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朋友们也许不信，到北大荒头两年多，我只有20岁不到的时候，居然是我力气最大，精神状态最差，却也是胃口最大的时候。因为我在承受有生以来最大的体力付出，同时也在精神世界一片荒漠的岁月里苦苦挣扎。谁也不会相信，一个只有108斤体重的我，身高却有1米76，长得像根豆芽菜。我的班长北京青年杜湘给我取了个外号“傻骆驼”，可以说是生死兄弟的北京青年盛云良亲切地称呼我为“大虾米儿”。我看自己活象一根风中的芦苇，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狂风暴雨所折断！
　　 因为我们是建在荒原上的新建连队，开始两年就住帐篷，但是人不能够永远住帐篷啊，于是就要盖自己住的房子。盖房子需要的木材没有，红砖没有，许多必须的东西都要自己来。木材好办，离我们连队20公里的莲花泡里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尽管守林人有枪，但是，面对我们的马车一车一车的拉走砍下的大松木，至多也就骑马跟一阵子罢了。问题最大的是砖没有啊。
　　 于是，在离连队3里路的地方自建了一个土砖窑来烧砖坯子，制砖机就放在土砖窑旁边，另外就在土砖窑旁边答起了几排草棚子用来晒砖坯子。一切好像天衣无缝，安排得非常妥贴。副排长山东移民来的陆诗金提意见了，他为人正直憨厚，经常为知青说话，连长非常不喜欢。而他认为连队安排不妥当，因为所有的工作都需要一样东西，在制砖场是没有的，那就是水！制砖场没有井，而连队的井离制砖场有3里地呵！连长听着陆诗金副排长的话，又看着我们这些知青，脸上泛起了一丝冷笑。后来，我们终于在无休止的挑水中明白了连长的冷笑意味着什么。知青本来就是贱民嘛，是可以任意用来驱使的工具和劳力啊。我就是这个挑水知青行列中的一个，而且挑的时间还特别长。想一想现在都害怕：前面两个大水桶，后面两个大水桶，我要不歇肩地挑着走1500米，而且不是挑一天两天的，肩膀肿得像馒头一样，有几次我竟然把扁担都给挑断了。当然，这比我曾经干过修水利时的每天挖10个立方米的冻土，仅仅4个人就抬走一根又长又粗又重的电线杆子要轻松得多。一次，抬电线杆子时，同伴被一个土坑绊了一下摔倒了，像个小圆桌般粗的电线杆，就差几公分就要压在我那像螳螂一样的细腿上。
　　 除了挑水，就是晚上挖土，白天制砖。我们班后来负责晚上挖土，而且是通宵挖土，累了班长就叫我们在晒砖坯子的草棚子里睡一会儿。至多30分钟休息，然后继续在漆黑的晚上挖土。这样的情况持续了有6个月。这样工作了三个月的时候我们仅仅休息过一天。由于人浑身上下脏得不行，在这个90多天来第一个休息天，我们几个上海知青就在马车去团部拉杂货时，搭马车去了黑龙江边。说是去游泳还不如说是去黑龙江里洗澡来得更准确。我们男女知青轮流下黑龙江去洗澡，男知青下江，女知青就在岸上看好衣物；女知青下江，男知青就背向大江担任守卫。同是天涯沦落人呵，大家非常自爱。我们这些上海知青尽管生活艰难，但是还是有点小资味道的，当时知青之间谈恋爱连队是绝对不准许的，而我们也不想在这里定终身。但是，我们毕竟是青春少年啊，相互的喜欢和暗恋还是有的。每次洗完以后，大家不分彼此，在江岸上摊开了各自从团部商店买来的啤酒、果子露、鱼罐头和猪肉罐头吃开了，就像亲兄弟姐妹一样，此情此景，终身难忘。我曾经两次下江洗澡，一次胆子特别大，坐了个小划子在离岸有100米的地方下去，差点被黑龙江里的激流冲走，幸亏上海知青阿兰拉了我一把，才算保住小命。
　　 谁知道，就是这90天里天天半夜三更在几乎等于露天的草棚子里休息，下江洗了两次，夏锄时在雨天间苗，7天浑身上下都是可以拧出水来的，再加上过去在芦苇荡里没有吃，没有好好睡，一个月掉12斤体重，走了1000里路的经历，老天开始捉弄我了，大病上身了！开始是腿脚胳膊关节处有些红肿，我没有在意，知青嘛，身体上某个部位红了、肿了、青了、紫了，那是家常便饭。后来在我腰椎根的地方红肿起来，而且一动就感觉有些疼。我还以为是抗大包或者是抬木头时扭伤的，找了些吊伤的药敷上就照样干活去了。因为我是连队的通讯报道员，每年有一次可以到团部军务股召集的为期4天培训班培训。这样的机会只有我和另一个上海北虹中学的女知青郑广平有。这对于我来说，意味着在这四天里，不仅可以吃一天8毛钱的伙食（可以每天吃到一点点肉），而且可以见到在团部军务股担任参谋的上海知青我的好朋友陈接章啊（陈接章8年后回沪曾经担任上海某电台的副台长）。我想既然身体不是太舒服，何不借这个机会好好调整一下自己呢。
