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系1980级有男生九十六人，年龄参差，相貌各异，下课的铃声骤响之后，从教室走出来的样子总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明显的性压抑，也性冲动。依我的侦察和掐算，当时有三十二位男生暗恋着姚伶，其中有三个自不量力的家伙居然还避过大家的注意，企图搞小阴谋，甚至做小动作。不过这都没有逃脱我的目光，我恼怒了，我的眼睛仿佛上膛的子弹似的紧紧地瞄准了那三个过分激动的家伙。我分秒不停地瞄准了五天，使他们终于平静了，我当然也平静了。现在想起来，那些暗恋姚伶的人，都是一些唯美主义者和幻想主义者。实践证明，他们的性格多少都有一点瑕疵，而且可怕的是，那三十二位男生的婚姻现在都失败了。好在姚伶没有嫁给他们任何一位，否则结局难以保证，这似乎是她的幸运。
　　 在我与姚伶同窗的几年之中，实际上我几乎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我跟她没有进行过面对面的交谈，没有说过话。当我坐在教室的时候，她也没有发过言。她倒是唱过歌，不过那歌是一首赞歌，属于合唱，她的声音遂坠入其他女生的声音之中了，并为之所淹没，消融了。我一向反感赞歌，但有姚伶参加的那一次我却是非常认真地听完了，遗憾的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逮住她的声音。大约有两次，她跟她宿舍的女生走在松柏葱郁的教学区，不知道为什么事情高兴地交谈着，姚伶也朗朗地笑了起来，我便离开草坪，悄悄地赶上去，企图获悉她的声音，可当我跟她们的距离缩短到三米左右的时候，姚伶却仿佛有感觉似的，不说话了。我曾经放诞地想，当然也是无可奈何地想，如果我转化为一片月光，从窗子飘入她们的宿舍，那么我就不仅仅能听到姚伶的声音了，可惜我不能。在我的印象之中，她说话的声音总是很小，很细，很羞涩，微微沙哑，像久经岁月的绿帛撕裂的一种声音。
　　 姚伶有一双幽深而忧郁的眼睛，睫毛长得像湖岸的柳。现在想起来，我仍觉得她是依靠眼睛感知世界的一个人，但我，还有其他一般的人，却要依靠愚蠢而坚硬的脑子。总之，她的眼睛吸引着我，因为我希望通过眼睛进入她的灵魂，可她的眼睛却使我紧张，使我心惊肉跳。当她发现我在看她的时候，她的眼睛会带动睫毛一闪，于是我所有的思想就涣散了，我仿佛一下便返祖为一只悲哀的猴子了。不过有—次，我豁出去了，鼓足了勇气，从教室的一个角落回过头，坚韧地直直地看着地。当时她坐在灯光之中，其他同学星绕北斗似的排列在她的周围。她立即觉察了我发出的信号，她的眼睛一眨，睫毛随之一叠，显然是要切断我的信号，但我却咬着牙，发誓要顶住。我感到自己熊熊地燃烧着，感到火燃烧得发出了焊接一般的响声，不过我终于顶住了。在这漫长的过程，姚伶的睫毛又闪了一下，接着又闪了一下，这使我实在难以抵抗，遂垂首而坐。我觉得她的功力太大了，为这大约三秒钟的欣赏，几乎耗尽了我的能量。我有气无力地坐在苍白的灯光之中，整整一个晚上，在教室没有读一页书。这确实是一次强烈的触电，不过它显然消磨了我，因为在这一次碰撞之后，我再也没有直视她，再也没有出现过连续看她三秒钟以上的经历。我一向是一个敢于行动的人，但我对姚伶却没有行动，甚至从夏天的那个晚上之后，我便缩进了思念的堡垒。
　　 姚伶是一个白皙的女生，但她的白却并不是那种在街上容易看到的银白，棉白，或云白。她的肌肤不是那种在白的两腮可以起晕染红的肌肤。我以为她的白是一种玉白，没有灿烂的亮，不过白得瓷实，细腻，干净而润滑。重要的是，她的肌肤有一种大理石的冰凉，而且是早晨的大理石，似乎还微微带着一些夜气和露水。这当然是我躲在思念的堡垒所想象的，我经常想象着她。
　　 姚伶不喜欢热闹，也不喜欢喧哗，总是夹杂在自己宿舍的那些女生之中，仿佛独处会遭遇抢劫似的。我感到她对外界有一种巨大的戒备，似乎时时刻刻在警惕着，防御着。她甚至不穿鲜艳的衣服，也不穿紧一点小一点或短一点的衣服。夏天，那是多么美丽的季节，一般的女生都尽其可能地展示着自己的好，而且由于她们脱下了自己长的和厚的衣服，从而大片大片地露出了青春，校园才不干燥的。然而姚伶非常节制，她一般是穿短袖衬衫，不穿短袖T恤。她当然也穿裙子，可她的裙子却没有一件会打在膝盖的。事实是，她的裙子无不总是打在她的腿肚子上。不过这已经够了，确实不能再露出更多的肌肤了，因为她的胳膊和腿肚子太白，太丰腴，太娇嫩，当然也太危险了。
