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8日晚上9时多，母亲打电话来，说父亲病了，住在人民医院12楼。电话中母亲让我第二天去，其他的没说什么，心头掠过一丝慌乱，但隐隐地我却感觉到了事情很不妙，因为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不大愿意住院的。
　　 第二天五点多，我起床煲了一份排骨汤，还煮了半锅红枣糯米粥，用保温杯盛好，搭最早的班车去了市里。
　　 住院部，电梯旁的指示牌上标着：二楼肾脏科、三楼烧伤科、四楼消化科、……、十二楼血液科。当我看到“血液科”三个字的时候，腿脚便开始发软了。我记起因得了白血病去世的二奶奶，生前住的就是血液科。不容我多想，电梯到了，我浑浑噩噩站在拥挤的方盒子里，看着电梯里面的数字一格格往上爬，内心的焦虑使我更加慌乱。
　　 电梯在12楼停住，开门处，远远地就看见母亲在那里等着我。电梯间的北窗开着，寒冷的风呼呼地涌进来，吹得脸上生疼。她披了件棉衣站在那，憔悴的眼神，嘴角因内火太大而起了泡，头发被风吹得凌乱地堆在那里，花白的发根一览无遗。泪水瞬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赶紧上去拉住母亲的手，喊了一声“妈”，已然满脸泪水。
　　 “别哭，孩子，跟你说事。”母亲拍着我的后背。
　　 我抽泣着，止不住泪水。
　　 “你爸得的可能是再生障碍性贫血，就是骨髓造血功能低下，血小板很低。昨天办完住院手续一进病房，医生就开出了病危通知单……”说到“病危通知单”母亲也哽咽了，“今早医生又送来了第二张……”
　　 我不停地抖着，将身体靠住后面的墙壁，我知道，不这样靠着的话我会倒下去的。我无助地看着眼前的母亲，无法将父亲与病危通知单联系起来。
　　 “血小板只有三千，医生说到了最低极限了……”母亲滑下一行泪珠，“这两天在等骨髓化验报告，要一周后才能出来。”
　　 我咬紧牙，抽出手，心痛得蜷缩着身体，掩面而泣。母亲将手搭在我的肩头，好一会儿，她掰开我的手，叮嘱我：“别哭了，把眼泪擦了吧。你爸在45床，进去后别这样……”
　　 走廊的尽头，右手第一个房间，推门进去，我看到了躺着的父亲。苍白的脸，嘴唇也没有了血色，瘦削的脸上，颧骨高高突起，眼睛深深地陷进去了，额头的皱纹像一条条车辙。父亲半躺着，矮领的毛衣包不住突出的锁骨，喉结下方深陷着一个小坑，手有点虚肿，皮肤同样蜡黄而且没有血色，在灯光照耀下更刺眼。我看着眼前的父亲，简直不敢相认，这是我的父亲？！不！一点不像记忆中父亲的模样！才月余不见，我差一点认不出来！尽管在电梯间母亲已将父亲的情况大致说清楚了，但是，我还是没能想象到父亲病成眼前看到的这般模样。
　　 父亲的手腕处扎了留置针，鲜红的血浆正一滴一滴流进血管。看着遭罪的父亲，该死的眼泪又模糊了双眼。我转过身去，看着窗外。城市的轮廓延伸到地平线的尽头，薄薄的雾气从城市的脚底氤氲升起，轻轻流淌在高楼与高楼之间的空隙中。眼前是这个城市的第一代居民楼，屋顶的红色琉璃瓦早已歪斜不齐，扭曲着，经年的尘土在瓦沟里沉积下来，逐渐变成了城市里的一片阴霾，在这个冬日的早晨，这片城区更显苍凉……
　　 一声咳嗽，父亲醒了，我赶紧回到床前：“爸……”
　　 “丹丹来了啊！”父亲故作轻松。
　　 我知道，父亲就是这么个脾气，明明身体不舒服，也要装作没事一样。
　　 “别哭，没什么事，我只是累了，过几天就好的。”看着我红红的眼圈，父亲安慰道。
　　 退休后的父母，又到医院找了份保洁工作。从今年6月份奶奶开始犯迷糊那天起，父亲白天工作，每周还有三天晚上要赶回老家照看奶奶。透支了体力，可能也是父亲病倒的诱因之一。
　　 “嗯。”我除了“嗯”之外不敢多说一句话，怕眼泪再次泛滥，“爸，吃点红枣粥吧，我一早做的。”
