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彭是我在黑龙江兵团的一个战友，说是老彭其实他并不老，论年龄他还小我三岁呢。他是六八届初中生，虹口区解放中学的。老彭的本名叫彭粉林，多少年过去了，总想写一篇有关老彭的故事，只是故事太悲惨，手中的笔拿起又放下。但是，我终于还是写了，因为不写出来更难受。
　　 老彭是比我们晚半年才到黑龙江兵团的，他中等身材，大眼睛，小平头，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说起话来嗑嗑巴巴，刚到连队的时候，每天魂不守舍似的，无论是干活出操，总要出点不大不小的洋相。同一连队的温州青年、北京青年，甚至于他的同乡上海青年，总爱拿他开玩笑，每当这个时候，老彭总是睁大着眼睛，用他那带着浓重苏北口音的普通话，申辩着、抗争着，而最终总是以老彭灰溜溜的垂下双眼作罢。
　　 我和老彭虽然不在同一个班排，但偶尔也有见面聊上几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老彭心很善，只是心里有事，所以总给人以有点颠狂的样子。尽管如此，老彭还是在日常的生活中，流露出他内心深处的善良的一面。我到北大荒五年，其中大概有一年多是在生病，还有一年不到是在上海养病，每当大伙出工去，我独自一人在宿舍的炕上养病的时候，经常见老彭偷偷地人跑回宿舍里，坐在炕上发呆，我作为年长他几岁的朋友，常想劝劝他，但又不知从何劝起，因为我不知道老彭心里究竟有什么痛苦的事情在折磨着他。每当此时，老彭总是唉声叹气，总是说做人没意思，还不如死了算了。当然了，叹气归叹气，饭总还是要吃的，在这样的时候，他总是把我只动了一点点的病号饭，全部消灭了。因为我妹妹在伙房干活，病号饭往往是量大而又比较可口的，经常有片儿汤，面条，大米粥等不同的花样，基本上是每顿一小脸盆，老彭是分享我大部分病号饭的常客。时间一长，我和老彭似乎也有了些交情，他有话不会跟别人说，常来找我唠唠，虽然如此，但他内心最大的隐密我还是不知道。老彭苦闷的时候常吹他心爱的口琴，他吹得最多的是当时在知青中风靡一时的“精神病患者”，有时还要引吭高歌一曲。
　　 在老彭来连队第二年的冬天，说是冬天也已是3月15日了，北大荒一般是每年5月份才化冻，那年的3月15日，是所谓的中苏冲突珍宝岛事件一周年，我清楚地记得，那天黎明三四点钟的光景，我在睡梦中隐隐约约地被人弄醒，我费劲地睁开眼睛一看，眼前站着的是棉衣棉裤棉大衣穿戴整齐的老彭，我有点恼怒，睡得好好的，弄醒我干什么，我正要开口质问他，只见老彭用食指在嘴边做了一个手势，让我不要出声，接着他问我在上海的家庭地址，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他说你别管了，告诉我就行了，当我告诉了他家里的地址后，老彭往壁炉里加了一铁锹煤，搓了搓手，就往屋外走去。
　　 这天早晨出操的时候，已经是早晨七点，大伙发觉老彭不见了，过了两天，还是不见老彭的踪影，我们那个叫“金大马棒”的连长气得差点没厥过去，因为按照兵团的规定，战士一天不归队，连队必须上报团部，连长总以为第二天老彭他会回来，谁料想过了三天还没有踪影，这才急急忙忙地上报团部。一星期以后，老彭的父母给连队发来电报，说老彭已经回到了上海。对于老彭为什么这样急急忙忙地跑回上海，而且早不跑晚不跑，偏偏在珍宝岛事件一周年的时候跑，那可是在战备时期，后来我才知道其中的原委。原来老彭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知心的女朋友，女朋友报名去吉林插队落户，老彭当然要跟着一起去，可偏偏老彭的父母不许他报名去吉林，就这样老彭和他的女朋友就只能在黑龙江和吉林两地苦苦地相思了。
　　 后来，女朋友回上海探亲了，悄悄地给老彭来了封信，按理说老彭也可以请探亲假回上海，可我们那个时候连队根本不执行兵团一年一次的探亲假制度，就是你请事假回去也不行，所以老彭才想出逃走回上海的下策。半个月后，我接到了家里父母的来信，说老彭到家里去过了，说了我一大堆好话，还带去了一小包黄豆。以后半年多，老彭基本上就杳无音信了。
　　 时间过得飞快，半年以后的国庆节，大家刚刚吃完连队的聚餐（那时的连队逢五一、十一、八一、中秋、元旦有聚餐，还能喝酒），老彭回来了。只见他穿得一身崭新的蓝卡奇的军便装，人也显得精神了好多，一见面就忙不叠地给大家发他带来的飞马牌香烟，大家为老彭的回来也显得很高兴，几个调皮的知青把老彭带来的包裹翻了个遍，里面的花生糖之类的基本上也荡然无存了。老彭倒也大度，摇摇头笑了笑，一切似乎归于平静。没料想，连队当晚就开大会批判老彭，那些才刚刚抽了老彭的烟吃了糖的知青们仿佛早有预谋似的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上台批判老彭，指导员李茂盛在台上声色俱厉地说老彭是开小差的逃兵，连长“金大马棒”更是吹胡子瞪眼睛，脏话连篇地辱骂老彭，我和胡海石两个是上海60多个知青中仅有的高中男生，我们两个看在眼里，心里真不是滋味，但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来帮帮老彭。
