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爬格子的第一稿划上句号的时候，我如释重负，似乎洗过热水澡，汗落身轻意泰然。我完成了一次人生的洗礼，叙述了一个基层干部所闻所见所历，记录了六十余年的变迁。回望110余万个文字，心中异常坦然，似乎办了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似乎回答了阅历中应当回答的问题。
　　 我原本和所有党政干部一样，在政权运转中尽职尽责。退下来以后，又以党政干部形象活跃在社会生活中，慰藉平生，安度日月。但我似乎有些违反常规，又似乎是生命在呼唤，开始执笔写字。其实，政权运行中的风风雨雨，起起落落，往事历历，冲击着良知，撞击着心灵。我经历了战争年代的动乱，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经历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刻，今天又进入和谐社会的现实；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全过程，又走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社会大变动，体制大变化。变迁的历史，汹涌澎湃。我在诸多变迁中走过来。变迁时间跨度为一个花甲年。书中所述超过六十年，但基本为六十年，也呼之为六十年变迁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感触颇深。这就是使命。使命感萌动了我捉刀弄笔，萌动了我应当记下变迁中的浪花，萌动了让浪花成为缩影的使命。
　　 变迁过程就有修正、批判、破立。我生活经历中就有正确与谬误、忠诚与奸佞、真善美与假丑恶等等之分。“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曾有一部丛书《历史在这里沉思》。沉思的客体在阶级斗争为纲。我生活亲历中，或者生活的时段中，有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高举大跃进等“三面红旗”、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年自然灾害”、“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基本路线教育等等往事，驱使我以文字形式再现当时的所见所闻，给历史以底层的真实。
　　 沉思很厚重，范围很宽。我对经历的往事，几乎都有沉思的过程。历史需要沉思，需要明白真实。例如，中华民族有尚武精神，有前武圣关羽关云长，后武圣岳飞岳鹏举，永远是军人的偶像。国共两党的将星如云，群星灿烂，诸如张治中、吉鸿昌、杨靖宇等等永远是民族的骄傲，永远是军人的旗帜，永远是青年崇拜的偶像。我们祖国需要什么形象？记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大力推行郭兴福教学法。我曾在安徽省山区军事演习中，看过郭兴福小分队的“表演”。人们为之高呼，称其为富国强兵的典型。战士们苦练杀敌本领，以郭兴福为样板，“大比武”成为部队建设的力量……沉思需要我提笔记录往事。
　　 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舞台，很大的承载体，有很强的沉思空间。各种形态的人物以不同形象自觉不自觉地走上舞台，登上载体，顽强地表述自己，介绍自己，歌唱自己，以形形色色的形象留给社会，留给历史。我迂到的好人太多了，迂到的落后层，政治上的“混混”、“野心家”、官场的腐败、钻营等也不少。这些现象构成了生活的现实。其中自然有喜怒哀乐，自然有阴晴园缺。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写出来，那怕是隐隐晦晦地写出来，是一种心愿，是人生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歌颂那些正直磊落的人，歌颂那些讲奉献讲进取的人，歌颂那些奋发努力有作为的人，鞭鞑那些政客、野心家、唯利是图的人，似乎也是一种力量，鼓励我把他们“留”在人间，“留”给明天。
　　 我个人的生活经历也驱使我提笔写字。上世纪四、五、六十年代是怎样的社会形态？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像那个年代的真实。当电视台播放当年粮票、布票等等票据时，他们感到奇怪。当读到陈永贵当副总理还要用大寨分给他的口粮换成全国粮票在北京吃饭的文章时，他们怀疑历史在开玩笑。这些都是真实的。其实，要用历史的真实告诉人们生活的真实也是一种使命。和同令人比较，我的生活阅历简直就是一部书。在中国土地上，曾有几个人在“江东六十四屯”大地上访问？有几个人盛夏时刻乘大木爬犁行驶在山林之中？有多少人在“文革”中三次被打倒？有多少人当“官”而不按官场规律运行？生活是一种力量，喷薄欲出地要我再现于人间，再现于社会，再现于历史。大半是一种责任感，大半是人格地驱动，我竟然拿起笔，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在人生的波涛中，在人生的海洋中驰骋了。
　　 写起来，遇到许多新问题。首先是真实性。《情伴人生》是传记体文学格式，有严谨地要求。我翻开几十本日记和工作笔记，查证了手头几百本工具书，为书中每件事，每个阶段形势，甚至每个文件、讲话，落实“出处”、“依据”。有几次，为了衔接一件事的政策源头，从晨两点半查阅、对证到七点钟。时间不能有丝毫差异，事情的真实不能有丝毫差异，展开的历史画面和风土人情不能有丝毫差异。让我庆幸的是日记事实和资料的背景没有一处不吻合，没有一点“人工”痕迹。就是讲，《情伴人生》中所有事情的时间、地点、人物都是真实的、准确的，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
　　 《情伴人生》中有辽宁、安徽、上海、南京等地场景，更有黑龙江沿岸的历史和山山水水地叙述，有对北方少数民族地认识，有对边境斗争地介绍等等，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和学习地再现，对祖国无限热爱地深化。
　　 我是芸芸众生范畴的市井俗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叱咤风云，没有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原来计划《情伴人生》只写到35万字。但六十年变迁中的人人事事，事事人人太多，太波澜壮阔，太风起云涌，35万字的容量何以规范百万字的工程！我只好信天游，直到脱稿告一段落。
　　 书中有些认识可能不合“时宜”，但实话实说。例如，民族的偶像、青少年学习的英雄形象。就在本书脱稿以后，2006年的一月份，我和黑龙江省旅游局长宁士敏博士探讨此类课题。他和大多数人一样，支持我的观点，支持书中所叙，支持我表述的思想。但我依然准备接受这方面的挑战。
　　 《情伴人生》是我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对人生经历的叙述，对六十年变迁的直白。由于阅历的局限性、知识范围的局限性、政治积累的局限性，文学艺术修养的局限性，难免出现这样那样地误差，切请志趣相同者相告、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