　　 到新团部以后，只坚持了两天，我就无论如何撑不下去了。陈接章见我如此，就劝我去团部医院看看，我心里记挂着在连队里同样在超体力劳动的妹妹执意要先回5连。新团部离我们5连并不是很远，至多就2公里路吧，在回连队的路上我实在疼痛难忍，2公里路我居然走了3个小时。走到三间房进5连的岔道口，我疼得大汗淋漓，还是回连队的马车把我带回了连队。
　　 卫生员小朱是当地的女孩子，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她看我这样就说，还是要到老团部的医院去查查究竟是什么毛病，如果是腰椎劳损就麻烦了，如果是风湿症这样严重的症状要影响心脏病变的。我真是没有想到病痛居然发展得这样严重这样快，我从团军务股培训班里走回连队才半天，我已经是不能动，不能吃（一吃东西浑身疼痛），不能笑，也不能哭！我就这样不吃不喝不睡在炕上躺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在照常响起的军号声里，我宿舍里30多个伙伴全部出去出操了。卫生员小朱进来，看我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又没有睡觉，脸色很是不好，而且一点也不能够动弹了。出于关心与同情，小朱给我推了一大针桶的葡萄糖与蒸馏水，而后她就出去了。
　　 谁知道，我平生从来没有遇见的事情发生了。没过5分钟，我开始浑身抽搐起来，而且不能够开口说话了。我惊愕万分，当时就是浑身哆嗦说不出话，但神志还是非常清醒的，我要自救啊，总不能够这样就完蛋不成。我用尽全部的力量坐了起来，想高声喊叫发不出声音，怎么办？怎么办？想到万般无奈之际，我忽然想到，只要能够发出声音我就有救了！我马上看到了我身边有一个还剩下一小半的果子露瓶，我急忙像抓救生圈一样把它拽在手里，猛的向玻璃窗砸去。“哐啷”一声巨响，马上跑进来四、五个知青，他们七手八脚的还是没有办法止住我的抽搐。不一会儿，卫生员小朱奔了进来，见状马上先在我虎口扎针，无效；又在我人中扎针，还是无效；最后，小朱在我脚底的一个穴位扎针，见效了，我慢慢止住了抽搐。我惊魂未定，问究竟怎么会这样的？小朱告诉我，这样的情况，主要是那团部医院自制的葡萄糖不纯杂质太多引起的，如果身边没有人来及时抢救，是有生命危险的。我倒吸一口冷气，我还没有谈恋爱，我还有父母双亲，兄弟妹妹，刚才居然有可能让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天哪！
　　 连队决定，因为拖拉机已经全部下地了，就马上用马车送我到团部医院去。马车就是一块平的木版，我这样的情况根本没有办法坐的啊。这时候站出来四个知青，我已经记不清楚是谁了，有可能是上海知青徐秉铨（阿兰）、方贤仁（小狗）与温州知青王旭生、王小三，把我抬上马车，他们前后左右坐在马车上把我夹在中间，当时全连200多号人都在出早操，我们的马车就在他们的注目礼中奔向15里外的老团部医院。
　　 老团部医院是一座外观非常漂亮的带点俄式建筑样子的新房子，离黑龙江非常近，就500米。大家都知道，这里常常断药，所以，真的有病到这里来会误事的，没有病的在这里泡泡病号倒是不错的。医生马上给我化验了血沉（红血球每小时沉降率），我血沉120！是急性发作的严重风湿症（正常值当时是12），是否影响到心脏由于没有仪器检查，所以还不能够确定。因为老团部医院缺少特效药，必须马上转到地处宝泉岭的师部医院去，医生开了转院单子，又开了些止疼药，就催我赶快上路。因为到宝泉岭的班车每天只有一班，而且离发车时间只有20分钟了，尽管我们当时都没有带边境居民证（进出宝泉岭边检站要查的），通过电话取得连队的同意后，与陪伴我来团部的上海知青朱乃康一起，登上了去几百公里以外的师部医院的班车。
　　 宝泉岭，离我们团少说也有几百里地。经过萝北、尚志（抗联英雄赵尚志牺牲的地方），一路颠簸，到师部已经是医院大夫快下班的时候了。门诊接待我的是一位非常和蔼的长者，他看了化验报告，就让我做心电图，说明天看结果。他看我这个不能够动弹的样子，非常关心，说你这样的情况是应该入院治疗的，但是现在没有床位，他说要用针灸为我处理一下，晚上就睡在他门诊室的小床上。有地方安顿当然是好事，但是我从来没有被扎过针灸，非常害怕。老医生见状笑了，说他几针扎下去，保我马上起来走路！我趴在床上，老医生5针下去，我没有什么感觉，他说大胆走没有问题，我试着走了几步居然毫无问题，我大喜过望，甚至天真地想明天就回连队。老医生摇了摇头告戒说，他只是临时处理而已，我必须住院。第二天一早，心电图报告出来了，我就知道一个什么左心室扩大，是病理性的还是先天性的要进一步查。因为还是没有病房，我和朱乃康两个就谢过医生，想趁这个机会到100多公里外的鹤岗市去逛逛，医生说出去可以，但是明天必须回来。