　　 有一次在食堂排队买饭，我一不小心站在了姚伶的身后，遂看到了她的脖项。从躯体冒出的这一节简直精致极了，它以埋在肌肤之中的七块微微突出的颈椎为中心向两边延伸，从而构成了一个半圆。我感到她的这一节肌肤是柔韧的。我看到了它的肉质，毛孔，嗅到了它的气息，这使我想抚摸它一下，只是觉得我的手不干净，会亵渎了它。姚伶是一个非常讲究卫生的女生，在我看起来，她有可能在时时擦洗自己的脖项，这使它的所有毛孔都亮得透明，甚至像是从酒精瓶子取出来似的。这样入迷地研究一个女生的脖项显然是失态了，而且我忽然觉察自己处在了一种备受注意的气氛之中，担心这样会伤害姚伶，遂在我即将走到窗口的时侯，跑掉了，我到别的窗口去买饭了。
　　 不过她的脖项激发了我的想象，这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在浩荡的秋风之中，我脑子满是姚伶的身影。我还大胆地想象了对她的抚摸。我抚摸了她的手腕和手臂，沿着手腕慢慢向上，我抚摸了她的胳膊和肩膀，抚摸了她的脖项，脊背。我在她的脖项上流连了一会儿，并用中指和两个食指在她颈椎一带按着，揉着，研着。这一带确实像我想象的，很是柔韧。之后，我的手便久久逗留在她的脊背上。不过我感到这里没有暖意，我惟一的感觉是冰凉，是大理石一般的冰凉。
　　 不知道是谁泄漏的，其准确性和权威性如何？总之，从一个隐蔽的管道流露了一条让我惊诧的消息，它是关于姚伶身世的，消息称：姚伶是一个私生女，为一个汉族姑娘与维吾尔族小伙所生，可他们却末能哺育她。她现在的父母，实际上是她的养父与养母。惊诧刚刚退潮，便是兴奋的涌起，我为姚伶是一个混血女而兴奋之极。尽管我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过凭直觉，我相信她是一个混血女。她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是昌吉回族自治州的，这是她成为混血女必要的而可能的背景。重要的是，她轮廓清晰的脸，通直而棱角分明的鼻子，突出的眉骨和浓重的眉毛，还有她幽深的眼睛，都为她的身世作着诠释。
　　 姚伶的混血女的特征，当然也为我何以会如此倾慕地，何以会如此为她所迷惑找到了答案。我发现自己有强烈地爱恋异民族姑娘的倾向，我觉得她们神秘，热烈，风情万种，意味深长。我想，我必须为自己的这种倾向拿出证据，不然便可能留下虚构和杜撰的疑窦。实际上我在思念的堡垒之中做梦的时候，我还追求着一位俄罗斯族女生。她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1981级的，低我一届。毕业之后，我追求过一位漂亮的回族姑娘，追求过一位活泼的朝鲜族姑娘，可惜一律不果。不过这些只有我知道的经历锻炼了我，我以为那是伟大的经历，因为它充满了艰险，有勇气有智慧才能冲破封锁，进入禁区。
　　 虽然姚伶不平常的身世增加了我的激情，我的心更贴近了她，更包围了她，但我却依然没有行动，我依然呆在思念的堡垒。我在这个阶段的变化是，仿佛姚伶的忧郁传染了我，我也忧郁起来。我失去了对任何女生的兴趣，拒绝参加所有的集体活动，也不想到教室去上课，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而且在晚上八点二十分之前就上床休息，尽管睡不着。
　　 不知不觉便毕业了，我站在窗口望着浩瀚的云天长叹一声，说：完了，完了。
　　 当姚伶随乌鲁木齐几个同学结伴离开西安的时候，我迷迷糊湖地到车站去送了他们。我觉得惜别的滋味又苦又酸，于是我就躲在了阴影之中，以淡化其苦酸。姚伶己经上了车，不过车未走，送行的同学便不走，她也便不能坐下去。实际上她一直站着，从窗口探出头，向车外的同学说话。我远远望着她，发现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不经意地一闪一闪地寻找着，一瞬之间，她把目光插到了阴影之中的望着她的一节木头上，木头看到她的泪水涌了出来。车外的同学一定会认为姚怜的泪水是为友谊流下的，但我却坚信她是为爱而哭。在车站那永远混浊的灯光之中，姚伶的泪水仿佛冰凌一样清洁而明亮。
　　 车启动了，车得寸进尺地迁移了。姚伶急速地挥着手，我看到她的手渐渐在缩小，模糊，融化，终于消失了。我非常憎恨晚上十点十五分这次车，因为它把姚伶运走了。在我想起来，新疆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它对我遥不可及。不过，这是不行的。我在思念的堡垒狠狠的说：这不行。这是不行的！
　　 当时我已经拿到了派遣证，单位是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我很满意这个地方，我的父母也满意，它离我家非常近。但我却没有立即到单位去报到，因为我隐隐听到了一种呼唤。经过一个晚上的考虑，我起床之后直奔电信局，给姚伶发了一个电报曰：
　　 盼勿报到，请接我信。
