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 焕 口述/田世松 整理
　　
　　
　　 官焕，又名官守朴，都江堰市崇义镇人，于1944年参加中国青年远征军驻印军学生教导队二队。
　　 抗战胜利后，就读于成都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国民党95军225师任职，1949年12月25日在灌县参加和平起义。
　　 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原因，老人曾遭受不公正的评判和待遇，80年代才予以彻底平反。
　　 那年，我刚转入成都济川中学本部——1940年秋，我考入设在崇宁县唐昌镇成都济川中学分校——三年来我一直离家在外读初中。 我家在灌县崇义镇，我们官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有一大宅院，人称“官家花园”。
　　 我父亲除有田产外，在崇义街上还开有木器厂，在成都也有木材生意，交给我大哥在经营；我的叔祖是官兴文，时任省水利厅都江堰管理处处长，因主持修筑灌县城内三泊洞至蒲阳镇的环山河渠而扬名川西。
　　 这一利国惠民的水利工程为当时四川省主席赏识，特以他的名字，将该渠命名“兴文堰”。
　　 我们官家各房人皆引以为荣。我揣想，当初我父亲不吝钱财，执意供我上地方上最好的学校，也许就是希望我，日后学成归来，成为像叔祖那样的栋梁人材。可惜那时局，已不允许他存这样的美梦了。
　　 时值1943年末，在大后方抗战史上，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四川三台县的国立东北大学，历十余年离乡背井之苦，对日寇仇恨已到忍无可忍地步，该校历史系的三位男生，奋起投笔从戎，报效国家。
　　 这爱国激情牵动全校师生，东大师生派代表专程到重庆，向国民政府递交《东大师生集体从军》宣言书，据报载：蒋委员长亲自接见师生代表，勉励有加，还当场宣布：所有从军师生将被送往印度，接受专门训练后，去滇缅前线同日本侵略者作战。
　　 国民政府乘势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打败日寇，光复中华”。短短几天，大后方的所有大中学校都沸腾了，掀起一个学生从军热潮。
　　 那天，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成华大学，还有私立铭贤学院等院校的学生，在南门外的华西坝集中，组成数千人的游行队伍，沿南大街、红照壁，穿过青石桥，转西御街、盐市口，直奔市政府，在门外高声呼喊：报名从军，赴前方抗日。
　　 市政府有官员出来，答复学生要求：回学校报名，统一去市三医院体检。当时我才15岁，年龄有点小，但我身高已有1.68米，体质也不低于十八、九岁的青年。我通过熟人，从学校开出一份初中五学期的修业证书，这样报上名，体检也顺利通过了。
　　 我满怀喜悦，告诉家住城南二巷的三姐和三姐夫。三姐夫在市机关上班，他没说啥，三姐却心情沉重，她说：不管怎样，应该首先告诉父亲。我说：等入伍后，出国之前我再回家告别，否则我走不了。
　　 谁知还没接到入伍通知，父亲先来了。
　　 我做出一副挨骂的样子，可是父亲没有斥责，还似乎通情达理，对我说：国家有难，从道理上讲，男儿投笔从戎，报效国家，是人之大义；你才15岁，且未成年，何能担当如此重担？况且你大哥又多逆行，家业大有败在他手里的趋势。只有你渐渐懂事成人，可聊慰我心，我已近六旬之人了，能活多少时日且难预料……父亲说着，老泪纵横，咽不成句。我对大哥贪赌败家，也早有所闻。
　　 开学前，我去大哥公司取父亲吩咐他给我准备的学费，他竟输得光光的，付不出来。我多少能理解迈入老年的父亲的苦楚，但我从军的念头坚定不移，我宽慰他说：去不了多久，滇缅公路被打通，中国胜利在望，我就回来了，还可以继续上学呢！——现在大家踊跃报名上战场，我且成贪生怕死的人，日后有啥面目立于人世呢？父亲见说不通，便要我先回家，与母亲见一面后再走。我给一起报名的同学说定：如通知来了，先替我收下，最迟三天，我就返蓉。
　　 谁知回家后，父亲却把我锁在卧室，找了一大堆书放在写字台上，忿然说：好好给我读几天书，再来商量！我一看桌上的书，全是说的什么“父母在，不远游……”、“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子从父，臣忠君”等等旧的说教，气得我绝食两天，以表示反抗；父亲也不进食，以处罚自己教子无能。最终由母亲出面，达成和解。说好明年长大一点，同意我再去参军。我退后一想，这次不走也罢，如硬性离家，留给父母精神上的痛苦也就是捆在我身上的痛苦。的确，我依顺父母后，双老的高兴劲头，给那一年的春节增添了无尽的喜悦。
