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风雨》出版了,也拍成了电视剧（即《关中匪事》）,是好是坏让读者和观众去评说吧。作者如果还要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就有点讨人厌了。可有些话憋在心底很久了,如刺在喉,不吐不快。
　　 在我即将过21岁生日时,命运之神和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修复家里的电灯线时,我不慎从树上摔下,跌伤了脊椎骨,导致下肢瘫痪。
　　 后来我走上了文路,一是不甘坐以待毙；其次是寻求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再者想用文学创作来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在坎坷艰难的跋涉中,我得到过师长、朋友以及许许多多人的关爱和真诚的帮助。对他们我一直心怀感激之情,时刻铭记在心。我也遭遇到一些龌龊的人和事。关于《昨夜风雨》这部书,我就遇到了一个龌龊的人。
　　 这部书稿我是1994年年底动笔的。大约写到一半时,一位朋友来找我,问我手中有没有长篇稿子,他一位在西安姓王的朋友搞一个“黄土文化丛书”,需要长篇稿子,我便说了正在写的长篇,并把故事内容告诉了他。他把这个信息反馈給他在西安的朋友。一星期后,我收到了王某人的约稿信,信中言词十分急切,让我尽快把书稿完成。有人约稿,自然是大好事。我便夜以继日赶写书稿。其间,我心存疑虑,便写了封信给王,并讲了小说故事梗概。王对书稿十分感兴趣,三天里我接连收到他两封来信,信中言词由急切变为迫不及待,让我赶紧把稿子赶出来,他不日派人来取。未等我复信,取稿的人来了,是陕西教育出版社一位姓侯的编辑,还带着王的一封亲笔信。是时,书稿只写了一多半,还未誊清。给,还是不给,我很是犹豫。来人说,王说了,不必另誊,把毛稿带去就行,他用电脑打。我还是犹豫不决。来人又说,王和他都是扶风人,咱们都是乡党,还有啥不放心的。我这才把写好的稿子交给来人。
　　 一月后,我完成了全部书稿,托人带给王。几天后收到王的信,信中他对书稿大加赞赏,说是有书商愿买,让我寄两张照片———一张彩照,一张黑白照；写一份二百字简历以及身份证复印件和两份委托书一并寄他。我一一照办。
　　 此后,我耐心地等待佳音传来。但迟迟不见任何消息。实在等不急了,我去信询问,却没有回音。就在我焦急不安之时,王突然来到我家,和他同来的有一位书商和一位印刷厂的厂长。
　　 这是我和王第一次见面。王给我的印象很不错,他年长我十多岁,戴一副眼镜,有学者风度,说话嗓门宏亮,谈吐虽粗俗却不失风趣幽默,象是性情中人。闲谈中我得知他是扶风绛帐人。绛帐距我家乡仅二十来里地,不用套近乎,我们也是乡党。对这样一个人,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
　　 王告诉我,有书商愿买书稿,但嫌单薄了些,要修改修改,并提出了修改意见,让我在性爱的描写上要放宽地写,大胆地写,多增加些可读性的东西。临走时再三说,一定要按他的意见修改,只有这样书商才肯买。
　　 我便下功夫修改书稿,但没有完全按王的意思去改。我实在写不出王和书商所需要的故事和情节。书稿改好后,我托人给王带去,期盼着好消息。
　　 年2月份,我收到了王的来信,告我书稿已交书商,他将努力促使成交,让我放心。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此后再没有消息。王让我放心,可我怎能放心得下？焦急之中我多次写信给王询问情况。王没有回音,只是让人带口信给我：书稿一直在洽谈中,耐心等待。我别无他法,只好耐心等待。
　　 然而,还是一直没有消息。我失去了耐心,频频去信询问（那时家里没有装电话,即使装电话,也不知向何处打）,并托朋友去问,却不见回音。在我不断地催问下,97年5月上旬,王来到我家,告我图书市场疲软,书稿出版要等到明年。我说,既然如此,那就算了,把书稿还我。王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说书稿在书商手中,让我不要太心急,他一定想法出版。又说了“让我放心”等等的话。他粗声大气,中气很足,言之凿凿,信誓旦旦,不容你不相信。尽管我对他的人格已经产生了怀疑,可天生面软,不好再说啥,只好再相信他一次。
