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丰三年春，我被聘为洛阳幕府，辅佐洛阳令处理文案。洛阳府衙还是隋代的规模旧制，浅陋狭隘，无法满足人员编制和办事机构日益庞杂的需要，洛阳令于是指示我鸠工对洛阳府衙限期进行修葺与扩建。工程自三月癸亥开始。有的堂舍亭榭需要拆毁重建，有的要添瓦更椽，有的需修饰斗拱飞檐；日以继夜，夜以继日，一月下来，府衙几近竣工。这时，有一个洛阳泥瓦匠名字叫张九哥者，在府衙门前一口枯井里淘井，铲子掘到六尺余深，发现淤泥里有石板一块，以手触摸板面，凹凸有文理，俨然刻有文字。井底昏黑，难以辨认，就叫人用轱辘缒出。清水涮净，原来是残碑一块。泥瓦匠们不识文字，难知所出，就请我前去辨认，解释碑上文字。我去时，只见碑身大约长八尺余，宽三尺余，厚一尺余；碑帽还完整，上面雕有云龙图案，碑身下面大约残去四分之一。碑右开宗明义写着“唐修义井记”五字，字大如钱，有欧阳询《九成宫礼泉铭》余韵，法度严谨，笔力刚劲，点画工妙，峻挺险峭。可知这块石碑乃是唐时为修义井，普惠众人，某位有声望的人召集洛阳官吏、缙绅、地主、商户、农人捐钱修井，井修成之后，为表彰颂扬功德，就刻碑纪念。碑上开头先是作文颂扬捐钱人功德，后面再罗列捐钱人姓名、身份，以及捐钱多寡。最后撰写日期，乃是“中和三年五月癸亥”。“中和”是唐僖宗年号，距今已有百年。碑上所罗列人物中，有很多人不仅在当时有头有脸，而且验之于史书，历历有记。像朱友能、朱友谅，乃是朱温的两个儿子，王彦章、康怀英乃是后梁大臣。当我看到碑上有“南阳五大夫秦风，钱一万”时，甚是迷惑。不知秦风是什么人，竟被封为“五大夫”的官职？据我所知，整个唐代与五代都没有五大夫官职名称，又何以有“南阳五大夫秦风”之说？实是令人费解。五大夫在秦汉是等同于宰相的官儿，秦风既然能做到五大夫的职位，为什么《新唐书》《旧唐书》《新旧五代史》都没有记载？终不然是我学艺不精，疏忽大意，漏过了史书中某处记载文字？忙忙回来校检查验书籍，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欧阳文忠公的新编《新五代史》、《新唐书》，司马温公的《资治通鉴》，一页页翻去，一行一行追寻，一字一字核实，确实不见秦风这个人物。几部史书的《古今人物表》，《百官公卿表》也找不到五大夫的官职名称。这作何解释？秦风到底是何方神圣？
　　
　　 （二）
　　 关于秦风的种种疑问，我一直没有找到合理的答案，用孔夫子的话说，真乃“儒者之耻”。我也曾修书作函询问在京的各个师友，但他们的回复都一律认为“修义井记”乃是后人伪造。但是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让我信服，使我有一种“快哉，汗津津出”的解脱感。此事搁置到元丰二年春，苏轼苏翰林谪官黄州，道由洛阳。苏东坡名满天下，谁不想见其风采！我就在洛阳城外三十里处的牡丹亭设宴招请东坡，以表地主之宜。酒间，谈及秦风一事，苏轼捻须沉吟半响，说道：“恕苏轼罪人，不能进城登衙观碑。执事如不介意，可否抬出石碑，让苏轼观摩片刻？”我连忙写了一张帖子，叫随从去取石碑来。碑到，苏轼以手抚摸碑面，用指甲钩剔文字，观览一时，随而笑说：“碑文确实是僖宗中和四年所做，并非后人伪造。‘南阳五大夫秦风’几个字，也是当时所刻无疑。”我问道：“然而在唐代怎么会有五大夫的官职？”苏轼娓娓说道：“以我之见，秦风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他非官非吏，非公非侯，大概只是侠者之流。一个偶然的风云际会，使他或者有功于唐室，或者有功于当时某一割据势力，像汴梁朱温，太原李克用，钱塘钱锍婆，于是被赐封、保举为五大夫。五大夫并不是一个实在的官职，就好像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一样只是个荣誉的虚衔，并无实权一样。《汉书》就有说：‘太傅、太师、太保，是为三公，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故不以一职为官名。’譬如秦始皇封禅泰山，避雨松树下，于是赐封松树为五大夫。又譬如汉初四皓，东园公、夏黄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可谓是帝师，然而也是有官无职。所以在正史百官志里是找不到五大夫这一职称，在人物传记里也找不到秦风这一个人物事迹，就不足为怪。”
