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坐落在故乡城南群山深处的小山村，清澈的小溪穿村而过，一座座蓝砖黑瓦的木屋，依山而建，散落在狭长的山坳间，被青山绿水环保其中。
　　 因为有一口深不可测的山塘，镶嵌在峰峦叠嶂的群山之巅，从而得名为天作塘。这个始建于明末清初、最鼎盛时有上百口人的山村，终究没有挡住城市化风潮的冲击，先是青壮年，继而是中老年，他们耐不住山风的清淡，清溪的缠绵，纷纷举家外迁，挤入城市谋求生活，希望能高高荡起人生的风帆。
　　 只有十年左右的时间，走了一茬又一茬，迁了一家又家，曾经鸡鸭成牛羊跑，袅袅炊烟人欢笑的热闹景象，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成片成片的梯田被蒹葭和野草吞没殆尽，只空余下这里终年不断的清溪水，深不见底的天作塘。
　　 不久前，我见到了曾是该村农技员的黄兆冰老人，他现在是这个村子里唯一的居民，守护着这个古老而繁盛，远近闻名的小山村。
　　 中秋时节，我有幸能与黄老一起来到天作塘村，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老人家不无感慨地述说了它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讲述着它曾经的富庶和繁荣。从它由盛变衰的轨迹历程，我发现与目前全国成千上万正在消失或已经消亡的村落有着共同的命运。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这一天晚上，挂在天作塘东峰崟主峰的月亮分外澄明，她淡淡的清辉，犹如从崇山峻岭中飘来的数不清的银线，把这个寂静而又荒凉的山村照耀得如同白昼一样通明。层层叠叠的山峰，在月夜里巍然耸立，一朵蓬松松的云彩，在峰峦间浮动，它好似要借着月色做一次漫无边际的旅行。
　　 远离城市的山村一直沿用着传统的煤油灯，豆蔻大小的火苗在微风中轻轻的摇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不清黄老沉默的表情，他只顾一杯接一杯地劝茶，并一根接一根抽着自制的卷烟。他跟我说，还在五年前，这村子里还有六七户人家，在过了两三年就剩下六七个老人；前年有被城里的儿女接走了两个，剩下的三四个因为年老多病，都在这两年相继离世，如今只剩下我这个老顽固一个人。我并非不想当神仙，因为我现在是人，既然是人就要靠劳动维持生命。我可以断言，在城市里绝非神仙洞，更不是聚宝盆。既然在哪里都一样生活，一样的劳动，又何必漫无目的去追逐灯红酒绿？混在打堆的人群中，揣着土气装文明？所以，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死是山里的鬼，生就是山里的人。
　　 昏暗的油灯下，我发现他的心情很凝重，我只是静静的聆听，不时地点点头，表示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其实我和他一样心情很沉重，因为这是一个老人发自内心的哭述，更是一个世居老人，真情地表达着他对于座曾经美丽富庶山村的依恋。
　　 待结束我俩的谈话，月亮已经斜向了西边的崇山峻岭，这里夜色也显得特别的深沉。我推门迈步走到村口的石牌边，夜雾携带着山里所特有的凉气，使我不由地打了几个寒噤。深沉的夜色，寂静的古村，除了黄老身边这条相依为命的大黑狗，再也听不到孩童的啼哭，雄鸡的啼鸣。而充斥在耳廓的，只有那山前屋后凄厉的虫鸣声。
　　 晨曦初上，我依惯蹑手蹑脚的起床，生怕太早而将黄老惊醒。说实话的，我自从走上社会之后，再也没有跟人家搭过床，床尽管很干净，也很宽敞，但总是感觉很别扭。此时，黄老家的“大黑”突然吠了两声。黄老也起来打开了房门，探出头，向院子里张望，看看有什么异常。并问我昨晚可曾睡好，我当然地连声谢谢，并连续说着“睡好了，睡好了。”
