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上的剧团里并没有演过几回戏的我的父亲，有一次竟对我说：干什么也不如唱戏好。我听父亲这句话的时候年龄还小，只知道听戏是个乐事情，唱戏是怎样好的事情也还是不知道。我却是信了父亲，并把这句话放在心里，想起来就掂量它，也掂量父亲。其实在父亲这样提示我以前，我已经想过要走出那个村子，出来做事情。生我的那个村子，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村子，走出来，就是那个村子的世界。我想到达的是村子的那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那个村子。真的走出来了以后，我会拿我的村子与这个世界比较，却是很少拿这个世界与我的村子比较。更多的时候，我的比较并不比较什么，只是比较。
　　 那个时候，甚至到今天，我也没有思想清楚这个世界对于我和我要做的事情到底的意味。
　　 也想过唱戏，想唱戏的时候的中国有八个样板戏，八个样板戏我大都能够背下来，也能唱下来，甚至戏里一段唱腔的一个过门，戏里哪个地方应该有的的锣鼓点儿也能够或唱或念出来。也就是说，唱戏的想法甚至天份，已经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所显露了。却是我更想的是当兵，当个使刀弄枪的兵，赶上打仗就打仗去，一杆枪一枪子弹，走遍天下，打遍天下，打一个真正属于我的天下。那个时候的我，也还是不知道我的天下是怎样的一个天下。是我要的天下，还是要我的天下？唱戏或者就不是这样了，不用真刀真枪，不用流血也不可能掉脑袋。戏台上当个皇帝也是假皇帝，当个小生一场戏娶一次媳妇一个夜晚结一次婚也是白娶白结，不像真皇帝，说娶谁就娶谁了，说不娶谁就不娶谁了，都是真事情。
　　 我曾想：如果把当皇帝和做戏子这两样事情，放在我父亲的面前让他替我选择，他一定会选择我当戏子。因为父亲曾说过这样的话，或者在父亲的心目中，唱戏是很好的事情，是胜过当皇帝的事情。父亲没有当过皇帝，他一定是不知道当个皇帝有多好或者多不好。父亲说唱戏好，其实父亲也是没有当过戏子，他在土台子上参演过有限的几回戏，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戏子的演戏。父亲的唱戏好的说法，是怎样得来的呢？
　　 小的时候想过当皇帝的事情，长大了以后也想过当皇帝的事情。如果，把当皇帝和做戏子这两样事情放在我面前让我选择，我一定会选择当皇帝。男人或者一部分的女人，都会做这样的选择。记得有一年，我去清东陵看死去皇帝和他死去的后妃们，真是看花了眼，也看花了心。从死皇帝的好处中，很容易看得出皇帝活着的无尽的好处。不说一个皇帝的江山，光说一个皇帝的女人就可能让天下的男人羡慕死。皇帝，这个被男人创造的角儿，从秦始皇上演以来，两千多年吸引了多少男人？
　　 却是我生的这个时候，我的这个中国，已经走进了没有皇帝的时代。皇帝，让皇帝们当黄了。注定的，谁生在了没有皇帝的时代，谁也别再想当皇帝，谁也当不了皇帝。
　　 或者，我的父亲明白这一点。
　　 不然，他提示我唱戏好干什么呢？
　　 或者，在舞台上唱戏还可能争取当个舞台皇帝，舞台皇帝也是皇帝。或者，父亲对于我这一生可能性的判断就是这样的。他的这种的判断，或许并没有基于对真皇帝和假皇帝的思考与比较，无非是依照了他心中的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快乐原则。或者，父亲的简单的快乐原则，是基于他一生的劳作和辛苦得来的。或者，父亲的唱戏好的说法不只为了唱戏，不过是通过唱戏而获得快乐。唱戏并不是他的目的而不过是一种方式，是他可能思想到的一种方式的提示。也可能的，父亲的唱戏好就是唱戏的本身。他并不看重这种那种的方式，唱戏就是唱戏，就是一辈子的饭碗，一辈子的日子，一辈子的快乐。我可能理解不透父亲提示的确切的可能性。