　　 在佩服苏轼的博闻强识同时，他的解释也让我释然开朗。然而究竟仍有一点不明，像秦风这样“劳苦而功高”以至于被赐封为五大夫的虚衔，那么秦风所经历的那一件事情，在这位当权者的一生中一定非常重要。但是我查遍《新旧唐书》中活跃在唐僖宗时代的当权人物传记，都没有提及秦风这样一个人物，这又做何解释？
　　 苏翰林笑道：“或许里面已经提到，只是你没有注意而已。像光武帝和邓禹西征，遇见野王二老，范烨《后汉书》里也只提到‘野王二人，不知何许人也’，如此记载而已，既没有讲姓氏，也没有说师从何人。然而二老对光武帝的影响不可谓不重要。”
　　 听了苏翰林的话，我恍然大悟。此后，我便把唐书、五代史又细细读过一遍，发现里面不提名字、乡里的仁人志士、独行侠客、高蹈隐士又何止上千？他们或者发愤上书，切言时弊；或者胸怀报国之志，闻鸡起舞；或者因为私仇，飞剑刺击乱臣贼子；或者志如霜雪，淡泊名利，隐遁山林；或者机缘巧合，拔刀相助，拯救忠臣义士于奸人罗网；或者独行江湖，任侠负气……等等等等，不能一言以尽之。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姓名未能著录书册。他们做这些事的出发点尽管不尽相同，有出于大公，有出于自私，但是他们的功绩又岂能因此而抹煞？陈胜吴广起义，无非因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然而一夫揭竿，天下响应，终灭暴秦；齐桓公驱除戎狄，无非是想称霸中原，然而孔子不得不说“微管仲，吾其左衽矣”。故而一个人的历史功绩不能因为出发点自私而被否定。于是我想，秦风被苏轼称为任侠者之流，他在唐僖宗四年前后，到底为哪个当权者做了什么事情？他因为什么而做了那件事使得他被赐封五大夫的虚衔？
　　 在后来的几年里，我搜求各种历史典籍、稗官野史、街谈巷议，试图通过这些努力，去揭开这个大约生活在残唐五代名字叫做秦风的侠客的神秘面纱。
　　
　　 （三）
　　 我在洛阳任职五年，于元丰七年迁回东京。偶然在大相国寺书摊，看到有几本刚出版的南阳郡县志，总封面上写着：“南阳郡，秦置，洛阳南七百里，有县三十七，户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十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人。”我猛然想起《修义井记》碑文上明明刻着秦风是南阳人，他既然被封为五大夫，那么县人一定引以为荣，县志上必定记载有他的事迹。我欣喜之下把南阳郡三十七县的县志全买了。回到公馆，一本一本翻阅，当翻到章陵县志时，眼睛不禁为之一亮，上面人物志里果然有“五大夫秦风”！我的狂喜心情就不必说了，当真是如获至宝。现摘录县志里有关秦风的记载如右：
　　 “秦风，字飘然，本郡人也，出自书香门第。少读经史，略通大义，而尚任侠，武艺冠乡里。风身长七尺有余，美须髯，虽武艺人，进退必以礼，循循然一古丈夫。时太原李克用子李存勖，号李亚子，闻风名，千里聘为亲从，随征伐南北。后乞骸骨归乡里，耕南庄。中和四年，克用上书僖宗，下诏封风为五大夫。乡党一时荣之，以为美谈榜样。周显德元年，卒于家，年七十五。无有子嗣。”
　　 由以上文辞可知：第一，秦风确实是南阳郡人；第二，秦风确实被封为五大夫，而且封年在唐僖宗中和四年。然而，文中并没有真正说明秦风为什么被举荐为五大夫，不可能只是因为武艺高强。难道是因为跟随李克用父子征伐南北，曾立下无法替代的功劳？由于县志文词简约，语焉不详，我无法从有关秦风的描述中得到确切的答案。此外，我还有几个需要提出的疑问：唐僖宗中和四年时，李存勖只是个未满十四岁的少年二郎，纵使他再年少英武，思想上也不可能如此成熟，一“闻风名”，就千里聘为亲从；而秦风居然甘愿为一个少年郎驱使，“随征伐南北”，这未免有些神奇，甚至有些荒唐。再者，正值秦风当打之年时，他为什么突然“乞骸骨”回老家，耕读南庄？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促使秦风做出这样的决定，或者说迫使秦风做出这样的决定？
　　 虽然疑笃重重，对照前面的《修义井记》，仍然可以确定两件事情，也只是两件事情而已。第一，秦风确实被封了五大夫；第二，秦风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他籍贯确在南阳。
　　 要破解秦风身上的种种疑问，也许只能去细细考究在中和四年，晋王李克用父子都做了什么事情。
