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敲开我的门，指着身后一个人，他交给你了，说完，就走了。
　　 这个人我是相识的，他是朋友的一个远房亲戚，叫陈松，川南那一带的人。几年前我帮他买过两次火车票，一次去广州，一次去上海。
　　 “真不好意思，但……实在没办法，田哥，每次都来麻烦您。”一副夹杂着川南乡音的普通话。陈松不停地搓着手说，有点紧张的样子。他二十多岁，瘦高，面目白净、清秀，一身旧却干净、笔直的西服，不紧，也不松，像为他量身而制。几年过去，好象他除了口音，并没太大的变化，还是显得那么拘谨和不安，那时候，他川南口音很浓，几年的外出务工，口音也变化了不少。我请他坐下，给他倒了杯水，他双手捧着水杯，低垂着头。
　　 我问他：“还要去外地挣钱？”
　　 陈松冲我腼腆地笑了笑：“恩，田哥，我现在在青岛一家外企工厂当计件工。”他捧着水杯，偎到嘴边，喝了一大口，说：“我大前天就去了车站买票，排了好久的队，人家说十五号以前的票全部卖完了……可我初九以前必须要赶回去……田哥……不知道……您能不能……买得到初六的车票？”
　　 我心里暗暗叫苦，叹了口气，说：“虽然我也在铁路单位上班，但是那种跟火车票八杆子打不着的部门，买票全都是朋友托朋友。”陈松无奈地看着我，喃喃地说：“唉，我也知道挺麻烦田哥您的，但……现在，实在没办法啊！”我只得说，“好吧，我试试，买不到莫怪哈。”陈松连声道谢。我给车站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车站的朋友说，今年的票管理特别严，车站每名职工最多只能买两张票，他的两张都帮亲戚买了，现在只能看其他人还有没有剩的，叫我们等他的消息。
　　 他一边喝水，一边给我说他一些经历。他说他在广州、上海打工的时候，挣了一些钱，用了些，存了些。他说他很喜欢广州、上海这些大城市，凡是免费的地方，他都要抽时间去逛逛。他能如数家珍地说出，广州、上海有哪些风景区、旅游景点，他说虽然好多地方他只在门口晃过，但他绝对能给外地人当导游。他的面色比开始进屋时，红润了许多，可能是屋里温度要高些，也可能是回忆使他激动。
　　 他停住话头，满怀歉意地对我说：“我怎么说起这些就没完没了的。”我笑着说：“没关系，你说吧，我没去过那些地方，听你说说，也长见识。
　　 从上海回来后，他就去了青岛。那里企业多，工资高，更有许多内地没有的风景，风景中，一种无法掩饰的骄傲，赋予了每一个踏上这块土地的人，包括，像他们一样的民工。他喜欢那的海洋公园，喜欢那的阳光沙滩，更喜欢那汇融百川的大海。那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带给了他无限的遐想。
　　 他说，在青岛的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去浮山湾外的五片水域划一次帆船，因为那里是2008年奥运帆船比赛的地方。奥运帆船比赛的时候，他去了，看见那飞驰而过的帆船，兴奋得大叫，他形容那“是一条条银色的海鱼。”他说没能登上观众船，目睹全程的比赛，有点遗憾，但他满足了，因为，他是一位奥运参与者。他说，那种感觉就像在旅游。尽管那个时候，他已经两个月没开工了。
　　 陈松给我说这些时，他一直在微笑，是那种特别诚恳的笑。
　　 然而，08年下半年开始，他们公司却出现了危机，好长一段时间没工可做，像他们这种计件工，没工做就意味着没收入，下半年，他才挣到上半年三分之一的钱。挣不到钱，就失去了遐想的动力，就失去呆在城市的理由，没等到年底，便回了家。
　　 他说要是在以前，过年时如果不回家，在公司加班的话，那加班费都是可观的。
　　 他说：“初九是公司报道的最后一天，否则就自动除名了。”
　　 他笑着对我说，“明年我回来时，一定给您多带些海鲜。”
　　 陈松抬手看看表，说，等不了了，干脆就去买张“黄牛票”。我说陪他一起去，他说一个人去就可以了。我拍拍他的肩，说，帮人帮到底，你的口音不像本地人，黄牛党专宰外地人。
　　 严冬虽然很冷，但还是阻挡不了人们前行的步伐。火车站挤满了人，售票大厅处已经排起了长队，十几条“长龙”弯弯曲曲地延伸到公路边，一会儿，又有人加入成为“龙尾”，一些人为打发无聊的等待，在地上摆一张报纸，掏出扑克玩了起来，随着人流的移动而移动。寒冷的天气，却无法冰冻那笑声里的快乐。
　　 陆续有几个“黄牛党”凑过来，低声问我们，要不要票，广州、上海的都有。他们这些人正像马克思所说的，一有适当的利润，一些人就会非常壮胆起来。
　　 我问其中一个年轻人：“初六到青岛的，有吗？“完了又补充一句，如果没有，初七的也行。
　　 年轻人说：“有，一张加八十元，量大从优。”
　　 陈松对买票的人说，少点吧，都是出来挣钱的，不容易。
　　 这时，车站的朋友打来电话，问，你还要票吗？刚好我有个同事的亲戚，买了两张去青岛的，又突然不去了，初七的，要吗？
　　 我连忙点头，要，要，感谢啊！
　　 拿到票，我把它交给陈松，心里像放下个大石头似的。
　　 几天后，朋友到我家玩，聊起陈松，朋友说，那天回去后，陈松就接到青岛那边的电话，叫他不用去了，他们所在的那家工厂关闭了，韩国老板丢下那个烂摊子跑了，金融危机吓跑了许多老外。
　　 又过了几天，我意外地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那夹杂着川南乡音的普通话，声音十分兴奋，他说他是陈松，现在，他正站在青岛五片水域上的一艘快船上，给我打电话。
　　 我问：“你在青岛上班？”
　　 他大声说：“不，我在旅游。我专门到青岛来旅游的。”电话中，那呜呜的风声，像号角的呼啸。
　　 他呵呵笑着说：“金融危机嘛，现在这里玩的、吃的都比以前便宜了，机会难得啊！对了，我给您带了海鲜，是那种银色的海鱼。”
　　 第二天，我把接到陈松电话的事告诉朋友，朋友狠狠地说，臭小子，这趟下来，他这几年算白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