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秋天其实不是因为懂得了自然的演变，更多的是因为粮食。所以留在我印象中的便是每年深秋时那一片大场院上始终叫人身心温暖的景象。
　　 这种深入骨髓的东西却首先是因为饥饿。那时候全家人都饿，全村人都饿。饿也没有办法，受死受活只能等一年一度的秋收。然后便是每天三次等着母亲仔细地给每个人端上饭菜。几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实在的东西都给干活的人吃。父亲、哥哥，然后是上学的。母亲便常常吃剩下的。没有人能吃个饱，可没有人怪怨。母亲能细水长流地让全家人有粮食吃到下一个秋天已是村里极精明的女人了。而且母亲能变着法子让那几样吃食丰富起来。玉米面和高粱面按比例掺和在一起，蒸出酥腾腾的窝头，极少的白面将高粱面裹起来擀出极馋人的面条，即使只有几星葱花调味也让全家人吃出滋味。常常盼望年根，那时买不起豆腐，母亲就用积攒的几升黄豆自己磨浆、点卤、压制。一到那天就让人兴奋。每次豆腐做成都要到半夜了，全家人谁也没有睡意，趴在炕上等母亲将鲜嫩的豆腐热气腾腾地烩一大锅……谁都能想象出在灯光昏暗的土炕上，一家人吃豆腐时那温暖的叫人落泪的场面。因此，我在以后每看到那幅著名的《吃土豆的人》的西画时都激动不已。
　　 参加工作后，我让单位的人吃惊的第一次举动是和人打赌吃包子。那时，应该已不再有饥饿，自己挣工资虽然不多，但还是能吃饱的。也是秋天，几个人围坐在学校食堂外的水泥地上，每个人两个盆子。一个盛汤，一个放着刚出笼的包子，热气腾腾。包子不算小，一个总有二两，馅虽谈不上好，可几星肉还是能尝到。不知大家一开始谈什么，只记得有人吃了一个包子后说，今天的包子真大。我脱口接道，两个也就吃个凑和。马上有人问，几个能吃饱？四个，我说。于是一个身高马大的家伙说，吹牛，你要能吃四个，我请客。我不假思索地答应，行！包子买来了，人家又提出条件，限定了时间，讲好了输赢后如何。望着那堆包子，我其实有点犹豫。不是怕输，输也就是再输四个包子。我只是担心自己真要吃下去，周围的几个年青女老师怎么看。但此时退怯同样丢丑。太阳其实从来不管人间冷暖，高高地挂在天上，让那片水泥地一片灿烂。所有的人都围了上来，连大师傅也闻声而来，这里的生活原本是没有剌激的。我就像一只吃相怪异的猴子一样处在中心，可我不能慌。包子一个个不见了，最后的一小块在我手里时，有人已经开始欢呼，当然是为我。其实事情还没有完。他们看着我又端起不算小的汤盆又将汤从容地喝了下去。“大个”直喊惭愧，也一边自认倒霉。年青的女老师好像没有觉得好笑，倒是有一种看了好戏的快意。等到他们散开时，我突然眼里溢满了泪水。我好想同他们讲一讲我对大场院的感情。甚至想这样平整的水泥地要能在村里一定是再好不过的大场院。
　　 农村过去都叫大队，所有的东西都是大队的。人是按等级挣工分，到年底按收成分几个钱来养家。钱少得可怜，要买一年必需用品，那需要一分一厘计算着花。粮食总在秋后分。大队专门有一很大的场院，平展展的。村里人叫它“大场”。大场又按小队划成几块，平时空空旷旷，至多堆几垛秸杆，邻近的鸡跑来跑去找点吃食，一到秋深，村外的一片片庄稼割倒后，牛车、马车、毛驴车，一辆跟一辆地走进场院。场院就色彩丰富起来，气氛热烈起来。几乎全村的劳动力都聚在了一块。粉碎机、脱粒机、风车一刻不停地响着，拉着古老的石碾子的牲口一刻不停地走着，头上裹着头巾戴着帽子的男男女女一刻不停说笑着，自然有被赶得轰轰乱飞的鸡一刻不停地乱叫着。这不是在劳作，这实在是一场戏，是一场舒心的集会。大家都知道，一年的耕耘就要有个结果，这满眼金黄、褐红的玉米、高粱是汗水泡出来的，总有一些要背回自己的家里那早已空响响的缸里。
　　 秋收时，农村学校过去就放秋假。一是家里大人大多下地，不会有人按时做饭。二是孩子们到地里也可以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大年级的可以操镰割庄稼，小年级的可以提筐在拉过的地里拾粮食。班与班有竞赛，人与人有竞赛。奖品是一支铅笔或一本抄本，可那是很让人激动的。在村里能用上完整的铅笔和抄本本身就让人羡慕。这段时间，孩子们就是在大场院里度过的。从这堆粮食跑到那堆粮食，又从那垛秸杆跑到这垛秸杆，鞋里灌着硌得脚生疼的颗粒，可谁都不会理它。太疯太狂时会被大人们大喝几声，安静一会儿还是疯。那时，大人、小孩的心都是充满了宽容，塞满了理解。大家都觉得这一切好亲切好亲切。笑声都是那样的厚实和扬眉吐气。不知哪一辈子人将收秋入场的日子叫“打场”，打场大约需半月，接下来就是过秤估产，公粮入库。那些黄灿灿、红橙橙堆成小山露天放在各小队场院上的就是要分到各家各户的口粮。
