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进入耄耋之年了，悠悠往事值得儿女们去追忆、去怀念。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能干、和蔼善良、有远见的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铭记。
　　 母亲在七岁的时候，因为外公患了痨病，七八个兄弟姐妹和全家人的衣食住行就靠外婆一个人。外公跟我的爷爷，是私塾里的同学，看到当时外公的窘境，常常解囊相助，令外公很是感动。外公看到一堆的女儿跟在身边而无力抚养，忍痛割爱的将老大和老二送给了附近相对富庶的家庭。母亲是老大，自然就首当其冲。爷爷对母亲疼爱有加，且一直当着女儿来扶养，与当时是爷爷手里独苗的父亲以姐弟相称。等到了十五六岁，母亲和父亲感情深笃，爷爷与外公商议后，择良辰吉日，正式拜堂成亲。
　　 爷爷为让外公脸上有光，将我父母的婚礼办得尤为体面。在举办婚礼的前三天母亲就回到了娘家，有我的爷爷为她办好嫁妆，备好了八抬大花轿，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早上，由一对子女双全，乐善好施的年轻夫妇牵进了那顶花轿，吹鼓手们憋足了气，吹吹打打，一路不停地抬到了叶家。
　　 母亲曾对我们说过，她出嫁的路单调而寂寞。中间需要翻越两座大山。山路蜿蜒陡峭、崎岖不平，母亲在颠簸的轿子里手抱个蓝布包，包包里面装着是将来缝缝补补和纳鞋刺绣用的针头、线脑什么的，紧紧地贴在轿子的护板。那时候是过了冬至，天气显得极为寒冷，山路两旁的树林几乎都失去了原有的绿色，显得格外的荒芜而凄凉。山路走尽，母亲的眼前突然亮堂起来，她掀起轿子的窗帘看见了开阔的山区平原，看见了离我们家不远的县城，与外公居住的大山相比显得气派了许多。母亲知道从此以后她就是叶家的儿媳，在这里生儿育女，敬老扶幼，奋斗终生。
　　 母亲就这样走完了出嫁的路，跟随父亲开始操持着这个家。父亲是个老实巴结的农家子弟，靠着爷爷度过了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时代。父亲平生很少有交往，更不善于言谈，只是踏踏实实地劳作，一心一意地干活，从来没有非分之想，也是别无它求的人。父亲是个身材高大，力气无比的汉子，无论作田、挖沟、搭田埂，还是扛、抱、挑、拉样样在行。待到爷爷不理家务时，整个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的身上，从庭经济的精打细算到年度计划的制定实施，均由母亲包揽。
　　 母亲与父亲结婚之后，家境来说是我们这里几个屋场比较富裕的，除了原来还有满清时期祖传的两间平房，在爷爷的手上又将平房改造成了三间楼房，并拥有一定数量而且比较肥沃耕地，每年产的五谷杂粮、家禽、家畜和鲜蛋都吃不完。
　　 母亲一共生了七个孩子，而存活的只有我们现在兄弟姐妹四人，在旧社会不比在新中国，母亲两次生产遇难，都因为邻里两位好心大妈的相助，才从阎王爷那里赎回了一条命。
　　 全国解放后，我们这个小县城也迎来了新中国的第一屡曙光。喜庆之中，对于爷爷来说却是另外一番情景。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在村村寨寨掀起，我的爷爷因为在解放前拥有较多的土地，且有的还放了租，按照当时的政策凡出租土地者都是剥削阶级，轻则富农，重则地主。在这些日子里，我的爷爷处在魂不守舍，心慌意乱的高度惊恐状态。因为前面已经有人因为拥有较多土地的就划定为地主，还有的人由于胆小怕事，拿一条绳子干脆就自绝悬梁。在这个非常而又可怕的日子里，父母几乎天天守护着爷爷，父亲看早晚，母亲跟白天，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爷爷出什么意外。与此同时，母亲四处奔波，找当时农会的领导和相关人员说情，并再三说明我们家土地的来源和放租的情况，乞求他们放我爷爷一码，以保全这个完整的家庭。
　　 由于爷爷一贯的善良，加之母亲真挚的求情，在划定成份的“常委会”上，为我爷爷澄清是非，说明情况的人很多。最后以爷爷出租土地未回收租金为由，最后划定我家是下中农，与贫农几乎相等，为此，全家人如释重负，爷爷开心得从不沾酒的也痛快地足足喝了三大杯。自那以后，爷爷为母亲的聪惠而深深的折服，把母亲视为掌上明珠。
　　 后来我的叔叔回忆说：“与其说，你的母亲救了你的爷爷，倒不如说是救了你们全家。”是啊，在那个年代的家庭成份是命根，倘若当时被划为富农，我们现在的命运可能是另外一番情景。当我长大懂得历史之后，我更加敬佩母亲，觉得她是我心目中最了不起的女性。
　　 进入人民公社大跃进年代，家里的生活每况愈下。体弱多病的母亲肚子里正怀着我，因为缺乏营养，加之怀孕七八个月照样要做重体力劳动，工作强度大大地超出了她瘦小身躯所能承受的极限，从而出现双脚浮肿，行动困难，曾多次在田头地尾晕倒，有几个大妈心思很好，经常地设法来帮助母亲完成任务，可是，却遭到嫉妒心很强的女性的谩骂讥讽。但是，母亲却能忍辱负重，默不作声，顽强地坚持着直到我顺利来到这个正义与邪恶一直都在抗衡的尘世。
