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过世已经十七年了，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母亲就查出得了食道癌。当时觉得自己的天塌了一般。我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虽然不是老小，可自小因为学习成绩好，父母格外宠爱，和弟弟一般的娇惯，直到上大学才自己学着洗衣服，生活自理能力在我们那个年代算很差的。所以感觉离了母亲自己不知怎样活下去。
　　 我的眼泪和哀求终究没能留住母亲，仅仅一年多，母亲就被癌魔折腾的骨瘦如柴撒手人寰了。
　　 十几年来，母亲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我面前。母亲名叫郭连芳是个铁路家属，文化程度很低，也就认得自己的名字而已。每天她大清早到菜市场买菜，回来做好早饭才叫我们起床。从三四年级起，我起床后几乎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帮她算账。她能清楚地记住每样菜的价格，斤两和钱数，一个个说给我让我算给她听，看菜贩子是否多收了她的钱。我往往是一边刷牙洗脸，一边漫不经心地给她口算。心里时常笑话她：就是菜贩多收了又能怎样？你再找去人家能认账吗？简直多此一举。母亲可不这么想，一定让我每笔都算清，如果都对，母亲就高兴地忙活去了，若是出了差错，多付了钱。她就默默地走开，懊悔地低着头。一年年下来，我发现母亲错的越来越少，到我上高中时，母亲几乎不再找我算账了，倒是时常回来告诉父亲菜贩多算了钱被她戳穿了。当时总是觉得母亲小气，爱斤斤计较。直到母亲去世，母亲在乡下老家的妹妹弟弟奔丧时，我才知道，母亲年年都给乡下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寄钱接济他们，尤其是老人生病或兄弟姐妹盖房的时候。母亲每次都挤出钱来及时寄回去。母亲硬是自己学会了加减乘除的快速心算，精打细算地操持自己的家和乡下父母亲人的生活。
　　 母亲在家里一直是最吃苦耐劳的。因为父亲在抗美援朝作战时，腰部受伤有一枚子弹没有取出来，每逢阴雨天就疼痛，平时也不能干重体力活。而且那时父亲在兰州工作，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个住在宝鸡。所以家里的重活累活都是母亲干。尤其是冬天，单位分煤，每次都是母亲带着大姐二姐用架子车一车一车的拉回来，再一铁锨一筐地倒回煤棚。为了省钱，母亲一般只买一半块煤，另一半买成煤末，煤末的价钱是块煤的五分之一。那时家里取暖用的是北京炉，煤末不能直接烧，要和红土合到一起做成煤饼晒干才行。我们住的宝鸡铁路大院离郊区还有很远的距离，而且红土要到一个很高的山坡上去挖。记得有一年冬天，天上飘着雪花，母亲一大清早就带着大姐拉着架子车走了，二姐留在家里照顾我和弟弟。雪越下越大，直到下午五点多天都快黑了，母亲和大姐才满头是汗地回来了，两人的身上尤其是裤子上满都是泥。后来听大姐说，她们下山时，雪已经把地打湿了，路很滑，她们一下没拖住，车带着她们向下飞跑，差点冲下山崖，是母亲用身体往下硬坠，将车转了头撞向山墙，车才停下来，母亲和大姐筋疲力尽又惊又怕地瘫坐在了地上。
　　 那个年代，物质极度匮乏好些人家的粮食都不够吃，母亲却从来没有让我们饿过肚子。那时候白面只供应4o%，60%都是粗粮，我记得当时大院粮站供应的粗粮有三样，不是包谷面，红薯就是高粱米，偶然好一点有包谷大茬子代替包谷面。反正是碰上什么买什么。这几样粗粮我觉得只有苞谷茬子最好吃，其它的也许是吃得太多了，实在是难以下咽。母亲用白面和包谷面做成花卷，白一圈黄一圈的很好看，还美其名曰：金银卷。我和弟弟每次都将“银”的剥掉吃了，金的留在馍篮里，母亲不声不响的把“金”的默默吃了，从没有说过我们。遇到家里做好吃的菜，我和弟弟扑上去猛吃，大姐总是说我们：“给咱妈留点！”这时，母亲总是笑着说：“我不爱吃肉，不爱吃油大的菜，你们好好吃。”几乎不动筷子吃一口。而愚顽的我和弟弟竟然信以为真，许多年都认为母亲是一个吃素和怕油腻的人。直到我们搬家到兰州，一家人团聚到一起，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鸡鸭鱼肉不断，我们才发现我们的母亲也是爱吃肉和好菜的。现在每想到此事，我的眼泪就忍不住的落下来。
　　 那时夏天，绝大多数人家还在用扇子扇凉呢，家里买了一台吊扇安在客厅里。午休的时候大家都争着睡在客厅。那当然是睡不下的，每次我和弟弟没有争到睡在自己的房子里生气时，母亲就拿着扇子轮流到我和弟弟的床前给我们扇凉，一个中午都穿梭在两个房子之间。我们不让她扇让她休息去，她总说她睡不着，没有瞌睡，让我们别管她好好睡，下午还要上课呢。如今我们姐弟四个家家都买了空调，连电扇都没人用了，母亲知道她的儿女再也不怕夏天的溽热了，应该含笑九泉了吧？
　　 母亲走了十几年了，她的音容笑貌至今在我们姐弟四个心里清晰依旧，她勤劳，善良，勤俭持家的良好品质在我们身上也得到了延续。希望母亲在另一个世界能安息。假如有来生，我们还愿做她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