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一个月前的事也许忘得一干二净，童年的许多事却深藏在心中，并且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雨后蘑菇般从记忆的林子里冒出，一个个或笑或哭的镜头，便在大脑的屏幕中不时闪现……
　　 1、童年的远足
　　 现今，五毛岁的娃娃走三二里路不用人背，就算好孩子了，而我五岁时，却做了一次远足。
　　 在姥姥家玩腻了，我就张罗回家。可是，老舅和老姨都忙别的事去了，没人送我。姥家距我家顺毛道走将近十里。那时是夏天，庄稼都很高，姥姥不可能让我一个人回去。
　　 正好三爷和副队长从大青堡买猪回来，路过姥姥家门口，被我看见了，就哭着喊着，非要跟回去。姥姥没办法，就放了我。走出挺远回头看时，姥姥还站在门口呢。
　　 我撅了根柳条儿，跟在大人身后，不时地往猪身上甩几下。
　　 那是头不大的白猪，胖胖的。走路时，它那扭成圈儿的小尾巴在我眼前晃来晃去，非常有趣，我就不时用柳条去捅，一捅，它走得就快了许多。三爷就嗔怪我：“小城子，你老实点！看捅毛啦！”我立刻收了手。可是，那个小尾巴太有意思了，我还是忍不住趁大人说话时，又捅了一下。那白猪就呼地窜了一下！绳的一头拴在猪的一条腿上，一头扯在三爷手上。猪一窜，绳子就绷得挺紧，三爷就被拽得跟着跑。三爷很不高兴，伸手就将柳条扯过去，扔到路边壕沟里。我也知道犯了错，自然没敢撒泼，只有乖乖地跟着走。
　　 赶猪不能走毛道儿。从姥姥家向西，出了屯子要向北走，再向西拐，然后北折直回我们屯子。
　　 走了几里路，刚出来时的新奇感消失殆尽，再加上受了三爷“处理”，心情就低落下来，悄没声儿地跟在大人身后。也不知走了多远，大概是到了第三个屯子吧，我就听三爷跟副队长说，快到小学校了，我去找洪生（爸爸的名字），让他把孩子驮回去。正说着，一条大黑狗从道口窜过来，汪汪汪一通咬，吓得我紧紧抱住三爷大腿！而那头猪受了惊吓，直往道边壕沟跑，副队长扬起手中的木棍去赶，可越赶它越使劲拽！那只添乱的黑狗来了劲儿，叫得声更大了。三爷先是双手扯绳，后来腾出一只手扒拉我：“城子，你先松手！”可我惊慌万状地瞥着大黑狗，哪敢松手啊？副队长来了气，扬着棍子朝大黑狗抡去。那黑狗自然知道好歹，人没近身，早狂吠着跑开了，直到主人出来吆喝住，才算罢休。
　　 撵走狗，猪才消停下来。我松了手，跟着继续走。这一回来了心眼，除了不时回头看以外，其他方向也十分留意——谁知道会从哪里再冒出一只狗，或者比狗更厉害的家伙呢？
　　 正走着，小学校长骑车子过来。三爷问：“下班啦！洪生走没走？”“走啦！”校长说着骑过去了。
　　 我们就继续西行，最后向北走。我不知还有多远到家，也不敢分心，甚至不知道累。三爷一直跟副队长赶猪，唠嗑儿，仿佛忘记了身后跟着一个五岁的孩子，那是他大哥的亲孙子！过了许多年，我才知道，我走了将近十五里路。我有时就想，是我太讨人嫌，还是他侄子是老师没啥用？再不就是他们老哥俩感情不好？或者仅仅是他的孙子辈儿的孩子太多，从来就没亲近过？……总之，他一直没问过我累不累呀，累了我背你一会儿呀……没有，一句都没有！（这里似有冒犯已故三爷之意，敬请地下的三爷谅解！）
　　 当太阳下山时，我回到了熟悉的村庄。那时，夕烟西起，村里一片犬吠鹅声。我也不知道跟两人告别，返身朝家里跑去。我穿着塑料鞋，吧嗒吧嗒地跑在林间路上，那声音像音乐一样动听。
　　 可是，当我迈进熟悉的院子，推开熟悉的破大门，见到万分想念的母亲时，我一下扑到她的怀里，哇地一声哭了……
　　 2、童年的愧疚
　　 在童年的记忆里，我最对不起的人是傻五姥姥。
　　 傻五姥姥家跟姥姥家在一个院。她家在西屋，只有一间房，进屋就是靠西墙的顺山炕（炕沿是南北向的），炕的北端有一道高出炕二尺的土坯墙。墙北是灶台。常年咳嗽在炕上的五姥爷去世后，这一间屋里便生活着大舅凤俊和与我同岁的小姨凤珠。
　　 五姥姥是不计算在家庭人口里的，因为她是傻子。傻五姥姥一脸麻子，鼻子上的麻坑里积满污垢。她的头发乱得像草，纠结成团。即使在冬天，她也很少系扣子，肮脏的胸脯上垂着脏黑的奶子。尤其让人瞧不起的是，在夏天，她居然不知羞丑，常常脱了裤子，在炕上跑跳，惹得小孩子们拍巴掌坏笑。小姨凤珠根本说不听她，直到找来凤俊大舅才能喝斥她穿上衣裤。