　　 我们到鹤岗后，觉得真是不应该来。这个城市夜里看上去非常美，高高低低的万家灯火，白天就不行了。城市非常乱，因为是东北当时最大的煤矿，所以尘土飞扬，坑坑洼洼的，街道上坐轮椅的残废人挺多，城市边缘有几个日本人弄的万人坑，附近尽是连绵不断的坟茔。朱乃康有同学在那里卸煤装车，晚上我们就奔他同学那里去过夜。没有想到的事情在到鹤岗的第二天发生了：一觉醒来，我又不能够动了！而且越来越严重。想到针灸有奇效，乃康背着我到了鹤岗的一家煤矿医院，10多针扎下去毫无效果。乃康是个非常灵巧的人，见状不妙马上和我坐上了去12团的途径宝泉岭的运煤车，赶到师部医院已经是中午了。见了原先给我看病的老医生，他一脸苦笑，埋怨我们不应该乱跑，他这次给我扎了5针也是毫无效果，好在床位有了，我马上住进了医院的内科病房。
　　 宝泉岭的师部医院有方圆几百里没有的三层楼房，原先是鹤岗煤矿工人疗养院，医院是从福建第14军整体搬迁过来的，医疗条件在附近堪称一流，医院紧贴着从小兴安岭奔流而下的梧桐河，风景煞是好看，但是这个时候再好的风景也是没有心思去看的。住进病房（这也是我自出娘胎头一遭住医院啊），我马上被里面的人吸引住了。一个是没有几天就要出院的、师部水利队的北京知青孙其秋，他是66届高中生，文学根底好，每天不是莎士比亚就是托尔斯泰地跟我聊，尽管我不能够说笑，有他在我心里还是非常开心的。他出院时看出我恋恋不舍的样子，就留下了3本书，一本是叶圣陶的《倪焕之》，一本是屠格涅夫的《木木》，还有一本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这可真是旱地里的甘露呵。他说水利队就在医院前面，看完了还他就是。他还告诉我他在北京住在鼓楼一带。另一个是富拉尔基来的当地青年，矮胖身材，患的是血小班降低症，人非常淳朴憨厚，每天鼓捣着他那一脸盆的牛角图章（每天他挑一些出来煮着喝），他是我住院53天唯一的可以出去散步的伙伴。
　　 还有同病房的两位病员，我就必须重点讲了，因为和我病情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一个北京青年，什么名字实在记不得了，但是，他的病非常可怕，大量的鼻血流得像水龙头“哗哗”开着一般，而且一连10多天，40度左右的高烧不退，这个病叫流行性出血热，死亡率非常高还极易传染。医生说按理应该转到哈尔滨去，但是不行，转院过程中就有可能死亡。还有一位是五八年来北大荒的垦荒队员，神志不清，面容枯槁，毫无血色，而且已经大小便失禁，是煤气中毒造成的后果。据陪伴他的老乡说已经10年了，一年不如一年，看来也是来日无多了。看到病房里的这一切，我白天黑夜地睡不着觉，难道这就是我的将来？我难道就像眼前这些病友，就这样在此终了一生？想啊想啊，这样一来，我原来严重的风湿症还没有好，又得了严重的失眠症。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两件事情。
　　 师部医院这几天人声鼎沸，原来我们团送来了一个因公负重伤的上海女知青，是在江边煤场装煤时，让煤块砸的，骨盆居然碎成了八块！由于大出血急需输血，而师部医院根本没有血库，每天就轮流从各团拉一汽车知青来验血输血。这个上海女知青的生命就是靠那么多知青的鲜血维持的啊。后来，我们病房里那个神志不清的五八年来北大荒的垦荒队员，终于没有支撑下去，撒手西去了！然后，又搬进来一个重症病人，是师部园艺队的连长叫张爱国，是个抗美援朝的老兵，患的是非常严重的胰腺炎，人已经瘦得像个头大身体小的侏儒，体重只有65斤！一个汉子，让他老婆抱在手里就像抱个大孩子！因为他和我一样总是睡不着觉，我竟然和这位只有65斤的志愿军连长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他给我谈抗美援朝中的上甘岭、松谷峰战役，谈人生、爱情、事业、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