　　 第二年春，我考上成都南黄高中，这所学校属于战时疏散学校，地址在老西门，校舍简陋，连书桌都不够用，有时为了座位，同学之间争吵不休，甚至打架斗殴，这里根本不是一个求学之地。终于挨到六月，临近暑假时，学生中又发起从军行动，我毅然去了市政府报名参军。吸取上次教训，我正式穿上军装后，才去见三姐。三姐见挽留我已无望，只好又将父亲请来成都，与我这将远征的儿子见面。父亲仍是泪眼模糊，说：你一心要去，我也阻拦不了，只盼你们早日胜利，回家团聚，你要多写信回来……我一边点头答应，一边搂着四岁的四妹，鼻端也酸楚起来了。
　　 我被编入教导二团八连，在北较场开始基本军事训练。训练不到两个月，便接到空运出国的命令。出发的那天，一大早，市民和学生都来欢送。列队送行，锣鼓不息，爆竹连天，口号声此起彼落，直冲云霄。“祝我们的国魂——青年远征军旗开得胜”，“打败日本，光复中华”，“扬我中华国威，灭尔倭寇野心” ……我们这些学生军，心情特别激动，我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多杀鬼子，保家卫国。
　　 在新津机场，我和同行的三十四名同学，登上一架有四个螺旋桨的运输机。飞机发动了，机尾排出的气流，将地面的沙石席卷而去，随着机身摆动，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然后离地起飞，徐徐升空。
　　 几分钟后，城市、乡村、公路、河流都非常清晰地呈现在我们足下。正是夏日的晴天，阳光灿烂，白云如絮，令人心旷神怡。
　　 大家都是第一次乘飞机，都贪婪地观看舷窗外的景色，就像饥饿的蚕虫贪馋在桑叶上，不肯将头抬起来一样。
　　 运输机经过昆明，也没停留，径直西飞。时间大约已过中午，我们感到一阵寒冷袭来，每个人都把新发的军毯裹上，但身上也感觉冷。舷窗的玻璃上，先是蔽上灰白的浓雾，随后雾又凝成水珠，最终是结成一条条冰凌。原来飞机正飞越在青藏高原上空。
　　 万米高空之下是称为“世界屋脊”的喜玛拉雅山脉。
　　 飞机时高时低，盘旋航行。下面不时响起高射炮炮声，这是在通过日寇占领区的封锁线。我们明白，在如此高空，飞机不会中弹，可心里还是一阵阵紧张。
　　 飞机一过喜玛拉雅山脉，就是异国领土，气温也逐渐回升，由寒冷最后变为酷热。经过四、五个小时的航行后，飞机终于降落在印度汀江机场。
　　 南亚热带地方风光呈现在我们面前，树的叶特别阔大，树的颜色更绿更深，还像涂上一层油似的闪亮发光。
　　 我们又渴又饥，无心赏景，都疲乏地躺在机场的草坪上，让火一般的太阳，烘暖近乎冻僵的身躯，慢慢恢复肌体活力。
　　 大约等候一个小时，一辆军用大卡车开过来，把我们送到驻印远征军新兵转运兵站。在那里才美美吃一餐晚饭，痛痛快快洗一个澡。最后，一位军士领我们去换新装。
　　 大家开始以为远征军的所有军需品都是美国货，其实并非如此。生活用品，如毛衣毛裤内衣内裤，甚至军便服、军礼服、蚊帐、雨具、餐具等都是英国制造，由英国驻印军拨给。而军械、军装、军靴、军毯等才是美国提供，所谓的美式装备，是指武器、弹药及士兵的外在着装。当然，与国内中国士兵的布衣草鞋和“汉阳造”步枪相比已是天壤之别了。
　　 离开转运兵站那天早晨，谁也不知道将要去什么地方。各人瞎猜：有说要去兰姆伽基地受训，有说赴战况正紧的缅北前线，还有说要去印度加尔各答，加强防守……我是队伍中最小年龄的兵，谈不上什么看法，只是在心里想：管它去什么地方，参加远征军是来打日寇的，哪里是战场都一样。从汀江火车站上车，列车行进一整天，傍晚时分，把我们带到一个大家都没有提到的地方——宜都。这是位于印度北部的一个边陲小镇，它毗邻缅甸西部，背靠荒无人烟的野人山。山麓下有一排排整齐的军用帐篷，一顶接一顶的圆型黄绿色屋顶。像一朵朵硕大无棚的蘑菇，从山脚一直到蜿蜒的江边，这就是我们远征军的训练营地了。
　　 我们这次一起来的一百五十人，编为驻印远征军新六军第十四师学生教导队第二队。队长叫徐骏，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少校军官。看上去挺精明、强干，特别注重仪表美丽。
　　 几天之内，将队员中凡不合身的军装一律剪裁，量身改制。他看着我，年龄虽小，却高大壮实，穿上美式黄咔叽军服，大小正合适。他称赞我，说我是四川兵中的“尖子”，我也暗自得意。
