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工作一年以后，我得到一次组稿的机会，地点是北京和天津。我与孙商山并往，不过杂志社的领导私下交代，这一路由孙商山负责，我听他的。
　　 有十二位作家要见。他们是北京的王蒙、刘心武、李国文、张承志、梁晓声、郑万隆、刘绍棠、陶正、张洁，天津的孙犁、冯骥才、蒋子龙。领导给这十二位作家每人写了一封信，铺满了桌子。他先一封一封地拣起来，拿在手上，是厚厚的一叠，微笑着点点头说：“都是一流的！”后一封一封地递过去，于是孙商山的手上就是厚厚的一叠了。能见这些一流作家，非常难得，我真是窃喜，高兴极了。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对文学抱有热望的青年，我想，即使一面之交，他们的智慧与风度也会给我以启示和影响。我遂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以我所接受的教育，北京何等神圣，我早就心向往之。当天晚上，我便兴奋地到天安门广场倘佯去了。孙商山有一点旅行之倦，还要为明天的工作进行筹措，所以我是一个人。很好，在这样的地方最宜一个人，若有幽情，那么也可以尽兴而发。
　　 一九八五年仲夏夜的风在天安门广场悠扬地漂流着，它多少舒缓了我的心律。灯光晕黄，有朦胧之调，建筑之轮，建筑之奂，都生出一种岛立海面似的坚定。可以看到一些人，他们像点一样在远方散落和移动。我也是一个点，并按我的轨道运行着，似无所想，又似有所思。我过去走在故乡少陵原上，总有渺小之感，不过天安门广场给我的渺小显然还甚于故乡少陵原上给我的渺小。在这个世界上，人应该谦逊一点才对！
　　 远方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一起一伏的噪音。我很是好奇，便赶过去。小小的事情，也几近平息了。是一伙青年，看起来他们像日本学生或韩国学生，因为普通话不好，向执法者辩解得疙疙瘩瘩的。也没有什么，无非是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击打腰鼓。如此而已，不过执法者禁止这样做。实际上他们是一群朝鲜族学生，从吉林省蛟河县来的，属于师范学校的一个毕业班，先在北京参观，再往天津，之后返回。
　　 明白了事情的缘由和经过，我便向执法者抗议了一声，完全是出于同情和道义。还好，执法者晓之以理，待之以礼，免去了我的任何麻烦。但我平常的一举，却赢得了这些学生的敬意，他们热烈欢迎我到他们的住所去，因为明天他们就要离开北京了。我的血一向是热的，只要一燃，便会沸腾起来，当然随他们走了。
　　 他们二十一位男女学生，只有张梅花的普通话流利。在天安门广场，是她给我介绍了争执的情况，在路上，又是她介绍了这一批学生的职业方向，到了他们所租的院落，还是她向我介绍了朝鲜族的风俗与习惯。那天晚上，他们一点也没有把我目为异客。女生换上了裙子，广袖轻摇，高调低回，尽显风流品质，而男生则豪迈奔放，甚至借酒达意。我是一个内敛的人，又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总是有所约束，然而那天晚上，我竟羞涩一弃，唱且跳，疯狂了一次。当然，张梅花活泼而亲近的指点，也是我融入快乐歌舞的关键因素。不知不觉，东方既白。张梅花把她家乡的地址留下来，送我一程，握手作别。
　　 我在北京的晨曦之中有一点醉意，醉之意，不在酒。我一直想着张梅花的形容。她的样子颇像一个日本演员，短头发，清瘦脸，不大不小的一双眼睛，笑的时候，丰厚的嘴唇一启，会露出两颗玉白的虎牙。张梅花像山口百惠，酷似其人。不过她比山口百惠素净一些，肌肤与灵魂也有一种温暖。
　　 娶她作妻子怎么样？在北京，我忽然如是想，想得十分有胆。我一直认为，北京是一个让人大胆的地方，这种感受便是从要娶张梅花作妻子产生的。也并不荒诞，因为我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尤其我不能像一头拙劣的雄鹿，由于害怕折断自己的角就不敢搏斗。我应该是优秀的雄鹿，即使粉碎其角也要冲上去争取一下。
　　 我在沙滩的中国作家协会地下室找到孙商山，见我回来，他迷迷糊糊地叮咛了一声，便继续入眠。我上床躺下，然而望着由防空洞改建成旅馆的椭圆的屋顶，睡意是没有的。我内而省之，严格地审察自己。我要知道自己究竟是何种状态，是否对张梅花产生了爱？如果是，那么这种感情是否将在骤起波澜之后渐渐复原，并归于寂灭。不是，我发现自己的情感显然趋向惊涛骇浪，难以对付。