　　 傻五姥姥家安着带木格的独扇窗，外面粘着纸。我们那时非常淘气，常常三五成群去窗下作，目的只有一个——惹傻五姥姥骂。果然，不一会儿，傻五姥姥就隔着窗户骂开了。她一骂，大家就非常开心，因为可以找到更加大肆地捉弄她的理由了。我们最常用的方法是，找一根较长的玉米秸或葵花杆，从窗格上的破洞伸进去，不断地抽进抽出，同时嘻嘻哈哈地坏笑，里面的傻五姥姥就一声高过一声地痛骂……
　　 这种时候，惹不起大家的小姨凤珠就倚着西院大姥爷家的墙，气鼓鼓地噘着嘴。只有凤俊大舅从队里干活回来，才能吆喝着将我们这群淘小子驱散。但凤俊大舅从没有向姥姥告过我的状。其实，参与这种活动的，不仅是我这个外甥，还有他的叔伯弟弟或堂侄等，都是六七岁的淘气包子，他能有什么办法呢？
　　 姥姥遇上几回，不但撵走了大家，还把我拽屋里一通训斥，我才收敛许多。
　　 后来，姥姥家在屯子东北边盖了房子；大舅凤俊在姥姥家原址盖了新房。
　　 傻五姥姥生命力非常顽强，我都参加工作了，听说她还活着。具体什么时间去世的，我真是不记得了。
　　 这些年，工作在外，姥姥家那个小屯，只有表弟一人，我很少过去。凤俊大舅家倒是去过一次，旧貌换新颜了，过去的一草一木早已不复存在。那天我站在凤俊大舅家屋前，不禁回忆起儿时的淘气场景来，傻五姥姥的叫骂声一波一波从记忆深处传来，冲击着我的心肺，纠结我的内心，后悔的情绪竟如雨后檐下的水滴，一下一下砸在我的心窝，让我的双眼渐渐模糊，我在心底轻轻地说：五姥姥，对不起……
　　 3、童年的电影
　　 坐在家里看电影频道，或花几十元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对于当今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啦，而对于四十年前的我来说，却是连想都不敢想。
　　 那时看电影必须到大队旁边的小学校。操场上，白色的银幕一挂，放映机旁就围满了各队来的小孩子。放映灯一亮，银幕一片雪白。不一会儿，银幕上就出现了夜蛾飞窜的影子，紧接着，高高低低的小手，或大大小小的人脑袋影子也会随之映上去。加演片（一般多是纪录片）后，才是主片。八个样板戏轮着演，尽管看腻了，大家也会去看。也演战斗片。《南征北战》《地雷战》《小兵张嘎》《打击侵略者》等都是我们最爱看的。看完后，就做各种木头枪，学着电影里的样子，端着枪，对着别人大喊：“不许动！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提起电影，便想起三件往事。
　　 一件是对不起二弟的事。我家到小学校有五里路。有一回在那放电影，二弟也非要去看。那时他才五岁，没人肯经管他，他就跟着我，寸步不离。我怎么撵他，他都不回去。跟出二里路了，我气得将他推到路旁的壕沟后，撒脚就跑。他连哭带嚎，爬出来还是追我。没办法，我只好领上他。有的小孩看到半截就会睡过去，二弟却眨着眼睛，一点不困。散场后，他也不用我背，自己走回去。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想来既让人心酸，又让人觉得可笑。
　　 二是钻坟圈子。忘记是看什么电影了，总之散场时，我和二弟与屯子里的人走散了。我俩只好按照大致方向，朝西北走。为了撵上大伙，我们决定走捷径——窜横垄地。那时庄稼已经齐腰深。我们连个手电筒都没有，只是奔着大伙声音的方向，从庄稼地里摸过去。不曾想，走到地中间时，突然出现了树林。摸一摸，树都很粗，并且处处有草，有土堆。我俩手拉手摸了一会儿，才重新摸到庄稼了。又逐垄往外摸，终于到了壕沟，过了树带，上了南北方向的乡路，朝着有人声的地方追……第二天才知道，昨夜钻的是二队老袁家的坟圈子。想想还真是后怕。那个年代看场电影，是多么不容易啊！
　　 三是坐三人自行车。爸爸上班时骑一辆破自行车。有一回去看电影，爸爸驮三弟先去，我和二弟步行。可三弟在电影开演后不久就睡着了，叫醒后看不大一会儿，还是接着睡。最可气的是，电影散场了，还是咋叫都不醒。没办法，爸爸只好把睡成一滩泥似的老三弄到车后架上，三弟就趴在车座上呼呼睡得喷香！走一会儿，爸爸停了车子，让二弟坐在前边大梁上，让我站在外侧脚踏板上，他就在暖暖的夏夜里，用一辆破自行车，驮着他的三个儿子，在老三轻微的鼾声里，一步步向五里外的家里走去……那种艰苦而温馨的场景，成为一张老照片，一辈子都印在我的脑海里，永不褪色。
　　 4、看电视
　　 眼下，商场里的电视，或大得可以悬挂于墙壁，或小得可以轻握在手中，几十几百个频道，随心所欲地看。
