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章
　　 太奶奶的死，尽管全家人都为之天愁地惨，心如刀割，痛不欲生，但没有一个痛哭流涕，可能是她的去世是人们预料之中的事吧，毕竟九十高龄了。
　　 家中临时布置了灵堂，爷爷亲笔写了挽联：
　　 与人无忤与世无争行善积德圆满而去
　　 如金在熔如玉在璞奉信慈悲其后必昌
　　 爸爸也写了幅挽联：
　　 祖母仙游未报深恩徒涕泪
　　 孤孙承重还从何处觅音容
　　 太奶奶死后，很多人闻讯前来吊唁。县革命委员会胡副主任的秘书、平安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化肥厂的厂长、县卫生局的领导等都来了。
　　 胡副主任的秘书还带来了他的挽联：一生行善千古留名。
　　 海棠、化肥厂厂长的母亲、一些医院的同事，还有很多亲朋好友以及来此看过病的人们都来了，花圈、挽联摆放了好几层。
　　 按照奶奶的意见，老太太的过世不是伤心的事情，应该办成喜丧，要请人吹喇叭、扎纸人等，治丧七天。可是爷爷坚决不同意，第三天一大早就出殡，将太奶奶火化了。就在太奶奶火化的时候，爷爷嘴里不停地咕噜着辞世颂，说来奇怪，在太奶奶的骨灰里还找到了三粒舍利子。
　　 因为发现了舍利子，全家都相信奶奶的说法了，老太太不是死了，而是圆寂了，她到西方净土世界了，全家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爷爷的一些老友也参加了吊唁，爷爷把路远的朋友带到了城里。爷爷将老太太的病情死因详细地和朋友说了，一个也是行医的朋友就中西医的前途和爷爷进行了交谈。
　　 “看来西医的疗法是先进的，老太太的病如果尽早由西医治疗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就是善后不理想，也会知道病因和病灶的位置。老兄啊，在心血管、外科、急性病等方面还是西医强。”朋友说，“西医采取的是对抗性治疗，在西医看来，一定要找到病因，然后将它杀灭或排除。”
　　 “可是我们中医的治疗思路是改变体内的环境，提高自治愈和自我修复的能力，是一个更高明的手法。”
　　 “但是一旦病情来势凶猛，你就无可奈何了，更谈不上有效的手段来阻止病情的恶化。这个时候时间就是生命呢。”朋友说。
　　 “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系统，并不是西医所认为的二元对立理论可以解释的。在我看来还是中医的思路棋高一着。”爷爷顽固地坚持他的传统观念。
　　 “老兄，西医依靠科学的手段和先进的仪器，可以对人体做出精密的测算和检验，比如心电图、X光透视、B超、抽血化验、大小便化验等，可以直接找出病因和病灶的啊。西医治病，可是中医对症怎么行？”
　　 “兄弟，中医对症并不是自身的短处，而是长处。我们中医用对症整体思辨的方法看待问题，把人看成一个有机整体。人体内部是一个整体，就是人体与外部环境也构成一个整体，因此，中医历来重视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联系，天人合一，人我合一的思想贯穿中医整个治疗的全过程。你说中医不科学，不辨证吗？”爷爷针锋相对。
　　 “老兄，你讲的是有道理的，可是我们现在的中医都能有你这样的境界就好了。现在更多的是凭经验，凭观察来治病，我们缺少更多科学先进的手段和仪器。而且我们在很多领域原来是先进的，可是却多年停留在传统原始的方法上，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相反，我们却在神秘化上做文章，搞了很多故弄玄虚的东西。如气功、武术、中医把脉等都加了一个神秘的外衣，神化起来，这不是发展，而是倒退。什么甘蔗要用经霜三年的；蟋蟀一对，要原配的；用水服药必须是无根水等等，如同道教本来移植了老子的《道德经》作为本教的思想基础就很好，后来逐渐发展了什么炼丹修仙的内容，好端端的教义被引向了旁门左道。”
　　 朋友说到这里，爷爷也无言可对，他的内心触动很大，就老太太的中风而言，同样症状，却有两种类型，望闻问切却无法确定，这充分暴露了辨证施治的局限性。
　　 “哎，老兄说得在理啊。”
　　 两位老人推心置腹的一番交心，通过对中医的反思，的确让他们心事重重。
　　 小姑走了，她带走了奶奶的笑容。太奶奶走了，她带走了爷爷的笑容。她们带走了全家的欢乐。小姑是春天走的，每当鲜花盛开，春风拂面的时候，我总以为是小姑来了，来看我们了，她给我们带来鲜花，带来温暖。太奶奶是秋天走的，每当天高云淡，一轮明月高挂的时候，就以为是太奶奶来看我们了。她还放心不下家人，看看她的儿女子孙现在怎么样了。
　　 全家下放短短的几年，原来的一个大家分成了两个小家。而且这两个家都失去了一个亲人。给这个大家庭带来无限的哀思和悲痛。上天好像有点怜悯这个家，在他处于冰点的时候给了温暖。毕竟我们可以回城了，这样我又可以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了，又可以和悠悠见面了。