　　 就在我以为只能在《新旧五代史》找到蛛丝马迹的时候，偶然翻到南阳郡叶县县志，上面人物志里记载了这么一个叫赵大年的地主：“赵大年，字丰登，本县人，世代耕作，家传险恶。大年之险恶霸道悭吝，更甚于其祖其父。其侵夺农田、陂地、园池达百顷。交通郡县，公行贿赂，民有讼之者，反被诬下狱，往往有冤死狱中者。民人呼为‘中山狼’。尝有一书生，迫于生计，鬻儿于大年家为奴。大年既夺其儿，只以书契所该银两百分之一偿之。书生既被其殴，不胜其愤，鸣鼓告于县衙。县令反坐其诬告，下狱治。狱吏受大年钱，乃痛加锤楚，不一旬，书生竟死狱中。书生妻后亦自颈死。又，尝乘肥马衣轻裘昂然行县中，有卖鹌鹑骨朵儿者王定哥，无意冲撞，致马腾跃。大年大怒，以鞭指曰：‘尔尝见有人冒犯皇帝法驾耶？’乃使健奴痛殴之，几至毙。其强梁霸道诸如此类。中和三年秋，月圆之夜，大年家百十口，竟都身首异处，黄发垂髫，无一幸免。马厩墙头上有血字曰：‘杀人者竟陵秦飘然。’然而人以为天报云。大年竟绝嗣。”
　　 里面的秦飘然真是我要寻找的秦风吗？如果是秦风，他为什么在被封为五大夫前，到叶县屠杀地主赵大年一家，连老人孩子都不放过？仅仅是因为赵大年险恶霸道，祸害乡里？没有深仇大恨，实在解释不通秦风的痛下杀手。叶县县志里所写的秦风心狠手辣，与章陵县志里那个“进退必以礼，循循然一古丈夫”的秦风，判若两人；或者有人嫁祸秦风，乡人不查？
　　 这两个近乎背反的事实，又一次使我跌入疑惑的谷底。但随后我似乎想明白了。秦风的行径大概与汉代的朱家、剧孟、郭解、原涉差不多。一方面在大义上“趋人之急，振人之命”，朝廷倚之为重，像剧孟，条侯周勃就曾说：“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矣。”看重剧孟有若敌国。一方面他们目无王法，睚眦必报，一个儒生只是在酒店里说了一句郭解的不是，郭解的门客就将他断舌杀死。大约五代混乱，崇尚机辨拳勇的武士，而鄙薄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赵大年险恶霸道，秦风挺身而出，替叶县人民铲除祸害，就是将赵大年一家赶尽杀绝，当时之人也不以为非，而且还称誉为大英雄，以为自己学习的榜样。这样解释似乎也讲得过去。然而秦风杀赵大年一家的动机还有待考证。
　　
　　 （四）
　　 之后，我查看《新旧五代史》。中和四年，对晋王李克用来说，可谓是极其重要的一年。他先是打了个翻身仗，由原来被朝廷讨伐的叛党，转而为辅佐皇室的勤王之师。他率领沙陀晋军，打入长安，逼走黄巢。不仅如此，李克用还节节胜利，将黄巢部队杀得七零八落，最后黄巢只剩下妻子兄弟一千多人，逃到汴河以东。李克用以此被僖宗封为大司空。也就在这一年，李克用父子终于碰到了他们一生的劲敌，那就是汴帅朱温。朱李两人的矛盾发生在中和四年五月，《新五代史》如此记载：
　　 “是月，班师过汴，汴帅迎劳于封禅寺。请武皇休于府第，乃与众官三百人及监军陈景思馆于上源驿。是夜，张乐陈宴席，汴帅自佐飨，出珍币侑功。武皇酒酣，戏诸妓，与汴帅握手，叙破贼事以为乐。汴帅素忌武皇，乃与其将杨彦洪密谋窃发，彦洪于巷陌连车树栅，以拒奔窜之路。时武皇从官皆醉，俄而伏兵窃发，来攻传舍。武皇方大醉，噪声动地，从官十余人捍贼。侍人郭景铢灭烛扶武皇，以茵幕裹之，匿于床下，以水洒面，徐曰：‘汴帅谋害司空！’武皇方张目起，引弓捍贼。有顷，烟火四合，复大雨震电，武皇得从者薛铁山、贺回鹘等数人而去。雨水如注，不辨人物，随电光登尉氏门，缒城而出，得还本营。监军陈景思、大将史敬思并遇害。”
　　 这一次在上源驿遭朱温伏击，可谓凶险非常，李克用能从中逃出性命，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可以推想，在那千钧一发时刻，能够舍生忘死与李克用杀出重围的侍卫亲从，功劳相当于救驾，之后必定得到重赏、举荐。秦风莫非就在这“从官十余人”、“薛铁山、贺回鹘等数人”中间？假如秦风在这些人中间，那么他又为李克用做了什么，而使他得到的赏赐远远高于薛铁山、贺回鹘之上，从一名普通的从官被举荐为唐朝五大夫？
　　 为更详细了解这一发生在晋汴两军之间的事故，我到国子监查阅了许多相关的资料。司马温公的《资治通鉴》有关这件事的记载与《新五代史》差不多，只是多了杨彦洪被射死一事：“杨彦洪谓全忠曰：‘胡人急则乘马，见乘马者即射之！’是夕，彦洪乘马在全忠前，全忠射之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