　　 第二天早上，老彭要求回班里参加劳动，连队不允许，说我们五连没有这样的战士，老彭只能一个人在宿舍里写检查，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老彭所在班的班长是个温州人，硬是不让老彭上桌吃饭，说他们班里没有逃兵的位置，这时，一向文弱的我实在难以压住心中的怒火，一把揪住那个体重高出我一倍的温州班长衣襟，大声质问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就是犯人也得有一口饭吃，大家都是知青，不要把事情做绝了。老彭在一旁默默地流泪。虽然说老彭好歹上了饭桌，可连续一周每天晚上的批判会，他实在难以忍受，我清楚地记得，在老彭回连队第七天晚上的那次批判会，老彭又一次在会上宣读了他的检讨书，上纲上线，把自己骂得一塌糊涂，最后他那颤抖的双手，从怀里拿出一份上海医院的鉴定报告，说他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希望连队能够给他安排适当的工作，比如到养鸡场养鸡……谁料想他话还没说完，那个屁股比脸盆还要大的“金大马棒”连长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声斥骂到，你奶奶的熊，你还要养鸡，我给你吃鸡屎！只见老彭突然蹲在地上，双手抱头大叫：“我的头疼死了。”从此，老彭经常说自己头疼，后来经团部医院转院到师部医院，经医生鉴定，老彭得了精神分裂症。
　　 后来，我严重的风湿症发作，在团部医院住院的时候，已经连话都讲不太清楚的老彭，居然还到医院来看望了我两次，望着老彭半痴半颠的样子，我的心在流泪。其实，当时的我，处境并不比老彭好多少，我庆幸我的神经还没有严重衰弱，说实话，知青们在北大荒体力上的付出，沉重的劳作，一年只有几次荤腥的伙食，我们知青都能忍受，唯独那精神上的压抑，实在叫人太痛苦了。我们五连所在的地方，就是在边境线上，我们连队营房的屋顶，经常被对岸苏联的探照灯光顾，所以，在我们这里是没有“地富反坏右”这样的黑五类的。如果人分三六九等，那么在我们的上面是山东来的移民，大部分是贫下中农；再往上，就是旅大警备区来的转业军人，一般都当连排长以上干部；再往上，就是现役军人，一般都是团职干部。因此，知青在当时的兵团近乎是贱民，而老彭可以说是贱中的贱民。连队干部的粗暴野蛮暂且不论，我至今不明白的是，同样作为是知青的那些家伙，居然也对老彭那么狠。
　　 后来，我病退回了上海，连队里不时传来有关老彭病情加重的信息。听我妹妹说，当时在连队这些人的折磨下，老彭真的得了精神病。我到老彭的家里去探望他父母，老彭的家境并不宽裕，他父亲在海员医院对面的理发店里做理发师，母亲在街道里弄生产组干活，一天也只有几毛钱，我劝老彭的父母早一点把老彭弄回上海来治病，要不老彭就真毁了。老彭父母后来采纳了我的意见，把老彭接回了上海。谁料想，老彭人虽然回到了上海，可是病情一点也不见好转，他家住在亭子间，他父母告诉我，老彭病情严重的时候，经常往家里的金鱼缸里倒蓝墨水，父母劝他，他不但不听，还把在楼梯口炉子上炖着开水的铝壶往楼下砸人，差点出了人命。
　　 尽管如此，叫人捉摸不透的老彭居然从梧州路骑自行车到昆明路我的家来看我，满头大汗气喘嘘嘘的他告诉我，骑自行车的感觉不是车在往前走，而是车在往后退，我吓坏了，赶忙推着自行车送他回家。一次，一帮温州青年回家探亲，路过上海来我家，说是他们要去看看老彭，我说免了吧，他们执意要去，我只得硬着头皮领他们去。到老彭家以后，老彭居然已经不认识这些温州青年了。那个温州班长指着我问老彭，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老彭忽然放大了声音说，怎么不认识，这是咱宝华大哥。见此情景，不由人十分伤感。我想，老彭虽然得了精神病，但是善恶好歹他还是分得清的。
　　 日复一日，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老彭的病一点都不见好转，我对老彭的父母说，你们应该把老彭的户口弄回上海来，老彭现在的病不好，主要是他怕回北大荒，心里有块沉重的石头压着，病怎么会好呢，然而，老彭的父母无奈地告诉我，户口在兵团，老彭每个月还能拿21元5毛的病假工资，医药费还可报销大半，倘若户口弄回来，不要说病假工资了，这看病的一切开销都要自己来，实在受不了。每次我去看望老彭，老彭他总是执意要送我到马路上，在走出胡同的那段路上，每次我都听到周围邻居叽叽喳喳指指点点地议论：“喔哟，快来看哦，神经病哦，神经病哦。”
　　 有一次居然还说什么：“看呀，两个神经病哦。”我怒火中烧，却又是无可奈何。我想，老彭家庭周围的环境，也实在太差了。在这种环境下，他的精神不分裂才怪呢。为了老彭有一个新的养病的环境，老彭父母把老彭安顿到苏北乡下去养病，万万没有想到的事居然发生了，噩耗传来，老彭掉进苏北乡下的小河里淹死了。
　　 老彭离我们而去已经三十年了，如果老彭能够活到今天，恐怕也有五十岁了。提起老彭，兵团的战友们总是伤心不已。此刻，我写下此篇《老彭祭》，一则是遥祭九泉之下的老彭，二则是一吐压在胸中三十年的恶气，三则愿是我们这个世界再也不要出现像老彭这样的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