　　 如今的农村家庭，有两台电视已经是平常的事。
　　 可是，在三十多年前，那小小的黑白电视，曾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啊！
　　 （1）邻村看电视
　　 大概是1975年吧，那时我正上小学。有一天，家住二队的孙卫海一到班里，就眉飞色舞地说，队里买了台小电影，叫电视，像个纸箱那么大，一扭开关，屏幕上就出人，有梁戈亮打乒乓球呢，太过瘾啦！梁戈亮是当时的乒乓球冠军，名气相当与头几年的刘翔。从此，我们就天天早早来学校，听孙伟海讲一通电视节目。那会儿，我们特羡慕二队的学生。
　　 很快，丰收六队就买了电视。我家离六队近，不到二里地，就天天晚上去六队看电视。
　　 那时，生产队队部都是大筒子屋，连二炕。靠东墙有个电视柜，上了锁。每当晚饭后，保管员沈世文就早早来，给大家放电视。那是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手动拨台，一拨台，嘎吱吱直响。印象中，电视里经常播的是乒乓球。很快，梁戈亮就被家乡的人们所熟悉，所崇拜和模仿。没有乒乓球，我们弄来牛毛，用热水泡过，揉啊揉，揉成鸡蛋大的球，再弄块小木板，有功夫就在一块空地练习推削，俨然个个是乒乓球冠军。
　　 那时，五、六、七队东西向一字排开，六队在中间，五、七队的人都来看。每天晚上，六队队部几乎都人员爆满。1976年1月，给周总理逝世开追悼会那天，人们早早来到电视前，看到电视上的人哭，有许多人也悄悄流了泪。这样的场景，毛主席逝世时也出现过。几十年后回想起来，这是多么难得的朴素情感啊。直到1976年夏天，我们七队才买了电视。不拘言笑的八叔刘洪文是保管员，他也像沈世文一样，每天默默地来放电视。
　　 （2）雨夜滑进坑
　　 我和二弟是最忠实的观众。有一回，屋里正演着，外面下起了大雨。近处的孩子就被大人拽着跑回去；我家在村子最东头，离队部有一里多路，跑是不赶趟了，再说也舍不得电视节目，就和剩下的几个人一起看，直到电视屏幕上出现雪花。
　　 那时，雨早已停了。其实我俩完全可以跟其他人一样，在大炕上对付一宿儿，反正是夏天，也不冷。可我俩只犹豫一会儿，就踏着泥泞往家里摸去。
　　 雨后没有多少星星（大概云层没散吧），也没有手电筒，看不清路，只因为太熟悉了，就大致地往前走。大约走一半路时，突然脚下一滑，我俩就掉进齐腰深的水坑里了。我俩很害怕，连摸带爬，总算出了水坑，又往东北方向走。后来才知道，那是新修的南北公路与去队部交叉处的坑子。幸亏水少，如果水大还不得淹着啊？
　　 记得摸回家后，也不敢说啥，悄悄地脱了泥水淋淋的衣服，弄盆凉水，简单洗洗身子，就爬进被窝。所幸的是爸爸睡着了，只有妈妈小声斥责一句“以后下雨早点回来！”
　　 （3）泔水被谁喝？
　　 生产队里的电视机修了几次，就再也没亮没声了。有人催队长修，队长说没啥看头儿，修啥修？时间一长，大家就怀念有电视看的夜晚。有人瞅着远去的队长，恨恨地说，等我有了钱，先买台电视！
　　 不久，屯里个人家真就有了一台电视机。李家的电视搬回来之后，家里就热闹起来了。一到晚上，筒子屋里满是人。地上、炕沿边儿就不用提了，窗台上、木板柜上都是人。
　　 屋里一挤，“窝儿”（指占好的座位）就十分珍贵，有尿憋着，渴了忍着——就怕一旦走了，回来“窝儿”没了。
　　 那一天，许是咸东西吃多了，不断有人忍不住去喝水。小孩子还为“窝儿”的归属吵了几句。
　　 李家的大水缸就在外屋地门北，秫秸盖子上放个水舀子。人们急匆匆地奔过去，抄起水舀子就喝！
　　 第二天，又来了许多人，李家女人就问：“昨晚上都谁上外屋地喝水啦？”
　　 “咋的啦？”众人忙问。
　　 “我泡了黄米，打算今天早上淘米，谁知道泔水被人喝了半缸！”
　　 5、“红海洋”里“浪花”飞
　　 在一篇怀旧文章里，我曾说过，我的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如果问童年的颜色是什么？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回答——红色。因为从我记事起，就在“红海洋”里翻腾了。四十年过去了，那段记忆上的红色，多数如老照片一样褪色，消失，唯有几件小事，却还保留点颜色，如浪花般飞出来，不时在我眼前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