　　 他家里的两只母鸡趁他开门间隙，也窜出了屋子，跑到院子中央“咯咯”的叫起来。天作塘村一天的生活开始了。
　　 如今村里除了黄兆冰之外，一条狗和两只鸡，就是这个村庄里仅剩下的活物了。
　　 南坑村是江西省赣南县辖的一个自然村，从县城往北沿着山路行29公里，就到了这里。
　　 不熟悉路的司机，只要沿着城东一条新铺的水泥路，翻过两座高山，再不行5公里山间小道，就可以找到天作塘村了。
　　 天色渐渐转亮，我俩洗刷完毕，黄老匆匆地收拾着灶台，从陶缸里拿出来4个鸡蛋，煮了满满的两大碗粉皮丝，就着他亲自腌制的咸菜，我竟然吃个精光。饭毕，他扛起锄头穿过门前的小溪，来到村前一处坡地。
　　 “这些该杀的，又来祸害了。”他骂的是山林里繁盛的野猪，它们赶在黎明前，从山林下到田地，糟蹋了黄老刚种下的罗卜和大蒜苗。
　　 我在心里暗暗的想，如今的天作塘，人和野猪家族相比，完全成了野猪的天下，人要在这里生存，越来越不占有优势。
　　 “二十年前，情形完全相反，那时寻三天也发现不了野猪踪影。”黄老指着那条被野猪踏出来的一条黄泥小道说。我抬头环视了这周边的地势，三四十栋土屋依山而建，午后的半山腰一下全部是青翠而粗壮的苗竹，苗竹林以上就是碗口和脸盆大小的密密麻麻的油松；在村的两头是终年不断流的一条水清见底的小溪，小溪源头便是獠礁林立，危崖四耸，遮天摩云的聚云峰，那里终年山岚氤氲，迷雾沉沉，生长各种珍稀草药和稀有树种；村前小溪的对面还有一条上个世纪70年代留下的机耕道，是农业学大寨时的“八字头上一口塘，新村盖在山脚旁；中间一条机耕道，植树造林满山岗。”样板村的一个缩影。
　　 天作塘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靠木材销售成为该县比较富裕的村子之一。但随着山上的树越砍越少，国家开始封山育林，“靠山吃山”的天作塘和其他村子一样，从此财路断了。而在这个人均耕地本身就奇缺的山村里，从本世纪初又从了县里退耕还林的重点村，一家家张着嘴吃饭的人，眼巴巴地看着这人均不到三分地冷水坑，迫使年轻力壮的村民开始纷纷走出大山，南下北上，靠打工谋生。
　　 从本世纪初年开始，迄今快十年的时间，村民举家外迁的人数在逐年增加，留在村里的人越来越少，到去年春天为止，如今只剩下黄兆冰先生一个人。
　　 天作塘村里有到2010年底，当时剩下的两户人家，只有四口人，即黄兆冰夫妇和村东的黄兆森夫妇。当年，黄兆森夫妇搬到了安岩县城，再没回来。次年，黄兆冰的妻子孙晓琳也被小儿子接到县城，照顾在县城上学的孙女。最后剩下的就是黄老孤零零的一个人。
　　 黄兆冰已记不得哪一年搬走了第一户村民，但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和2006年，村里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外出打工潮，从而引发了这些年的搬家潮。
　　 “我还清楚地记得，村里先是年轻人出去，后来四五十岁的人也跟着出去了，再后来，一些老人和孩子被接走。第一户村民离开时，我们还给我家远房的堂哥买了一挂鞭炮燃放送行，预祝他生活步步高升呢。但他很快发现了问题的严重，这年年底，搬家的村民越来越多，村里走掉人家超过总户数的一半还多。”黄老似在感慨和无奈地述说着。
　　 搬走的村民，大部分远走山西、甘肃、广东、浙江等地，男人多做架子工或泥工，女人则进了工厂。再后来，村里有人在外地城市里带头做起铝合金安装生意，并带出去了很多的年轻男女，从了某城、某地、某工地上不可或缺的建筑工人。
　　 一些外出青壮年挣到钱后在县城买了房子，将父母和子女接去居住，老家的房子也就慢慢遗弃了。
　　 2005年，第二波村民打工潮来临时，黄兆冰的小儿子黄晓林也离开了家，跟随堂哥到甘肃某市做起了铝合金安装生意。小儿子的云南籍媳妇在家守了半年，终忍不住山村的清贫，随夫而去。次年，未成家的大儿子黄金水偷偷远赴东莞打工。