　　 就在我们回城的第二年，我查出了脊椎肿瘤，需要做手术。这如禾苗在春风拂面之时，突然遇到了春寒，刚有起色，又遇厄难。
　　 我去了南京肿瘤医院，做了手术。当时厂里派一个女孩子陪我同去。爸爸也在南京呆了三个多月。
　　 在医院这三个多月里，我交了好多朋友。陪我的女孩水仙，是个纯洁活泼的女孩，医生护士非常喜欢她，病房里里外外的病人也都认识她。可是山不转水在转，水不转人在转，几年以后，水仙妹竟然成为我的亲戚，而且比我还长一辈呢。
　　 最难忘的就是在医院里过端午节了，最喜欢吃的就是嘉兴的粽子，医生护士给我们送来好多粽子。给我主刀的医生请我们去他家吃饭。医生夫妻两人是上海人，很会做菜，对人非常热情，他们知道我家也是干这行的，所以更加热情。
　　 医生的一家幸福美满，妻子是大学教师，两个子女都是大学生，儿子留学英国，女儿在南大读研，看到这样家庭，让我羡慕死了。通过对他们家庭的观察，我认识到，一个成功的家庭，肯定有一位伟大的父亲；一个优秀的男人，肯定有一位贤惠的妻子。
　　 我在医院过了漫长而难忘的三个月。
　　 从南京回来就去上班了，厂里人说我变样了，变得漂亮秀气了。南方的水土养人啊，你们看她的皮肤也比以前白了许多。我的皮肤本来就好，那三个月都躺在床上，皮肤就更加白嫩细腻了。
　　 厂长和夫人因受其母亲的影响，生病常来找爷爷看。他们相信只有爷爷的医术最高明。听爷爷说文革时期厂长被批斗打得不成样子，绑在树上奄奄一息，当时医院里的医生都跑完了，只有爷爷在。一批造反派把爷爷叫去，看他是真的有病还是装的。爷爷看了说，你们赶紧把人放下来，他病得很重，如果不放下来，难撑到明天。厂长被解了绑，爷爷把他扶到屋里给他治疗，并给他拿了吃的。
　　 渴时一滴如甘露，药到真方病即除。厂长被打得遍体鳞伤，在爷爷精心治疗和护理下脱险了。后来厂长母亲的病也是被爷爷医治好的，因此我生病了，厂长特别照顾。叫我不要着急上班，等病彻底好了再上班。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我恢复了健康。报到那天厂长写个条子给我。我拿着这张条子去人事科报到，人事科的刘科长接过条子看后说，你坐在那等会。我当时心里嘀嘀咕咕的，不一会科长把我带到总机房。从今天起你就在这看电话。
　　 受了那么多年的罪，老天爷总算睁眼了。
　　 妈也回原来的服装厂上班了。
　　 我们又搬回县城和爷爷奶奶住在了一起，爸爸和爷爷正式开办了诊所。生意很好，整天屋里屋外，都是看病的人。
　　 我的心情也非常愉快。
　　 我上白班，办公室的人常来机房玩，姐妹们常在一起吹牛皮开开玩笑，真的很开心。每逢夜班的时候，车间里人闲着就和我聊天。我的机房控制全厂的车间，一会儿这车间打到那车间，通报温度气压情况，每半个小时就要报一次分析数据，谁都离不开谁。生产要是正常的话，我就可以睡会儿，如果生产不正常，那我的电话就接个不停。
　　 上大夜班就盼着天亮。机房就在食堂隔壁，到了夜里，横棍打不着人，机房的门关得紧紧的，其实没什么可怕的，正巧那年上演《画皮》电影，晚上在机房连大众电影画报都不敢看。每当翻开画报，看到里边的人物时，好像《画皮》的情节就出现在面前，我就下意识地赶紧把书合上，坐在机台前紧紧地把头抱着，眼睛也闭得紧紧的，过了好一会才敢慢慢地睁开。到了下半夜四点多，食堂里的人就起来做饭了。他们起来我是第一个知道的，因为他们起床就在机房窗户底下撒尿，一个接着一个尿，每个人尿的都很多，坐在屋里听，哗、哗、哗……听到他们撒尿的声音就生气。可再想一想，我上大夜班还就盼着他们起来撒尿呢，一是给我壮胆，二是我也敢出来上厕所了，也敢哼哼小曲，在机台前活动活动了。
　　 我们机房里的人都有这种感受，上白班的人来接班时进门就问：“怎么样，夜里害怕没有？”
　　 “别提啦，昨天晚上，带一本画报来，没有想到里面是《画皮》，吓得我没敢看。”
　　 “是不是听到后边有人撒尿就不怕了？”
　　 “你上大夜也是这样啊。是啊，哈哈哈……”
　　 尽管那时的工作条件很艰苦，工资也不高，可是那时候人的压力不大，生活虽然不是太富有，但人际关系很融洽，社会比较和谐。那时候的工资差别不大，就是厂长也只是比我的工资多三十元，一般的工人都差不了十块八块的。小夜班的加班费是三毛，大夜班是五毛，只够吃夜饭的，但是挺满足的。
　　 大概是社会高度重视公平，而忽视了效率；工资平等，但工人们也没有什么积极性，大家明白干多干少一个样，几乎是干与不干一个样了。工人们往往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得过且过的思想。可能是因为收入少，并且渠道也少，大家关系简单明了。那时候没有什么个人隐私，也不知道维护自己的合法隐私权。但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蔚然成风。人们把生活作风看得特别重，视为第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