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真正的小说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是小说与故事的本质区别。高品质的文学作品，既取决于作者的创作能力，也取决于读者的再创作能力。有很多文学作品都是在面世数十年之后，才被读者阅读出来的——《红楼梦》是，《佩德罗·巴拉莫》也是。当然，我这样讲只是为了强调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性，并不是为了减低或者推卸小说家的责任和使命感。
　　
　　 责任和使命感是个非常宏大的词语，它曾经是作家的历史包袱(也许现在仍然是)。当然，我们的包袱不仅在此。我们的苦恼在于，在现实的语境之中，小说家是不能完全从艺术或者技术的角度放任自己的，因为不管是出于道德或者政治原因，正如略萨所言，有很多机构和个人“都对小说表示了同样的不信任”。这导致了在大多数国家，小说以及小说家都是受限的——虽然受限的原因并不一样。这令小说家的工作充满了冒险精神，然而也正是这一点，才又令人非常着迷。
　　
　　 其实这又涉及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就是作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离生活太近，作家往往会成为现实生活的代言人，这样就会削弱作品的文学意趣；离生活太远，也就意味着抛弃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让写作成为纯粹的白日梦。这里面还包含着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作家应该以怎样的姿态介入生活？这个问题是一个争论不休而又永远无解的问题，因为作家就是“这样”介入生活的，他的使命感推动着他义无反顾地试水——我的意思是说，方法并不是一部作品生命力的终极标准，尽管它特别重要。
　　
　　 一个时期以来，我一直尝试用各种文体写作，尝试着离真实的生活远一点，更深地潜下去，不暴露作者的面目和思想。但我觉得我做不到，至少不能完全做到。我们这一代人还不能完全脱离“弥赛亚”情结，同时我还一直深信略萨说过的另外一句话：“文学是人们为抵抗不幸而发明的最佳武器。”但是，在现代化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强大的审美趋同的社会环境之下，一个作家并不比任何一个社会个体更有能耐，谁能逃离自己的“文化模板”恣意独舞呢？但是，我还是努力让自己在荆棘里发现花朵，在焦虑中去寻找安详。对美和善、对价值和尊严不折不挠地探寻和讴歌，已经成为我的生命密码，不抛弃，不放弃。
　　
　　 最近，我还在一次有关工业化和小说关系的研讨会上，谈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工业化是不可避免的，用盲目的迷信和热情去抵御现代化洪流，那是不自量力。如果故意装作视而不见，那是逃避。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我们无路可逃，正视问题就是一种担当。在这个方面，在亚洲我们有榜样可学，前有日本，后有印度。面对不同的问题能找出不同的解决方法，既是文学，也是哲学。
　　
　　 其实我这些年的很多作品，都面临着很多的苦恼和诱惑。在《人民政府爱人民》这篇作品里，我想说明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稳定设置的信访平台，有时可能成了一面凸透镜，让两边的信息(政府和人民)都多少会失真。在政府这边是吃力不讨好，或者是好心办坏事。它越是讨好老百姓，把老百姓的事情都揣在自己怀里，越是让人民不满意。《村北的王庭柱》是一篇我倾注了很多心血的作品。王庭柱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但是你真正把他指认出来又非常困难。一方面“他”是一个庞大而又来历不明的群体，他的作为和话语只是偶尔地、一鳞半爪地被你捕捉到。另外，你不能轻易指责中国老百姓的活命哲学，好像他们的生活根本没有尊严。其实，对于中国的很多老百姓来说，没有尊严就是他最大的尊严，或者换句话说，忘记尊严才是他们维护尊严的惟一选择。这听起来有点悲壮，可是他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他的首要任务是活命，而不是活得更好。《老革命周春江》虽然写的也是上访，但那不是它的主题。我想说明的是干群关系的另一个硬结：鱼与水的疏离问题——从相濡以沫到相忘于江湖。这里面既包含着党和政府如何放低身段，重新定位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包含着怎样正确对待历史的问题。这样的写作其实让我犹豫良久，它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故事本身，变成了另外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很可能会穿越，可能会有越来越清晰的模样，并具有不断繁殖的力量。《挂职笔记》虽然写的是身边的琐事，但却是一篇真正的官场小说。我曾经在《我的生活质量》的创作谈中说过，中国的官场不是一个独立的“场”，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既没有那么惊心动魄的戏剧性，更没有步步为营的玄机，它已经非常家常了，惟有如此，它才更可怕。当然，关于《刘万福案件》，已经有了很多的话题。刘万福的故事不是现在有，它过去就有，将来还会有。在制度文明和法治社会真正建立之前，我们还会遇到千千万万个刘万福。
　　
　　 从作家的内部环境来讲，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的日益加深，都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写作。从作家的外部环境来讲，市场经济在不断更新价值观的同时，也逼着我们走向市场。我们的作品需要走出各种“圈子”，接受市场的无情考验，而且这根本就不是我们愿不愿意的事情，因为，市场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