　　 我所在班的班长名叫王笃，疲高个子，山东人，很会游泳。他这个特点，对我记忆尤深，因为几个月后，他从伊洛瓦底江中要挽救我这个“旱鸭子”一条小命，令我感念至今。
　　 还有一名同班学员叫陶镛，是上海复旦大学一名肄业生，英语很好，比我年长四、五岁。他是“七?七”事变后，与他哥哥一起逃难到四川，因经济拮据，平时生活极俭朴。日后，我与他成为好朋友。临出国前，我父亲曾给我两万元法币，叫我带着备用。在宜都，我以50元兑换一个卢比，带的钱换400卢比。我送五十个卢比给陶镛，他却婉言谢绝。后来，我留下一百个卢比，揣在身上，其余的钱请队部替我保管。
　　 训练生活开始了。操场上从凌晨就开始的操练口令声，跑步声以及枪刺劈杀声，一直到黄昏才沉寂下来。教导队的步兵基本训练，是中美混合式。操场训练按中国的步兵教范，而刺杀和射击则由美国军人主讲和示范。每天下午两小时的战术讲课，是由一位三十多岁的美军少校任教，一名中国中尉作翻译。
　　 美国是“祖国”、“荣誉”、“责任”六字为教育军人的信条。从这位美国教官身上，我们就感觉到，他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他每天亲自驾驶吉普车，提前五分钟到达队部，风雨无阻。
　　 他说，作为一个军人，必须严格遵守时间，要养成习惯。
　　 我们同学中若有上课迟到的，他必须问明原因，追究责任。
　　 讲课时，他每讲一段后，要我们提问题，看是否消化了所授知识，有不懂的地方，他反复讲，直到同学都弄清楚为止。而且他态度和蔼，平等待人，恰与中国军队的一些中下级军官形成鲜明对照。
　　 中国的军官，对下属冷酷、严厉、一副老虎吓人的样子。
　　 比如，教二队有一名朱姓区队长，在队员面前随时都是满脸怒容，就是民间说的，像借他谷子还他糠一样，队员背后称他“恶老虎”。有一次半夜紧急集合，一位姓王的学员忘了将子弹盒系在腰上，被他检查发现后，竟重罚20大板，用竹扁担打屁股，伤者半个月才消肿和去完瘀血。
　　 国民党军队不废除体罚，还自认为是利大于弊，以后在国共两党的战争中，出现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士兵反戈起义的事例，也不能不说与此行为有关系。
　　 我们的训练营地处于森林和沼泽地带，南亚的夏季炎热且多雨，因此蚂蝗和蚊子是无比厉害的天敌，如不小心被蚂蝗叮上，拨出如棒槌般粗细的蚂蝗后，伤口会流血如涌，如不及时止住，很短时间人就会毙命。
　　 听说有一个士兵巡逻时，去灌木丛中大便，同伴见其半晌未出来，走近草丛中寻找，才见他蜷缩成一具没有血的尸首——几只大蚂蝗叮在他身上，吸饱了鲜血，就像一只只紫色的茄子。而蚊子呢，咬人一口，肌肤肿起一个核桃大的包块，又痒又疼，还会被传染疟疾、脑膜炎等疾病。
　　 所以，我们每每进入森林演习，都在绑腿和胶鞋上浸上敌敌畏药水，以防备蚂蝗；戴上头罩，以避蚊虫叮咬。
　　 一个月后，师部决定从教二队抽调一批同学，去辎汽团学习驾驶技术。我早就有一个渴望：驾驶战车，驰骋战场，杀得日寇人仰马翻。我以为那才是我们青年远征军的真正形象。可是徐骏队长却不让我报名，他要把我留下来，理由是我思想单纯，头脑也机灵，应该培养成步兵骨干，而不只是做一个“车夫”。（当时部队里对驾驶员的蔑视称呼）我被说动了，从此，怀着当一名军官的朦胧幻想，一切都听从徐队长的意见。
　　 三个月的训练完毕后，谁知徐队长却调走了。我们教二队的队长由教一队的黄队长接任，教一队的学员大部份都分下连队，还剩下十来个人并入我们教二队。
　　 我的战车没有开成，而军官梦也破灭了。军队就是这么一个决无半点个人意愿和自由的组织，国民党的军队尤其如此。在自上而下的“一长制”制度下，大到战争胜败、小到个人升衰荣辱，往往都系于你所跟随的有权决定的那一个人而已。以后我在军中的命运会由黄队长决定，将会再一次证明这一点。
　　 留下的教二队继续在原地受训，我们的生活依然紧张而单调，只有星期日，才有些乐趣和闲暇。上午，打扫卫生，收拾内务及检查枪支弹药；下午，到营房附近玩耍，或到溪边洗涤，或到深潭游泳，一扫平常的严肃静穆气氛，将平常的烦闷也忘得一干二净。有一个星期天，我向黄队长请假，去宜都市区买手表和钢笔，并请陶镛随同，便于翻译。获准假后，我们俩象两只快乐的小鹿，蹦跳着往山下公路奔去。看到一辆美国军卡开来，我挥一下手，黑人司机笑嘻嘻地停下，让我们上车。在驾驶室里，我看到陶镛和司机用英语亲热攀谈，我一句也听不懂，心里直懊悔在学校没有好好学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