　　 我赶紧转移话题，用汤勺一勺一勺喂父亲，就跟小时候父亲喂我一样。眼前又闪过一个月前父亲兴匆匆地买来两碗豆腐花，一只手拿着汤勺，一只手端着说：“丹丹，来！老爸请你吃豆腐花！”父亲看着我将那碗豆腐花吃了个底朝天，那种开心、满足的神情深深地刺痛了我。我的老父亲啊，原来在您的眼中，我一直是那个扎着小辫子的黄毛丫头！
　　 我与弟弟轮流着去医院，每次去都带上我们做的饭菜，不是医院的饭菜不好吃，而是我们怕失去了给父亲做几顿可口饭菜的机会。
　　 漫长的一周过去了，医生捏着一堆化验单，在走廊里告知我们，父亲确实得的是再生障碍性贫血，而且肺部透视还有患肺结核留下的陈旧性结痂，一旦用了治疗再障的药，还有可能激起结核菌活跃。除了保守治疗外，体力、年龄上也没有了骨髓移植的条件。
　　 病情我们没有瞒着父亲，每天都告诉他常规检查的结果，还从网上找来很多再障的资料让他看，以便解除他由于不了解病状而产生的惶恐心理。
　　 大概一周后，父亲的血小板开始止住下滑。
　　 老家，奶奶的神色开始一天不如一天，每天除了昏睡之外就是张开嘴要茶喝，她很想说话，但是喉咙里却发不出一丁点声音来。我回去那天，奶奶醒过来，喝了几汤勺茶，看着我，用尚有知觉的右手锤着胸口，皱着眉头痛苦地左右摇晃着头，我知道她是告诉我心里很难受，其一是心脏痛得难受，其二是父亲病了她心痛着。不一会儿，锤打胸口的手停下来，奶奶又昏睡过去了。
　　 冥冥中老天似乎安排好了，在奶奶去世的前几天晚上，父亲回去了一趟，他坐在奶奶的床前，端详着奶奶瘦得皮包骨头的脸，伸手帮奶奶抚顺了睡乱的头发。此时的奶奶还在昏睡中，直到父亲离开都没有醒过来。不过也好，还是别让奶奶看到父亲被病折磨得如此消瘦，不然她会更心痛的。
　　 2012年1月16日，奶奶安详地走了，开丧的前两天没让父亲知道。第三天出殡，早上九点，我与老公将父亲从医院接回来。医生再三强调，要戴好口罩，远离人群，避免感染，而且十一点前必须回到医院。路上，父亲一声不吭。
　　 车子在门口停下，我扶着父亲，他穿着的棉衣肥肥大大，像套着一个大口袋，那是他生病后瘦了很多的缘故，头上戴着灰色的毛线帽子，蓝色的口罩将脸遮掉大半，只留下一双雾气蒙蒙的眼。母亲赶紧过来搀扶另一个手臂，父亲半立，半靠着颤颤地走进灵堂，跪在奶奶的棺木前，抽泣着：“娘，我回来了……”话未说完，两行浊泪湿了衣襟。
　　 叔叔和姑姑们赶紧将父亲搀扶起来，让父亲看奶奶最后一眼。父亲隔着棺木轻抚着奶奶的脸，肩膀随着抽泣声颤抖。祭拜过后，父亲就被送到老公的车上，将他与人群隔离开来。
　　 十点半，最后的祭拜仪式结束，出殡的队伍缓缓向村外移去，父亲坐的车子跟在队伍后面，他趴在窗户口，望着用绣着龙凤的绸缎罩子罩着的棺木被八位大汉抬着，歪歪扭扭地行走在小路上，舍不得眨一下眼睛，走完这条路，一别就是永远……
　　 去年的这个年，父亲是在医院过的，弟弟将年夜饭安排在病房，虽然父亲病了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但是一大家子还是团团圆圆地过了个年。
　　 住院五个多月后，父亲的血小板升到八千多，终于可以出院了。出院那天，父亲一到家，笼子里的八哥伸着头用清脆的喉咙喊着：“爷爷，爷爷……”那种久违的家的温馨让他激动得像个孩子，这里摸摸，那里看看。
　　 清明节那天，我们一起去了公墓，父亲买了一束菊花。长长的水泥路怎么看不到尽头呢！父亲的脚步有点凌乱，七拐八弯来到爷爷奶奶的坟前。父亲放下手中的菊花，凝视着墓碑上刻着的那两个熟悉的名字，用手轻轻擦去上面的灰尘，泪眼婆娑，努力想象着出殡那天棺木中那张慈祥的脸，悲怆的声音划破云霄：
　　 爹……
　　 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