　　 王此次走后,如泥牛入海。我感到情况不妙,多次托朋友向王索要书稿,王说书稿在书商手中,他要回来就还我。我拿他实在没办法,弄得都没了脾气。
　　 年春节,我的戏剧小品《瓜女子》获了一等奖,四月份我应邀去陕西电视台领奖。借此机会,我下决心一定要找到王,跟他要回书稿。到西安下榻后,我给挚友小付打电话,请他帮我找王。小付先是给王打电话（王第二次来我家,留下一个电话号码）,可一直没人接。无奈之中,小付陪我去省委南院（王留的地址）找王,找到的地方是楼梯下的一个小屋,而且上了锁。小付爬在门缝往里瞧,里边空空如也,好象没有住人。我们无获而返。后来听说王在省文联上班,第二天我和小付又去省文联找王,还是没找着。传达室的老师傅告诉我们,他倒见到过这个人,是在领工资的时候,其它时间不见此人的踪影。我俩没辙了。小付不甘心失败,不屈不挠地打王留下的那个电话号码。王最终露面了,来到了我的下榻处。他说,他把书稿给了外地一个书商,那书商犯案在逃,找不着人了。我傻了眼,一时弄不明白他在说啥。他又说了一遍,还怕我听不明白,又加重语气说：“书稿丢了。”
　　 我犹如当头挨了一闷棍,辛辛苦苦写了一部稿子,拖了好几年,他竟然说“弄丢了”！我觉得自己被一个无赖当猴耍了,真想对准他的蒜头鼻子打一拳。可那时我气哑了,一时竟无话可说,更别说动手了。我涂鸦多年,没有多大成绩,为此十分苦恼。对这部书稿我寄托着莫大的希望,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会弄丢。我只觉得心中的希望化为了泡影,真想放声大哭。苍天不佑我呵！
　　 小付在一旁十分气愤,问他怎么办？他看出我俩火气很大,便说愿作经济赔偿。事已至此,我和小付能拿他有什么办法？我不能在西安久呆,加之行动不便,便全权委托小付处理这件事。
　　 回家不久,小付来信告我,他给王打电话打不通,找人找不见,不知该咋办。古语云：“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对这样一个不讲诚信的人,我又能有啥办法呢？过了些日子,王给我文化馆的一位同事打电话,让转告我,书稿找到了,我半信半疑。不几天又让人带口信给我,让我重新写,他负责出版事宜,只字不提赔偿的事。我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只好写信给小付,让他千方百计想办法找到王。小付费了不少周折,总算找到了王。王说有两个法子让我选择,一是赔偿两千元了结此事；二是让我重新写出书稿,他负责出版。作者写书,最大的愿望是出版面世。我同意按第二条办。事情到了这一步,我还没有把王往太坏的方面想。
　　 当初,由于王催得太急,我把底稿交给了他,现在重新写完全是凭着记忆。凡是有过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创作是需要灵感的,而灵感稍纵即逝。重写时没有了最初的冲动和灵感,因此原稿中许多精彩的情节无法全部再现出来,至今回想起来我都十分痛心。
　　 废寝忘食劳作了三个多月,总算把书稿重新写了出来。我立即给王去信,这次他倒没食言,让我交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印刷厂打印（他和该厂有业务联系,而我家距该厂仅二里地）,说他已跟该厂厂长说妥了。我自然照办。
　　 三稿校完后,我亲自找到该厂厂长,请他带信给王,催王尽快出书。几天后我去杨凌,途径西农大邂逅该厂厂长,他告诉我信带到了。我问王说什么了没有,他说,王说正在筹措资金,一旦有资金就开印。