　　 熟悉村情的黄兆冰说，天作塘周围的大山里有11个自然村，共计五六百口人，而现在你就走遍着山山迳迳也找不到上百人，而且留在村里的都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他们肩不能挑，背不能扛，却仍然还要一天天的以山为伴，以水为邻，成了这崇山峻岭中为数不多，完全靠自己栽稻种菜维生的人。
　　 就在我到黄老家的第二天中午，他在田间补种被野猪捣毁的庄稼，见他累得满头是汗，看似连腰都直不起来，我便过去同他一起干起来。当他回忆这些年发生的重大事变时，仍然保持着一脸的平静。
　　 午饭过后，忙完农活，黄老便带我到别的村去走走。
　　 虽是秋季枯水期，汩汩的溪水仍流淌不止。刚刚飘过一场小雨，我俩沿着一条蜿蜒崎岖的山道一直上行，从天作塘聚云峰的峰顶鸟瞰山下，千沟万壑逶迤不尽，万顷苍翠、叠叠层层，偶尔可见一栋栋散乱的干打垒结构的房屋，氤氲在淡淡山岚之中。来到山下，我俩走进一个叫长坑的村子，共有六七户人家，但全部大门紧锁，一些经不起风吹雨淋的早已坍塌。还有那房前屋后的，原来非常壮观的梯田都已经蒹葭丛生，荒草过人。
　　 “这是我表格家的，这是长坑村村支书的，这是我大舅子的……”黄兆冰62年的全部记忆，都依托于这个行将消失的村庄，即使对于已经搬走二十多年的人，他仍能详细地说出他的模样和脾性。
　　 我们返回天作塘时，正好路过村尽头的黄家祠堂。和那些破败失去颜色的老宅相比，这个被刻意修缮的房子鲜亮得多。不过因为长久无人进出，祖先的牌位已被蜘蛛网占领，且罩上了厚厚的泥尘。
　　 在这里，黄老说起了村庄的历史：清朝末年，兵荒马乱，一户黄姓人家从河南开封为躲避战乱来到这里，看到此处山高林茂，山岚氤氲，便安顿了下来。从此这里开荒种地，生儿育女，过着安静祥和，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到了黄兆冰这一代已经是第十三代。村里出过最大的官就是村支书。
　　 村史没有成书，口口相传了上百年。对于黄兆冰来说，那村东半山腰的天作塘，跟村里的祠堂、池塘、小溪和晒谷场等都能勾起他一段挥之不去，抹之不了的回忆。
　　 黄兆冰说到了村里曾盛行舞黄龙。每年五月的请神祈福和过年喜庆，总是少不了热热闹闹的舞龙。那时候，村里的这支舞龙队是清一色的小青年，他们个个生龙活虎，功夫精湛到能在一仗多高的台面上比武，那几个司鼓和吹唢呐的中年男子，就是闭着眼睛也能跟上舞龙队伍的脚步。这支队伍在黄氏家族流传了好几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多数村民有武功在身，使得黄氏家族不畏惧土匪盗贼，也很少受到外人的欺负，甚至在土改和81年的集体分田和分山林时，黄家人都有相当的话语权。“而如今这些功夫都被风吹走，留在人们心中的只有那美好的记忆。”说到失传的舞龙功夫，黄老在伤感中存有深深的依恋。
　　 在天作塘依然很封闭，在这里因为没有电，所以就听不到广播，也看不上电视，你即便是有手机，也要靠蓄电池来做电源，一次充足电就要用上一个星期；同时还要步行三四里，到对面山坳的路口上才能接听和拨出电话。
　　 没有他人的村落，常常寂静得让黄兆冰心里发慌。每到此时，他就会打开陪伴他十几年的那台能用短波的收音机，调到有杂音的电台让里面的人大声说话。或者，吃过晚饭，操起那把乌黑的胡琴，坐在门口拉上一曲，让缠绵的琴音，打破这夜晚的寂静，让那些过往的时光重新回到他的世界。
　　 每十天半个月，他还有一个期待，就是等待在外工作的两个儿子打电话回家。
　　 前几天，小儿子黄晓林要从甘肃打回电话。因山里手机信号不好，只好到对面的山坳去，由他先拨通儿子的手机，然后再由儿子重新拨了过来。儿子本是来问候父亲的，可话没说两句，两人就吵翻了。
　　 “这个逆子，还威胁我（他）再不回来。”父子俩围绕父亲是否应该去县城和母亲团聚的事争执不下。
　　 黄兆冰拒绝到城里住的理由有：后山的那两百多颗脐橙要看管，成熟了就要采摘，再说在城里花销很大，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人群和汽车，他没法适应，只要在山里采习惯。