　　 回到宿舍，我拧开钢笔帽，打开墨水瓶，铺平稿纸，便匆匆地写起来。我一直写到日落西山，星光灿烂，接着我夜以继日地写，写了整整九十六个小时，写得天旋地转，草枯花落。十二万字的信，一江春水向东流般地表达了我得爱。我跑到邮局，把它发了出去。
　　 现在想起来，我依然觉得自己的设计是真诚的，也并非不现实。我要让姚伶清清楚楚地知道我的心。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她接受我的爱，那么我愿意在西安等她，也愿意在边陲等她，甚至做一个为流俗所不屑的倒插门也可以。总之，只要我和她能在一起生活，在任何地方，做任何工作都可以。我知道我父母不会乐意我到外地去，我也知道曾经帮助我分配工作的人会反对这样做，不过，这一切我都不管了，什么都不管了。在信发出去两个小时之后，我感到它太慢，也太轻了，不足以贯彻我的意志，遂决定到姚伶家去一趟。我认为如此重要而如此神圣的事情，不面对面地表白，显然是不应该的。我想，我一定要告诉她，即使她拒绝，即使她明确地不接受，我也要告诉她。我想，我不能把爱总是关闭在思念的堡垒，我必须让它走出去，冲出去，让它见姚伶，否则我一生都会后悔，一生都不得安宁。于是我就借了一笔钱，买了一张从西安到兰州的飞机票，立即抵达兰州，接着乘车进入乌鲁木齐。当我踏着乌鲁木齐晚上八点四十五分的夕阳在街上投宿的时候，我给姚伶的电报大约才到吉昌的电信局，我给她的信大约还在沙漠和隧道之中旅行。我的速度是很快的，不过我仍觉得太慢。
　　 我从乌鲁木齐的一张木板床上睁开眼脯，便看到了一课白杨树上的晨曦。我穿好衣跟，挎上书包，走上了大街。我要抢从乌鲁木齐开往昌吉的首班车，我必须紧急行动。我发现在这里宽阔的大街上，只有我一个人。大约走了两公里，我才看到一个推着小车卖豆浆的妇女。不知道何故，那缕从盖着豆浆的白布上散发的袅袅的热气，那个中年妇女斜背着的黄色的挎包，忽然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伤感。我忽然觉得孤独，而且自怜，自赏，自傲，当然也有一点自慰，因为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出省，是我第一次决定把自己的整个身心交给一个姑娘，甚至想到我是为什么而到这遥远的边陲来的，泪水便流了出来。
　　 当我赶到始发站的时候，一个穿着蓝袍的司机正拿着一只拖把在轿车的轮胎上摔打着。他摔打了五下，感觉把尘土和灰渣抡净了，才将拖把塞进水桶里涮起来，接着才不紧不慢地洗他的轿车。但我却松了一口气，我知道自己有了到昌吉去的交通工具了。我很怕自己要在乌鲁木齐滞留，不过这样的担心一会儿就没有了，我已径坐在了轿车上，尽管这辆轿车是破烂的，几乎所有的座垫都露出了肮脏的海绵，然而当时我以为它是一辆非常美好的轿车，安全舒服，并产生了要在前排椅背上吻一下的冲动。
　　 抵达昌吉之后，我按自己构想的，先找到一家旅馆，洗了脸，梳了头发，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然后挎上书包出门。凭印象，我知道姚伶的家在自来水管理处，但它到底在昌吉的哪一个方位，哪一条大街上或小巷里，我却是不知道的。简捷的办法是查找地图，向人询问，可我却不想这样做。我以为自己千里迢迢到这里来，向一个姑娘表白自己的爱，是不能使用任何一点聪明的，我只能使用虔诚。我感到这不仅仅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还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我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去找，一家一家地去找，一个门牌一个门牌地去找。我想，只要姚伶在这个世界上，我注定是会找到她的。我隐隐地感到，爱的事情必须虔诚才可能完成，只有虔诚才可以获得上帝的帮助，而聪明则会使上帝疏远。
　　 我没有看手表，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昌吉转了多少时间，也无心留意它是怎么一种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它当然属于一个发展中的城市。大约只有几座高楼，都是崭新的，白色的瓷片反射着亚细亚中部才有的丰富的阳光。这里似乎在开拓道路，到处都是深坑和石子，到处都是黄尘。在鹤立鸡群似的高楼周围，是大片大片的使我感到温馨的泥巴房，我觉得生活便在那里，人性与人情便在那里，大约姚伶也在那里。我在昌吉走来走去，走得大街上吹起了风沙。虽然我不明白东南西北，不过我是清楚幸福之点的，我以为自己不会迷失，当然也不是盲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