　　 然而,此后一直没有消息。我的耐心是有限的,焦急不安之中又写信给王,但没有回音。我只好写信给小付。可小付也找不到王,王似乎从地球上消失了。小付比我更有耐心,接二连三地给王打电话,那种毅力就是跑到火星上去也要把他找回来。王在小付的毅力面前败了阵,他最终接了电话。没想到王在电话中完全是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说他不记得这件事了,没有印象了。小付跟他吵了起来,他竟然出口不逊,骂小付狗逮老鼠多管闲事。小付告知我时十分气愤,说王是个流氓,以后他永远不愿再见这个人。挚友受辱全是为了我,为此我常怀内疚和不安。我想,我再见到王一定要指着鼻子骂一句：“死狗赖皮”！可我至今再没见到这个龌龊的人。我和小付的心情一样,永远不愿再见这个人。
　　 后来,小付给我出主意,东方不亮西方亮,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把书稿寄给其它出版社试一试。此时我心灰意冷,让小付看着办吧。小付便把书稿寄给北京“布老虎丛书”编辑部。该丛书编辑孟吟冰打来电话,对书稿很是欣赏,但与他们编辑出版的丛书不对路,只能忍痛割爱。她又说,她把书稿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文社”是一流大出版社,各种类的书都出,只要稿子质量高。
　　 这是个既让人沮丧又让人振奋的消息。这时我已经神经麻木,对这个消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书稿很快到了“人文社”何启治老师的手中。不几天我收到了何老师的信。何老师在信中对书稿作了很高的评价,告我他们准备出版。我大喜过望,激动兴奋得彻夜难眠。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说起来真是幸运,我曾和何老师相识。早在1982年,何老师在《当代》杂志任编辑,发过我的中篇处女作《生活之树常绿》。那个中篇最初很稚嫩,在何老师的帮助下几易其稿才得以发表。期间何老师还来家看过我,其情其景令我感动不已,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伤残使我对生活已无多大信心。彷徨之中创作成为我的精神支柱,但成功的彼岸却距我太遥远,虽然屡败屡战,但心火渐熄。倘若何老师没有来我家给我鼓励,倘若没有他的扶植帮助,倘若那个中篇又被“枪毙”,我也许不会再舞文弄墨,也许我的生命早已枯萎凋零。那个中篇的发表给我即将沉沦的心灵打了一针强心剂,使我生命的航船再次搁浅之时又升起了风帆。现在这部书稿又经何老师手中发稿,是上苍冥冥之中的安排？还是好事多磨,让我体验体验人生的况味？是兼而有之吧。
　　 再说小付吧,我年长他十六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友情,我们是忘年交。在事业上他给了我真诚的、无与伦比的帮助。在书稿未与“人文社”签订出版合同期间,他又推荐给西安华人影视公司的老总。书稿被慧眼看中,老总赵安是爽快人,当即拍板签了改编合同。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小付不遗余力地帮助,《昨夜风雨》也许还是一沓写了字的稿纸而已。至今,我对小付没有说过“谢”字,我觉得“谢”字太俗了,不能表达我的心意,更不能表达我们之间真挚的友情。
　　 与何启治老师、小付相比,王的所作所为实在太龌龊,太下作！我有时也想,王好歹也算个文化人,品格为何如此卑劣？难道知识装到狗肚子去了？我还想,王也许真有难处,如果他实话实说,我一定不会给他为难的。谁都不可能包打天下嘛。可又一想,如果王那样品行的人能成为诚信的谦谦君子,岂不是咄咄怪事！有道是“龙生九种,九种各异”、“十个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我们的生活只所以丰富多彩,是因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共存。倘若大家都是圣人,都是诚信君子,那么我们的文艺作品也会变得枯燥乏味没意思。这么一想,我也就释然了。
