重物非有大感情者，不轻贻也，今已出重围，无须此仆将持此以复命，不落他人手也。朱乃再三道谢而别。
　　
　　 这篇一千余字的小说，可以说已经算得上达到了至善至仁的完美，并很郑重地符合于贞节观念。当然，“今犹处女也”以及“蒙君柳下坐怀之义，范叔绨袍之仁，特报君”这段文字，是一种画蛇添足般的败笔。作者深恐读者不知“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典故，竟在男女主角的对话中作出直接的交代，这让一个处女说得出口吗？
　　 在第一段，作者就以夹叙夹议的方法来描写土妓，连带写到了嫖宿土妓的价钱。如果，将“蒙君柳下坐怀之义，范叔绨袍之仁，特报君”，改为那种夹叙夹议的方式，再以明代李渔曾经说过的处女表现于面貌、姿态上的特征，诸如眉锁、腰直、项细、背挺，来说明这是个处女，至至少少，会好一些，并且可以使黑衣妓在具有白雪公主般的纯洁基础上又符合了纯洁所需的含蓄，从而更有余韵。
　　 盗亦有道，有道之盗可以为侠，是这篇小说的主旨。以杀人越货为职业，以假扮土妓为掩饰的响马领袖之女黑衣妓，遇上了老江湖朱某。朱某以侠义故事为话题，故意对症下药，去感动黑衣妓，并对自己毫不隐瞒，还将羊皮短帔送给她。黑衣妓果然被感动了，也对他毫不隐瞒的透露了身份，送他一面三角小旗，保他一路平安。
　　 就这样眼睁睁的分手！唉，这俩人太本份了，一个是做他押运饷银的本份，一个是做她响马扮妓的本份。我真有点为他和她想不开，他干吗就不带着几万几千两饷银跟她相爱，一起过日子去？她明明对他动了情，干吗要放他走？况且，那几万几千两银子，足够这对男女远走高飞去找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某个深山，恩恩爱爱吃吃喝喝过一辈子还能留给子女享用。
　　 但是，若有非份之心，其人必不真诚。而不真诚之人，是不会将自己毫无隐瞒的说给对方知道的。有所隐瞒，那么，就不可能感动黑衣妓。黑衣妓是个惯作诱饵的高手，若不深谙识人之道，一旦失手，就不再是个处女。
　　 聪明人，一念万千，圆转多端；诚实人，三句话不离本份。这是识人的常识，也是人物性格的基本要点之一。黑衣妓是因朱某的诚实，方才为之感动。基于彼此的本份，这个小说的结尾，只能是俩人各走各的，这个响马领袖之女才会符合于盗侠。
　　 为人处世，最忌感情用事。写小说，也是如此。如果，任着自己主观感情的意愿，将故事编得至情至美，就像我为朱某和黑衣妓的想不开，要将俩人结合，好了，《女盗侠传》就会离谱了，它违背了客观事理，也出离了现实逻辑。
　　 写得离谱了的小说，是不会受到后世认可的。以志怪小说的第一名著《西游记》为例，它在各具姿态的人物塑造上，照样要遵从每个主要角色都要在性格、形象上达成始终如一，它的怪异，是表现于情节的描写和以妖魔鬼怪为对象。志怪之中最为玄幻的猴子（孙悟空）、猪（八戒），尚且要以各自的性格为一贯，又何况是侠义类的小说。
　　 朱某与黑衣妓的互相感动，已是情的引发。但是，他和她各守其职，各行其是，各走各的。清代小说对俩人在志之于事的这个方面的表现，仍是与唐代小说无异。因为，情可纷芸，志必专一，这是情与志的本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