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三十多年前，爸妈用破衣烂衫裹着我从山东日照来嫩江时，如果让他们想象，将来，一个花木葱茏的小区，一家漂亮的楼房，出入楼房里的一家人，包括刚上小学的孩子也人手一部手机，楼下停着自家的小轿车，楼里是台式电脑，车里是笔记本电脑。说这就是他们和儿女的生活。他们会相信吗？
　　 76年，听说黑龙江能吃饱饭，爸妈带着2岁的我和1岁的妹妹，带着对白面大馒头的憧憬，从山东日照逃荒来到了嫩江，寄住在姨妈家养了一头母猪的仓房里。后来知道了一句古话：久居鲍鱼之肆不知其臭。那时，姨家的主房也不过是两间泥草房，厢房的仓房更可想而知了。破门关不严，大人要低了头才能进去，一进门是猪圈，往左一拐的一间，我们住。现在想来，也挺上档次，那个年代就有门卫了。
　　 本来，与母猪为伍的生活爸妈也相当知足，可后来发生了“猪之吻”事件，爸爸只好拉着我和妹妹、妈妈抱着在这个仓房里出生的弟弟忍痛撤离。
　　 那年冬天，我家的门卫——母猪，下了一窝猪仔。爸妈黑天白天地给看着，生怕母猪不小心把猪仔压死了。我更是高兴，凑上前摸摸这个，抱抱那个，又热乎又滑溜。可万没想到，母猪很不讲理，冲我脸就给了一嘴。这一嘴，弄得我当时都没气儿了。
　　 “猪之吻”的影响相当深远，以致二十年之后还因此黄了一个排的对象。
　　 事发后，母亲流着泪说：说啥也得有个自已的窝儿。于是第二年春天，我家在村东头支起一个马架草房。苫了一半房就没钱买草了。可我们姐弟仨还是欢欢喜喜和爸妈住了进去。
　　 可是，到了雨季，房子就不行了。漏！“外边大下，屋里小下，外边不下，屋里还下”这句话，我是深有体会呀。那时，一下雨，炕上地下，到处是接雨的破瓦盆。妈妈抱着弟弟躲在炕角盼雨停。
　　 爸爸一看这样不行啊，就硬着头皮找到村里的“大户”，抠了人家半天炕沿，说想、想借-----俩元钱，把房子苫上。那家也很实在，说，俩块钱，家里是有。可是借给你，怕你三年二年还不上啊，你要是一年内保证能还上，就借。
　　 爸爸保证不了。
　　 刚来村那年，一年活儿干下来，还欠村里（那时叫大队）不少工分（那时生产队工钱的计量单位）。哪里还能见到余钱的影儿呢？
　　 于是，我们一家五口人就在这透风漏雨的房中相依为命，熬了三年。现在想来，狂风大雨暴风雪，我们是怎么活过来的呢？一切恍在梦中。
　　 突然，有那么一天，全村都沸腾起来。爸爸兴高采烈地从队里牵回了一头骡子，还有一架犁杖和一些零碎东西。妈妈边收拾屋子边唱着歌，说以后自已种地了，交够公粮剩下就可以自已卖钱花了。
　　 包产到户的第一年，那个庄稼长的呀，那个收成啊，好的就别说了，村里的老百姓都说：老天也盼包产到户呀！
　　 这一年听爸妈说：交了公粮，把三年没苫上的房子好好厚厚的苫上了，手上净剩600元。爸妈从来没见到过这么多钱。想着几年来到北大荒就没为老人尽过孝，想着以后不愁没好日子了，他们带着我们姐弟仨儿，买了好多好多东西，回日照看爷爷奶奶。
　　 接下来的几年，天遂人愿，连年的丰年，我家又开了小卖店，人们手里有了钱，我们的卖店生意也红红火火，一年四季的进钱。89年，家里盖上了三间亮亮堂堂的大瓦房。
　　 之后的这十几年，我上了中专，妹妹和弟弟也上了大学，成了家，相继在嫩江县和哈尔滨买了楼。想让爸妈来，可他们说，住楼是舒服，冬暖夏凉的。可种着地，伺弄不方便呀。
　　 今年的一天,老爸突然来县里，不擅言辞的他脸上泛着红光说：村里定了，整体搬到嫩江县城，就在离你们不到100米的地方建个小区，楼价是市场的一半。地整体交给九三农管局代耕，现代化大机械养地又高产，年年等着收钱就行了……
　　 这不,入秋以来，爸妈一直住在我家，十月底，村里的新楼就将交工了，他们每天都到新小区转悠，指着哪个哪个户将是他们的新家。看着兴奋的爸妈，真的好象年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