　　 就此打住。再写下去就真让人讨厌了。可我还要说一句,对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我都铭记在心,永远心存感激【注】此书是作者“关中匪事”系列长篇的第一部,200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的“关中匪事”三部曲,把该书收集进去,更名为《兔儿岭》,其它两部是：《马家寨》和《卧牛岗》。
　　 年夏日
　　 《关中匪事》序
　　 这部书讲述的是关中匪事。陕西关中闹匪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事了,我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从没见过土匪。书中的故事都是听来的。
　　 我的故乡在陕西关中杨陵。杨陵,曾是农神后稷教民稼樯之地,现在发展成为国家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根据这部书改编的电视剧《关中匪事》在全国各地电视台播出后,常有人问我,这块圣地怎么会出土匪呢？甚至有人怀疑我在瞎编。这些朋友对杨陵的历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杨陵位于关中西部,南濒渭水,北依莽塬,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是个荒僻之壤,土地贫瘠,很难养人。有道是：“饭饱生娱事,饥寒生盗贼。”此话不谬。贫瘠的土地长不出好庄稼,却盛产土匪,当然,书中涉及的地域不仅仅局限在今杨陵,而是包括整个关中西府的黄土地。
　　 还有人以为我是土匪的后代。在这里我郑重声明：我家祖祖辈辈都是淳朴忠厚的良民,以农为本,种田为生,从没有人干过杀人放火抢劫的勾当；而且我家曾数次遭土匪抢劫,我的父亲和伯父都是血性硬汉,舍命跟土匪拼争过。那一年父亲和伯父因家屋事吵了架,分开另过,土匪趁机而入,经过父亲住的门房时,土匪头子对几个匪卒说：“这家伙是个愣娃,把他看紧点儿！”随后直奔伯父住的后院,响动声惊醒了伯父,一家人赶紧下了窨子,伯父手执谷杈守在门口,撂倒了一个匪卒,随后跳下了窨子。至今许多老人跟我讲起往事,都对父亲兄弟俩赞不绝口。
　　 然而,我的家族中确实有人当过土匪,让乡亲们唾骂不已,这也让我心怀内疚感到难堪。有句俗话说：“养女不笑嫁汉的,养儿不笑做贼的。”虽是俚语,却很有哲理。谁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可谁又能保住自己的儿女不去做贼为匪,不去偷情养汉？家乡一带向来民风剽悍,几乎每个村寨都有为匪之人,都流传着关于土匪的传奇故事。追根溯源,这些为匪者或好吃懒做,或秉性使然,或贫困所迫,或逼上梁山……尽管他们出身不同,性情各异,可在人们的眼里他们都不是良善之辈。我无意为他们树碑立传,只是想再现一下历史,让后来者知道我们历史中曾有过这么一页。
　　 《关中匪事》系列小说暂时写了三部,不管哪一部,您看过三页还觉得不能吸引眼球的话,就把书扔了吧,免得耽搁您的时间。
　　 好了,不啰嗦了,您看书吧。
　　 年仲春
　　 后舞文弄墨以来,用时下的新潮语言说，小说是我的主打产品,散文随笔是副业。不说中短篇,长篇已出版了四部。因此,一直想出本散文集。前段时间把发表在各种报刊的文章整理出来,有百余篇之多。这个副业收入还真让我感到惊喜。
　　 听到过这样一种论调,说是散文随笔任谁都能写。这话似乎有点道理,可我以为,写好散文随笔其实很难,要写成美文,写成精品,那就更是难上加难。
　　 编辑这本散文集时遭遇汶川大地震，在天灾面前生命显得是那样脆弱渺小，同时也显得那么顽强伟大。人应该有所敬畏，敬畏不是惧怕，不是惶恐，不是畏缩不前；敬畏是尊敬，是善待，是科学进取。人不可能胜天，但应该在任何灾难和困苦面前永远保持不灭的信念，保持不败的精神。只有如此，人类才能得以生存，得以延续。
　　 今生今世命运之神迫使我走上文学创作这条狭窄的小路,路途再艰难,我也不会止步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愿用屈原老夫子这句名言做永远的座右铭。
　　 年初夏于杨陵家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