　　 也恰好在这一篇文字码到这里的时候，我赶去石家庄参加省政协的第十届三次会议，就在开会当天的晚上，我辞谢了会外的晚宴，一个人静下心来在宾馆的房间里，以少有的清静心情，看了央视11套播的京剧《群英会》。这是一部我没看过的老片子。马连良演孔明，谭富英演鲁肃，叶盛兰演周瑜，裘盛荣演黄盖，袁世海演曹操，萧长华演蒋干。这一场戏，从失街亭开始，接下来是空城计斩马谡蒋干盗书借东风等一系列的故事次序地向着赤壁大战走。这个戏，不单是三国的群英会，也是梨园的群英会。这个晚上，我看了一场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四百多位皇帝和我的父亲都没有看过的这样一场戏，一场中国的大戏子演的大戏，且是通过影视的手法表现的。我想，父亲若在世，看这样的一场戏，一定会想起来我，一定会将我的一种职业甚至我的一生与一场戏联系起来，与英雄与戏子联系起来。我看这场戏的时候，想起来我的父亲。父亲，或者希望我能够成为像是马连良他们这类的大戏子。看这样的一场戏，我突然对戏子这个词产生了类似于尊敬孔子孟子一样的敬意，戏子诸子与百家诸子都是子。并对我父亲将我向着戏子诸子那个方向的思考也产生了类似的敬意。
　　 我对于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也就是不当真皇帝的限制，就在我思想父亲说我那句话后第二还是第三天开始形成。这是一个年轻的限制，是我对于我的限制。这样的限制一旦形成，就随了我的生长而生长，直至对于我后来的职业选择甚至人生道路的确定，产生了确切的影响。
　　 真就顺了父亲的意，我读初中以后，被县剧团的鼓师叶桂亭先生推荐，我进了县剧团，跟叶先生做了打击乐学员。叶先生发现我是在一次全县农村文艺汇演中，我在村上的剧团演的一出河北梆子的戏里打梆子，叶先生就站在我的身后，不时用他的手协和着唱腔的节拍拍击我的肩膀，我记得他拍击的是我的右肩膀。戏演完了以后，他夸奖了我，说我的节奏感好。当时我年龄小，还不懂得什么叫节奏和节奏感，只是知道我的梆子要打在板上而不是眼上，我很小的时候就懂得唱腔的板眼了，就知道从大人的手上抢梆子打了，且是我将梆子一抢在手上，就打得有模有样的。叶先生记住了我，是他把我招进了县剧团。
　　 这一次进县剧团并没有太长的时间，就赶上了全地区文艺汇演，就在这一次汇演当中，各县剧团的演职员被挑挑拣拣，挑拣成一个京剧团，一个梆子团，留在了地直这边，全区各县剧团回去后就解散了。我重新回到学校读我的文革初中。就在我将要读完文革初中的那年，再一次被重新组建的县剧团选中，这时的县剧团还不叫县剧团，叫县民兵营的文艺宣传队，在县民兵营的建制上叫文艺排。不久就改为县京剧团。这一次，我是以演员学员的名义进的县剧团。这样的事实，让我离一个真皇帝越来越远，离一个假皇帝越来越近。
　　 我说的文革初中，就是我在文革期间读的初中。文革初中留给我更多的记忆不是读书，而是烧砖挖地道修战备壕筑带射击口的碉堡打野菜养猪打芦草喂牛轮流到校工厂安装小喇叭等。这样的文化底子，当个假皇帝还行，当个真皇帝还真不行。现在看我父亲对于我的提示和我对于我不当真皇帝的限制，也算得上明智。
　　 文革的那个时候，没有了帝王将相的戏，假皇帝也没当得成。就是有皇帝的戏，像我那样小的一个年龄，怕是也轮不上我去当那个假皇帝。别说是当皇帝，就是当个小生，一场戏娶一回媳妇的虚假好处，也沾不上边儿。1972年，我逃离了县剧团，只身一个人跑到一个部队，当了文艺兵。1976年，从唐山抭震救灾回部队驻地后，我被分配到一个炮兵团当了炮兵，当的是122榴弹炮的6炮手。一年多后，当过几个月的炮班长，很快就被提为营部书记，再后来就组织干事宣传干事文化干事新闻干事宣传股长等职务的一路干到转业。从提干到转业，我主要是搞文字，具体说是搞三类文字。一类是文学的，一类是新闻的，一类是机关公文的。这些年，培养了我对于文字的亲情，像是一个绣花儿的女人在她绣的花儿里寻找乐一样，我在文字里也找到了我的乐。只是这样的乐时间不长，1986年大裁军的时候，我们部队解散了，我的那个表演文字角色的舞台也被撤掉了。
　　 或者是命里注定的，我没有在一个本属于或本不属于我的舞台上坚持下来。或者说，我没有找到我的固定舞台。我的舞台是不固定的，我的角色是不固定的。几十年的时间，我像是一个流浪艺人，从这一个舞台奔走于另一个舞台，舞台需要我演什么就尽量地演好什么，我甚至适应或习惯了这样或那样的流浪，被这样或那样的舞台呼来唤去的不由自主，被这种的风那种的雨吹来打去飘摇不定。我或者有时候在意有时候也不是很在意演怎样的角色。我知道，我演过的角色就是我的角色，我表演的舞台却不一定就是我的舞台。
　　 我父亲说的唱戏好，会不会出于他的舞台意识，他真正看中的是一个人的舞台？
　　 偶尔的，我也会想念一个真正属于我的舞台，一个不是真皇帝也不是假皇帝的舞台。全天下的人都应该有的真正属于自己的一个地方，一个可以把心放在那个地方的地方。
　　 那个地方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