　　 被惹恼的小儿子黄晓林最后抛下一句话，如果不到县城去住，就让他老人家一个人待在家里过年，他们是不会回去的。
　　 黄兆冰跟我说，那天，他觉得权威受到了挑战，对着电话用当地方言大声呵斥儿子，却发现电话已经挂断。这晚，他赌气连晚饭都没做，一个人闷闷地坐在门口发呆。
　　 “想想，我脾气也大了，孩子本来好意打电话，被我骂走了。事后，他有些后悔。”他笑呵呵地跟我说。
　　 针对这次矛盾，黄晓林认为父亲太固执，有好的生活不懂得享受，让长辈们戳小辈的脊梁骨，他觉得父亲有点儿不识情理。
　　 黄晓林承认他和妻儿确实不想再回到老宅生活，因为那里要什么没什么。永远都出不了头。
　　 黄兆冰心里也明白，让儿子们回到农村并不现实。他们这一代已经不再靠这里的土地刨食过生活，对土地早失去了眷恋。
　　 黄兆冰清楚地记得，村民搬走后，起初逢年过节，还有一些村民会回到村里在老宅门口贴上一幅对联，放一挂鞭炮。再后来，连这样象征人丁兴旺的事也没有人去做了。
　　 “以前过年还能热闹一阵的小村庄，现在一年四季都冷清。天作塘村就像他，一日比一日衰老，走向应有的归宿。再过几十年，也许这个村子将荡然无存，唯有这无边无际的大山做最后的证明……”黄兆冰说到这里喉头有些哽咽，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闷烟。
　　 黄老还告诉我，村子里的人走光后，土地便闲置起来，接手这些土地的只有他这个老人，原来能种上水稻和旱地作物土地多数已经撂荒，就是这门前午后的菜园也将面临荒芜的命运。
　　 今年雨水充沛，但近两亩的稻田，秋收时只收到800斤稻谷。野猪的肆虐让他的丰收在望的粮食一次次不保，黄澄澄的稻田却成了野猪家族欢乐的天堂。虽然年轻时舞龙会几招拳脚，但势单力薄的我，又耐其何？只能在三更半夜燃放几个大大的鞭炮，用“炮声”将它们从稻田赶走。
　　 黄兆冰承认天作塘村正在消失。他看到那一座座失去了主人眷顾的房子正在摇摇欲坠，似乎只有等它们坍塌的那一刻。
　　 他又说，尽管如此，村里一年中还是会迎来一两次难得的热闹。那就是外出的人离世后，要落叶归根，他们的骨灰还是要回归故里，聆听大山里绵延不绝的回音。
　　 就在前年一个寒冷的冬日，黄兆冰离家五年多年的嫂子杜小英，被丈夫和孩子用一辆面包车从县城运到枫树坳，然后被他搀扶着步行几里山路回到了老家。
　　 大哥告诉他，嫂子被南昌的大医院确诊为胃癌晚期，已时日不多。为满足她的心愿，将她送回老家。
　　 一个月后，嫂子在已经倒塌半边房屋的老宅中断气。“这是多么令人无奈的魂归故里啊。”黄兆冰眼含热泪地述说着。
　　 黄兆冰继续说，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家里才会通知远在外地的家族、亲戚，只有这时才是一次难得的家族聚会，年轻人会回到老宅住上几晚，忙完丧事后，又匆匆忙忙的各奔东西。我总觉得，这样的聚会愈少愈好，尽管是自然现象，但每一次这样聚会，我都会感到比死了人更悲凉。
　　 “只剩下一个空房，怪瘆人的，住着害怕。”已经搬到城里居住了七八年的黄文轩，在铝合金安装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后，和很多天作塘同龄人一样，一年难得有一次回家。对他来说，老宅只是名义上的出生地而已。
　　 每天入夜以后，到了睡觉时间。黄兆冰老人脱衣上床后，“小黑”总是安静地趴在床边，寸步不离主人。
　　 他说：“你别看它是狗，也怕夜晚，总喜欢挨人。当然，我也需要它来壮胆。”
　　 第二天下午，我辞别了黄兆冰老人，离开了天作塘。当我走出大山之后，日落已沉没西山，整个山城已经暮色苍茫。不久，在哪一幢幢高楼里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光。我想，在这灯红酒绿的山城深处，又有多少人还会记得那些被人人们遗弃的小山村里的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