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袁伟时教授讲历史
　　
　　 自去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以来，近代史专家袁伟时不断谈史，我不断地聆听。他说晚清，说慈禧，说义和团和戊戌变法及君主立宪，说辛亥革命、孙中山，说土地革命，说毛泽东蒋介石......谈到情绪激动时说说文化大革命。听着听着，我反思，我们应该怎样读史。
　　
　　 我以为，可以心情读诗，而不可心情读史。可以浪漫说诗，不可浪漫说史......历史就是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任何在中国这个地界上发生的事情都有着深刻的复杂的背景和原因，中国自己的背景和原因，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该发生的总会发生，如果说凡存在即合理，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凡发生即合理（注，这个理不是道理情理，而是逻辑的必然性）。
　　
　　 我以为，读史，去读，曾经是怎样的，而不是曾经应该怎样......带着某种主义、观点和政治理念或什么的去读，必然会说搞错了，搞糟了：辛亥革命错了，孙中山错了，二次革命错了，护法战争错了，北伐也错了......老先生不屑于提及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因为他认为那是鼓惑，“把革命口号与民粹情绪结合起来，和民族情绪结合起来，有很大迷惑性。”“革命为什么变成革命教，革命崇拜？我想主要是把国家和社会困境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简单化。”他认为，反帝反封建，有人或利益集团把中国社会问题简单化为并不存在日本侵华以外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土地问题，比如他说“中国不存在四大家族”......如此种种而言，我们的一场轰轰烈烈前仆后继的革命就建立在了一个虚妄而滑稽的前提之上了。“慈禧比我们一些人还要开放一点”“袁世凯讲言论自由的”“北洋政府不是卖国政府”“北洋军阀时期的乱是苏联在中国兴风作浪”“乱的原因，从根本上看是革命的后果”......借此，说明我们在以往的历史中错过了君主立宪、民选政府和三权分立大好的历史时机，搞乱了自己。“中国历史走了那么大的弯路......”比如，他说，孙中山就不给慈禧把新政搞下去的机会。
　　
　　 我还以为，读史，要读大局大势，不纠缠细枝末节，勾隐钓沉，吹毛求疵会使人沉沦而不可自拔。中国近代史的大势大局是，推翻帝制，进行民主革命，独立与解放，生存与发展......风起云涌，惊涛裂岸，这样的大潮，不是个别人个别主义个别制度能迷惑和左右的，千百万的人流血牺牲，数亿农民奋起的战争，本身就是亿万国民自己的选择，不是某些政客或专家能理解和解释的......历史却，革命确实发生了，无论你喜欢或不喜欢。实事求是地讲，当时的中国，百姓奋争的是有饭吃有衣穿不受欺压不做亡国奴而已，没有，也不会有什么“民选”的自觉和“三权分立”的渴求，比如现在精英们的那些高尚的常挂在嘴边上的意识和忧虑。
　　
　　 读过希腊神话，记得那个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说的是恶魔普洛克路斯忒斯有一张床，他守在路口，见到行人就把他们抓来放在床上量一量。太长，就用斧子砍去脚，短了就强行用力抻长，以便符合那床的尺寸。被他长量过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一命呜呼。
　　
　　 读史，我们不能用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去丈量历史这个过客。
　　
　　 先生谬也。
　　
　　
　　
　　 备注：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曾任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校长。自称“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如果我们不愿再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百度资料）
　　
　　
　　
　　
　　
　　
　　
　　
　　
　　 2012-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