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在母亲家陪老人家唠嗑，闲谈中，想看看老照片。母亲戴上老花镜，缓缓地打开一个老箱子。那是破旧的显得十分斑驳的老水牛皮箱子，一有空，母亲总是一点一点地擦拭它上面的灰尘。几十年了，虽然它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成了古董级的物件，似乎和屋内的陈设格格不入，但它总是干干净净的。儿女们怎么劝说母亲丢掉它，母亲总舍不得，后来听父亲说那箱子是外祖母给母亲的嫁妆，大家才忽然感觉到它沉甸甸的份量。
　　 一张张发黄的照片摆在床上，每一张都定格为家庭成员的时空缩影。
　　 “妈，那个大本子是什么？是影集吗？”我问道。
　　 “傻儿子，哪有什么影集啊，是我攒的鞋样。”母亲顺手拿了出来。
　　 这是一个老式的账本，硬硬的外壳，打开后，每页之间都有大大小小的鞋样，有的用的是报纸剪裁的，有的用的是牛皮纸，我是认得的。每个鞋样的边上都记着主人的名字，有我们四兄弟姐妹的也有父亲母亲的，还有其他亲人，甚至还有公共鞋样。看着这百十来双鞋样，我的眼睛湿润了……
　　 在那遥远的岁月，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儿女们都躺下之后，劳累一天的母亲又开始了手里的针线活，而这种劳作是永无休止的，她用报纸、牛皮纸在熟睡儿女的脚上比划，剪出底样，再用面糊儿粘牢多层碎布角儿，一般有饭桌大小，晒干变硬后成布壳，作为布鞋底芯的备料。依据纸样儿，在干布壳上剪下一双鞋底芯，两边绗上几层老布棉絮，依次拿出柳条鞋笸箩和里面的针头线脑、锥子、顶针箍、膝盖皮垫以及搓好的一卷麻线。就着灯光，母亲一针一线纳起了鞋底，纳好的鞋底均匀地喷上少许水，放在砧板上，用锤子砸扁砸平，这样就不硌脚了。下一道工序就是上鞋垫，然后将做好的鞋帮一针一线地上在鞋底上，直至一双崭新的布鞋完活。新鞋做完，母亲总是让我们穿上走几步，看看合脚不。穿上新鞋，我们都美滋滋的，母亲也会心地笑了。
　　 母亲的手工活儿在村里是有名的，做的鞋不但质量好，做鞋速度还快，而且还总能跟上流行，什么懒汉鞋、二棉鞋、大棉鞋、千层底、绣花鞋、布凉鞋、塑料底鞋，花样繁多，林林总总的。所以，总有结婚的新人求母亲给做结婚的新鞋，母亲往往抹不开面子，自己贪黑起早也要赶出来，不求回报。
　　 就这样，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们一家人一年四季不断地变换着夹鞋棉鞋，丈量着岁月的漫漫长路。我们不知道穿坏了多少双鞋子，更不知道母亲一生究竟做了多少双鞋，是母亲勤劳的双手在支撑着贫穷而幸福的家。
　　 后来，家庭条件好一点了，父亲就给我们买一些翻毛大头鞋和军用胶鞋，但是那些鞋毕竟不是量脚定做的，穿起来不如母亲做的合脚舒服。
　　 曾经因为布鞋，我伤了母亲的心。二十岁之前，我是穿着母亲做的布鞋长大的。那是在班级开第一次舞会的前一天，我突然发觉自己的布鞋很土，土得让我自卑，让我很没面子，甚至让我埋怨自己为何不生在富人家。为了强烈的虚荣心，我偷偷去和平商店，毅然决然地买了自己的第一一双皮鞋。虽然花去了我近一个月的伙食支出，却找到了昂首挺胸的自信。从此，踏上了背叛母亲布鞋的道路。放假回家，特意把皮鞋打得锃亮，一路铿锵地走进了家门。
　　 “我老儿子回来了，买皮鞋了。”母亲和蔼地笑着说。
　　 “是，妈，同学们都穿皮鞋，就我自己还穿布鞋。”我在给自己找理由。
　　 “孩子大了，相不中妈做的布鞋了，是啊，穿布鞋上学丢架儿。”
　　 “没有……没有……”我口是心非又语无伦次地解释着，唯恐母亲伤心。
　　 “没事，没事，穿皮鞋多带劲啊，好看，是好看。”母亲怅然若失地一边点头，一边端详着我脚上的皮鞋，这是她一辈子都做不出来的鞋子。
　　 这段记忆像十字架一样，永远地钉在我记忆的最深处。
　　 改革开放了，市场搞活了，商品丰富了，母亲也渐渐地停下了手中的活计。从农村来到了城里，她也总是闲不住。在集市里买些现成的海绵鞋底和毛线，戴上老花镜，一针一线地钩起了拖鞋，家里人穿不完，她就送给邻里，邻居们都对母亲的手工活赞不绝口。
　　 我总劝她：“妈，不要做了，您年纪大了，做不动了，外面什么鞋买不到啊？”
　　 母亲总是笑笑说：“不累，闲着也没事，我钩的鞋还不比买的穿着舒服啊？”
　　 “当然，当然舒服了！老妈做的鞋就是比卖的好。”母亲抿抿嘴笑了……
　　 几十年过去了，没想到，母亲还舍不得丢弃这些早已完成历史使命的鞋样，这是一种怎样的情结啊！
　　 而此时此刻，看着这厚厚的发黄的鞋样本，看着母亲的满头银发，看着母亲瘦弱的身影，我怎能不潸然泪下……
　　 浓缩母亲一生辛劳和温情的鞋样啊，你就是那勤俭持家的传家宝，你就是那悠悠岁月的纪录片，我要永远永远地传承下去，直到永远……
　　
　　 2011－9－5发表于《岁月》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