　　 我的诞生，一度给家里带来了欢乐和喜庆，而就在这一年奶奶又患了白内瘴而双目失明，留给母亲的负担就更加沉重，逢补浆洗不停手，砍柴跳水挣工分。无论春秋冬夏，部分数伏数九，母亲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人，重复着相夫教子，孝敬服侍老人。就这样日复一日的，我的母亲在苦苦的煎熬中把四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奶奶又双目失明没法帮助母亲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冰凉的地面上摸爬翻滚。我的大妈在我长大后曾苦笑着告诉我，那个时候，每当大人劳动回来，你兄弟姐妹一个个就成了粉头垢面的泥人。
　　 在艰难中，母亲整整熬过了十个年头，母亲没有抱怨，她既然选择了父亲，选择了这个家庭，就选择了这种农家女人的生活。农家的女人是再没有别的选择的。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她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七口人，母亲不但要煮好三餐茶饭，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鸡、养鸭，浆洗缝补、纳底做鞋和打扫卫生。她虽然身体弱小，但从来都和生产队的男人一样还能挑水挑粪。
　　 在我的记忆中，我最难忘的就是母亲进山砍柴情景，那种无奈的忧伤和隐隐的凄凉，迄今还记忆犹新。由于父亲被抽去参加在地区一个水电站当劳工，家里做饭的薪柴也落在了母亲的肩上。有很多次，同母亲进山砍柴时，遇到凶禽、猛兽的惊吓和突如其来暴风骤雨的侵袭时，母亲自己都吓得发抖的同时，还总是把我们紧紧地搂在怀中，往相对安全的石岩底下奔去，既是躲雨也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当雨过天晴，惊吓过后，母亲总是念叨着，如果你爸爸回来了就好了。而那年我才六岁，跟着母亲进山是为母亲作伴，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惧怕和危险，还常常地被那孱孱的流淌的泉水所吸引，五颜六色的小鸟和缤纷鲜艳的山花所陶醉。回到家里，我经常地看到母亲一个人站在通往北方的路口上向北张望着，盼望着父亲的归来，期盼着刹那间父亲出现在她的面前。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已经五六岁的我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了八九岁，我不但能挑能背，还跟母亲学会种地、种菜。记得那时我从小学放学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非常自觉地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也在潜移默化地体验着母亲的艰辛和为人。
　　 从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后，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在勉强中一天天的熬着过。家里没有“洋油”点灯，就该用松香脂做灯油，吃的是米糊、菜饭、红薯饭、杂粮饭，炒菜没油就多放点盐。这类在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过年，才能缝上一次新衣服，因为“布票”所限，新衣服都是父亲和哥姐做了。母亲就一针一线地将哥哥不能穿，或者是父亲穿烂了的旧衣服给我改制，缝制好了，再花几角钱到街上然衣服的店里染上黑色，在外人看来，我又穿上了新衣服。
　　 至今我仍然相信母亲和父亲之间，存在着生命的呼唤。他们没有过山盟海誓，没有过花前月下。他们根本就不懂这世界上还有“浪漫”，更加不知道什么叫着爱情。但是，他们从小斯守在一起，活得极其平凡，极其实在。而就在这平凡和实在中，显现了生命的厚重和博大。母亲长得很瘦弱，身材也矮小，她没有被贫困和孤独所压垮，真令我吃惊。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父亲是一个中华民族标本式的农民，到七八十岁还非做劳动不可，不劳动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门前户口打扫卫生。母亲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父亲起来的声音，随后我们兄弟姐妹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我们这个房份里，长幼、伯叔、妯娌很多，但相处都很和睦和融洽。母亲自己清平一生，但却从来不忘同情贫苦的人，她朴素的思想意识成就了她善良的热心为人，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和邻居。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不喝酒，但是个老烟民；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如今看到白发苍苍的她，我就会想起她当年的艰辛。