　　 那时候，北京的胡同有卖煎饼的，小车，小炉，小锅，把面粉用水一和，再把鸡蛋一搅，打进去，摊开烙一烙，便是一片又黄又脆的煎饼。早晨我吃了两个煎饼，喝了一碗稀饭，转身进入地下室。孙商山看了看我，定着神情安排工作：今天见张洁，向张洁组稿。他以为我会十分兴奋，张洁又有才，又漂亮，名震天下，文学青年谁不求一见呢？然而我一五一十，坦率告之：我喜欢上了一个朝鲜族姑娘，今天我要乘火车到吉林省蛟河县去。我补充说：我决定了。
　　 孙商山眼睛一睁，嘴唇便会撮小，这是他的习惯。他发紫的嘴唇紧缩了一分钟之后急速张开，当然不同意。不过对他的态度我当时理解，现在仍能理解。
　　 他说：“张洁是重要作家呀！”
　　 我说：“她没有爱重要！”
　　 他说：“一批重要作家啊！王蒙、孙犁，你都不见了？”
　　 我说：“他们都没有我的爱重要！”
　　 他低沉地说：“你会后悔的！”
　　 我平静地说：“不见朝鲜族那个姑娘，我才会后悔！”
　　 他说：“总得有组织纪律吧！”
　　 我说：“组织纪律也比不上我的爱！”
　　 他说：“领导分派的任务怎么完成啊！”
　　 我说：“你一个人完全可以组稿，你就一个人跑吧！我走的事情，你还得担当，不敢让领导知道。请多多包涵！”
　　 他的态度明显软化了，并承诺不会让领导知道。须臾之后，他忽然又发现了新的问题：“不行！万一你出了什么差错，单位向我要人怎么办？你父亲向我要人怎么办？”
　　 我坚定地说：“不让你负责！”
　　 我便掏出笔，在一张信纸上留言，大意是：我某日从北京外出，赶几日之前回来，并随孙商山结束所有组稿工作，同返西安。若不能赶几日之前回到北京，那么孙商山可以一个人走。我离开北京以后，发生任何问题，由我负责。我不能随孙商山同返西安，由此产生的擅离工作的问题，也都由我负责。
　　 我把这个多少像遗书的信纸交给孙商山，他一下笑了，说：“现在的年轻人，真厉害，真厉害！”我也笑了，并向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如果事情不成，那么在我结婚并有孩子之前，一定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曾经到东北去追求过一个朝鲜族姑娘。”
　　 孙商山答应了，而且在久长的岁月，我从来未发现有谁旁敲侧击我的东北之行，我很安宁，证明他遵守了承诺。人到中年，偶尔才有朋友笑着询问这件事情，甚至陈忠实先生也获悉了，并把斯案作为素材融入了他的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之中。陈忠实先生还专门向我核实它，我告诉他：真的。显然，这是孙商山传播的，不过孙商山是通过斯案分析我的个性，并无别意。
　　 达成协议以后，我便跟孙商山告别。我在王府井北京百货商场买了一件织着梅花的白色衣衫作为礼物，我想，我已经有工作了，不能空手见面。北京并没有直达蛟河县的火车，我先坐汽车到天津，再从天津坐火车直达。我是下午三点买到票的，但火车却是在晚上七点出发，将有四个小时轮空，我就坐在候车室里等候。嘈杂，孤独，蒸得一身一身的大汗，没有把握的惆怅，这些固然干扰着我，然而它们一点也不能损害我的希望，我只盼赶快检票。检了票，上了火车，找到了靠窗的我的38号的硬座，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想，幸福之旅开始了。
　　 我注意到火车上有朝鲜族人，便向他们了解其风俗与习惯，称长辈男人怎么称，呼长辈妇女怎么呼，吃饭注意什么，睡觉注意什么，有什么特别的禁忌。我还悄悄询问，汉族人与朝鲜族人可以通婚吗？一个瘦削的男人很是慈祥，他说：“朝鲜族小伙可以把汉族姑娘娶过来，汉族小伙不可以把朝鲜族姑娘娶过去。”坐在他身边的一个阿妈妮点点头说：“朝鲜族姑娘一般不嫁出去的。”这多少是一个打击，起码是一瓢凉水，然而我已经执迷于自己的情感，不到黄河是不死心的。两位精明的朝鲜族老人注意着我的神色，不明白我为何对他们的风俗习惯产生了兴趣，岂不知来者自有目的。不过交流也只能悠然而止，因为我一向善于保密，既使无关的人，也不会轻易向他透露正在进行的一些事情。