　　 分口粮每次都要分到夜深。大场上到处挂着瓦数极大的灯，雪亮雪亮的，刺眼的光里密密地飞动着大的、小的蛾子。
　　 分口粮时，除过家里实在不能动的人，都是倾家出动的。拉着小平车，带着的各式口袋上常有碗大的字，“赵、钱、孙、李……”那是要传辈数的。一路上，三家五家热切地打招呼、叙谈。到了大场按小队分开。一家总有几个人去排队。孩子总是被安排来照看自己家的东西，可没有几个孩子能坐着，总是老实一会儿就跑开。大人也没奈何，只是笑笑不去管他们。这时是不会丢什么东西的。常是这家借给那家一条绳子，那家借给这家一条口袋。有些平时积怨的这时便顺水推舟和解。场上最神气的要数会计和小队干部。吆五喝六地叫人。每喊一家，会计的算盘便爆豆一样般响一阵儿，喊出谁谁家，口粮多少多少。这时一家人轰地动起来围到粮堆前。撑口袋的，装粮食的，贼亮的灯光下每个人脸都有点发蓝，怪怪的却都在笑。一年的粮食啊！常常是夜半以后还能听见拉了粮回家的人一路的响动。
　　 分完粮的场院不会寂寞，公社的电影队多在这些日子转村子来放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轰轰烈烈、悲悲壮壮叫庄稼人感感叹叹，十遍八遍看不厌。再就是《龙江颂》、《杜鹃山》、《青松岭》、《红雨》，那是一代人的精神食粮。等到有一天场院上演起“马尾巴的功能”时，庄稼人才知道，手上的老茧还能派上另一种用场。可电影毕竟是影子，幕布一扯，你手上的老茧还是些死肉。到是一腊月一正月的红火更让庄稼人觉得舒坦。过年是庄稼人的日子，家家囤满仓满，该买的买了，该置的置了。村里的宣传队就在场院上练起来。传统小戏、革命样板戏、秧歌、挠搁，村里的能人这时纷纷登场献技，那是活脱脱换了个人，以后的日子里谁也不会有这个兴致。莺歌燕舞时，大队在场院里盖起一座大戏台，戏台顶部三面红旗鲜艳，四卷宝书放光，竟然引来全公社的文艺汇演，那是村里最自豪的一年。
　　 只是场院一年还只是打一回场，分一回粮，热热闹闹过一个正月。庄稼人更多的日子是劳作，劳作完后依旧是吃不饱肚子。
　　 我上高中时，日子略有起色，可吃不饱的日子还是庄稼人最难堪的现实。那时一个月的伙食费是七元钱，按月收。每次交钱的日子总是难捱的，七元钱大约够家里的人几个月的开销，可我知道为这七元钱，他们需要从牙缝里挤下多少，而且每次还得母亲从来个黑瓷瓦罐里摸出攒好的鸡蛋到供销社去换钱。返回学校，将那零零角角凑成的钱交给学校时，心里总是一揪一揪的。学校每个星期给我们有两顿白面馒头，一人一大块刀切卷子，并不白，可总是白面的。星期三一顿，星期六一顿。这两顿的菜也能见到肉和豆腐。轮到这天的值日生，总是极认真的。先要将菜盆里的肉和豆腐一块块挑出，数清，然后按人数平均分，剩下的倒回菜里搅开，谁捞到谁吃。一到星期六，我就将馒头留一大半，回家时带到家里，家里人平时是不吃白面的。可每次回去，家里的人都不会去吃那块馒头，有时看我委屈的样子，父亲就吃一口。等我返校时，母亲已经将剩下的那块馒头烙成干片给我塞在书包里。她知道她的儿子饿肚子！
　　 记得高二那年，初冬的一天，一个离学校较近的同学从家里带来一点软米，我们半夜起来到老师的灶上偷来块炭，又派几个同学到操场后的老师菜地里摸回几个冻茄子和土豆，洗一洗在火炉子上咕隆隆地煮。菜里只放了点盐和一棵葱，一屋子的热气。等那半夹生的米粥端下时，大家挤上来吃得满脸冒汗。第二天，东窗事发。学校准备处理带头的，可看看这些吃了米粥但还是一脸菜色的学生，校长叹了叹气说，仓禀实而知礼节，回班里做个检查算了吧。好不痛快！
　　 好在这样的日子终于随着庄稼人自己种地结束了。也许许多地方还有许多人为吃不饱肚子发愁，可毕竟更多的地方已在想吃饭之外的事了。令人遗憾的是农村的大场院也逐渐在消失。
　　 现在打场都在自家院里，只有机器叫，没有了那连天价响的笑声、闹声。也再没有满场院贼亮的灯光和飞动在灯光里的蛾子。后来的孩子不知道粮食的饱满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足为奇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更多地只是书中一道古老的风景了。
　　 我们村的大场院已划成了宅基地，一块块的卖给村里人了。那座轰轰烈烈地上演过悲喜剧的戏台本身也就成了一句台词，沧沧桑桑地立在风里雨里，昔日的辉煌和光芒没有了，它那台口黑洞洞地不知要对这日月天地说些什么。该产生的总是要产生的，该消亡的也必定要消亡。我无法让儿子理解饥饿就像他无法理解我的胃口，可我不悲哀。因为，母亲现在终于不用再细细地察看她的粮缸了。
　　 可是，秋天还依旧是我亲近的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