　　 在我家那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在当时，拢共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离县城也很近。这里既不靠山也不靠水，生活中一切都得靠一双大手和那两只宽阔的肩膀来耕耘人均七分地。在生产队里，父亲是队里的骨干劳动力，一个人所承担的耕地面积达四十多亩，只要是春秋两季就基本上固定在生产队里，母亲就既是父亲的助手又是后勤部长，送水送饭忙个不停；母亲非常爱护父亲的身体，总是夏来蒸凉茶，冬至熬热汤，使得父亲身体一直健康而没有出现大的毛病。
　　 在三年困难时期，往往是吃了这餐没那餐，有了上顿没下顿。很多老百姓因为饥荒而失去了年轻的生命；也有好多家庭在一年的时间里就死了好几个人。在这生命攸关的紧急关头，母亲为了父亲和我们全家人生存和健康，她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到山里去挖野菜，刨树皮，将那些能吃的山野植物挑回来加工，既能勉强填饱肚子，也不会因为乱吃夜草产生水肿而致命。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我的母亲就像一头不吃不喝的神牛，基本维持了一家人的生存，而她自己却因为劳累过度而落下一身的病痛。
　　 在史无前历的文化大革命，学习和背诵“老三篇”成了‘人人过关’的的政治运动，无论男女老少，通通要背上两篇以上。而我的父亲生性就不谙政治，从来就不去参加那些什么运动。就在那年的夏天，我的父亲到县城去购买农具，在回来的路上碰巧遇到红卫兵在回家的路上拦截往来的人群背“老三篇”，当拦下我父亲时，红卫兵要他背出至少一篇，才可以回家。他哪里会知道什么叫“老三篇”？父亲只好说：“什么三遍四遍，我一遍都不会，我只知道怎样犁田。”
　　 不料，这下可惹火烧身了。就在当天晚上，大队的红卫兵的头头带着一帮打手找上我的家门，要我父亲到大队去接受“培训”，直到‘老三篇’背出来。就在这时候，我母亲问清原由之后说：“你们如果是来我家里做客，我就上茶，如果是来抓我的男人去批斗的话，我就用尿泼你们！我们祖宗三代都是遵纪守法的农民，有本事就冲着我来，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我孩子他爸是坚决地不去！由于母亲嗓门高，这么一喊就引来了左邻右舍和附近的社员群众，在众人的一片骂声中，红卫兵门灰溜溜地走了。恐怕连父亲也想象不到，在母亲那瘦弱的躯体内，竟然还蕴藏着这样一股丰厚，沉默的力量。这力量非刻意显现，而是与生具来。我相信它便是母亲生命中最辉煌的体现，是人性在非常时期的转化。
　　 三年困难时期虽然过去了。但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暴里，照样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母亲就会偷偷地在晚上帮公社干部洗衣服。每当我吃过晚饭，母亲就会叫我去公社机关内，收来许多干部放在走廊里的标好了姓名的衣服挑回来，母亲在晚上，借着昏暗的从公社会议室射来的灯光，坐在井边一件一件地搓洗，漂干净之后，用几根长长的竹篙将衣服晾开，待到第二天干了，又一件一件地查看有无破洞和纽扣脱落，如果发现，母亲总是一针一线地帮人家缝好、订上，然后才小心翼翼的折叠好，由我负责给他们送去并将工钱收回来。我知道那时洗一套外套是三毛钱，衬衫等内衣是一毛五，就这样三角两角的积赚下来，在黑市买些高价的大米，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
　　 就在同一年，我的奶奶不但双目失明，而且还卧床不起，慢慢地身患褥疮，本来十几年如一日服侍奶奶生活起居的母亲，她身上的担子更重，一日三餐喂水喂饭，倒屎倒尿，还要一天为奶奶换药擦身。在奶奶生病的那两年，母亲就象机器人那样地转动着、工作着。就在奶奶临终前，一改曾经的“秀仔”称呼，对母亲说：“老女啊，你在我的身上倾注了你全部的心血，我一直记在心里，等我到了阴曹地府也仍将辅佑你平安幸福，子孙满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