　　 车厢里的黑夜还不太热，一宿之后，白天便难熬了。所有的车站都上人，人越来越多，坐不下，也立不下，遂不得不挤进卫生间。太热，既无洗脸的凉水，又无止渴的开水。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下午一时我竟在火车上向列车长追究责任了。列车长是一个高大的青年，他从我38号的硬座经过，我霍地站起来，质问天如此之热，人如此之多，为什么凉水开水都没有，你是怎么向乘客负责的！列车长举起手，上下作揖似的摇了摇，作为道歉。不过道歉是不够的，乘客需要的是服务。不知道我的勇气从何而来，我站到硬座上，向乘客呐喊：在每一张火车票里，已经含有为乘客提供凉水和开水的钱了，既然交了钱，就不能没有水！乘客醒悟过来，纷纷要求列车长解释。车厢里的义愤有膨胀之感，列车长面有怯色，连连检讨，并提出马上把所有乘务员和他的水提出来让大家用。为了扭转忽然而至的强风乌云，我提议大家鼓掌，向列车长的态度与措施致敬。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车厢里出现了一种胜利之后的和谐。
　　 爱就是欲，欲源于性，性属于一种生殖的能量。爱可以表现为创造力，也可以表现为破坏力。在达.芬奇的绘画背后，在贝多芬的音乐背后，都隐藏着神秘的爱。拿破仑的战争，希特勒的屠杀，也许都可以从扭曲的爱而发现诡谲之源。流畅的爱甚至会导致一种民主和宽容的制度，而郁结且肿痛的爱则会导致一种专制和苛刻的制度。爱是重要的，不管对个人还是对社会，它都非常重要。把爱的问题处理妥当，世界就会安宁，所以有歌唱道：“让世界充满爱！”可惜爱是艰难的，爱总是碰到麻烦！
　　 一片晚霞与我几乎同时落在蛟河县的街道，不过我无意欣赏。我立即掏出联络图，扶清凉之风寻找张梅花留下的门牌，任凭晚霞在辽阔的天空展示其美。我在她家所处的一条落着细微煤灰的小巷恰恰碰到她弟弟，一经介绍，他就转身呼唤她的姐姐与母亲。她们是跑出来的，手足之间充盈着只有朝鲜族妇女才有的热情，但我却是十足的不速之客。她们能否知道我日夜兼程，匆匆而来，意在何为呢？
　　 张梅花有哥哥，在长春一所大学读书，还没有放假。弟弟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下课在玩。母亲在制帽厂工作，有难得一见的慈善面目。父亲是一位老师，晚餐之前才回来，也是祥和之人，不过极具主见。
　　 遗憾张梅花拘谨多了，显然把我在北京所看到的那种活泼与亲近收藏起来了。她变成了淑女，乖乖女。当然，她要帮助母亲做饭，晚餐又是宾主共进，之后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交流基本情况。我和她独处的机会在当天没有了，于是在一个欢乐的空隙，我就取出那件白色衣衫作为礼物递上去，她和母亲同时笑着接住了。张梅花略带羞涩，一副向母亲依偎并收敛的姿态。
　　 我在社会上已经打磨了一年，尽管不可能世故，但比我当学生却是增加了一点老练。见张梅花，我开始就打算像亲戚或朋友一样在其家住宿下来，当然要不失尊严和体面。爱之求，尽管属于风雅之事，美妙之事，正大之事，不过求总是求啊！夜深了，张梅花的母亲安排我的下榻。实际上这个家只有一间屋子，临窗一个大炕，墙角一张床，床是张梅花哥哥的，他未在家，就是我的了。大炕是张梅花他们所有人的，依次是：张梅花，阿妈妮，弟弟，张梅花的父亲。
　　 这家人既会普通话，又会朝鲜族话。他们与我交流，用普通话，他们之间偶尔会用朝鲜族话，我以为这很正常，就像我偶尔会用方言一样。那天晚上，熄灯之后，张梅花的父亲与母亲说话，说朝鲜族话，这使我忽然感到一种文化的差别。他们所涉及的，显然是我，起码有我，但我却由于语言有阻，处于信息之外，我不得参与，无法参与。他们气氛冲淡，腔调平和，似乎惟恐我生疑以影响我的情绪，不过我还是感到一种隔阂。当然，他们的忠厚是绝对的，我相信。
　　 我竟休息得出奇地踏实。我醒来睁开眼睛一看，发现他们的大炕上空空如也。我也不以为怪，更无愧疚，起床便自己洗漱，等待早餐。我清楚自己的毛病，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所以不想在张梅花家装样子。
　　 朝鲜族素以狗肉招待贵客，那天有一道菜便是闷狗肉。在大炕上放了一张方桌，张梅花的父亲和弟弟坐一边，我坐一边。张梅花和阿妈妮挤在我和弟弟之间，管我们用饭，但她们却不动筷子。大约三个男子吃了十分钟之后，张梅花的父亲说：“好，好，好，一齐吃饭吧！”张梅花和阿妈妮才愉快地操起筷子。在男子提箸吃饭一会儿之后，女子才动筷子，这也是朝鲜族的一种文化。
　　 我和张梅花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可以独处。也不是完全独处，因为弟弟跟着。那天黄昏，她带弟弟到蛟河去洗衣服，我也去了。大地苍茫，水有白浪，多少使张梅花的精神放松了。她坐在石头上揉搓着衣服，我坐在一边的石头上看着她。她的弟弟呢？越走越远地抓蟋蟀去了。她的一双手灵巧地在石头、衣服和水之间翻转着，偶尔抬起头一笑，露出两颗玉白的虎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