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弟是二伯家的儿子，在我们这个家族的兄弟中排行老五。堂弟小我一岁，今年四十有三了，至今还是光棍一个。
　　 堂弟初中毕业之后，跟着村里人去内蒙的包头干建筑活，那时候才十七八岁。碰见一个云游天下的道人，一袭粗布的黑衣打扮，挽着一个高高的发髻。在大街上看见堂弟，就一把抓住，摔了一下佛坠说：这个孩子，你随我出家吧。村里干活的人一块在大街上走着，惊得都目瞪口呆。那个仙骨飘飘的老道人，看着错愕的同路人解说说：这个孩子是和尚道人的命，一辈子是成不了家，出家修道是最好的了。这个生活的插曲，谁也把它没有放在心里。事过二十多年以后，我们同龄人开始着手给下一代孩子谈婚论嫁的时候，才发现这么多年以来，堂弟一直是孑然一身，打着光棍。也许是没有结婚的缘故，他看上去一直不显老，瘦瘦的高挑个子，白净的脸颊没有丝毫胡子拉碴的迹象。当年和堂弟一块在内蒙干建筑的人们，在村子里一家孩子娶媳妇的喜宴上，说起了堂弟在内蒙的那次遭遇。当时在酒桌上喝得七晕八素的，大家都唏嘘不止，觉得算命看相真的神奇的不可思议。但是我却不这样认为，人生总有他的机缘巧合，看似偶然的事情，实际上都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我爷爷他们兄弟三人，大爷和三爷是一个祖父，和我爷爷只是没出五服的兄弟。解放以后，大爷家田地多，被定成了地主成份，而我家田地少，也讨了个中农。大爷解放前是当家的掌柜，理所当然的戴上了地主的帽子，文化革命开始后，批斗游街，上老虎凳，坐土飞机，也是受尽了折磨。
　　 其实二伯在解放前后倒是没有受多少坎坷，上学的时候家业兴旺，出门读书，都是牲口拉着桥车接送。按理说二伯在解放初期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应该大有作为的，但二伯自己的命运是二伯自己改写的。
　　 二伯学校毕业以后，被分配到我们县一个部属国家企业的子校当教师，就按照这个路子走下来，在五六十年代二伯的前途也是不可限量的，因为在那个年代，有知识，有文化的真的是很稀缺的人才。但是二伯在60年饥荒成灾的时候，却亲手毁掉了自己光明的前途。当时挨冻受饿是天天的事情，平民老百姓当时据说对国家的政策也颇有微词，放到现在最多也就是涉及到言论自由的范畴，可是放在当年以阶级斗争为主，上纲上线年代，一旦涉身其中，就很难全身而退，二伯就属于这个情况。别人对当时国家政策的不满，大都体现在老百姓吃不饱肚子上，也都是私下议论而已。谁知二伯一根筋，晚上写了个大字报，贴在了厂门上，第二天八点一上班，二伯就被厂保卫科带走了，轻而易举的给定了个现行反革命的罪责，被发配到南泥湾劳动改造。父亲后来告诉我说，我们全村子抽烟卷，是二伯从南泥湾引进回来的技术，那个年代都拿烟锅抽旱烟，用纸条卷烟是二伯的技术。
　　 “四人帮”倒台以后，邓小平、胡耀邦等上台，给全国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地主富农的成分也相继被取消，然而二伯的案子却没有翻得成。写材料上访，查阅当年的案卷，二伯的案子不是文革中间的，按照当时的定案，判他现行“反革命”也是没有错的，事情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二伯去南泥湾劳改以前，是已经成家了的。根据父亲的说法，二伯和二婶当时的闹腾属于感情不和，二伯就从来没有和二婶同过房。二伯受法以后，同意离婚，让二婶走人，也没有孩子的拖累，二婶就这样离开了。
　　 在我们老家流传这样一句话：父愁子妻，子愁父亡。二伯从南泥湾回来以后，娶妻成家，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大爷是一个爱面子的人，当然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二伯打光棍。就在我们一个大队，就给二伯找了个小二伯十五岁左右的黄花大闺女，她就是我现在的二婶，堂弟的妈妈。对于二婶嫁给二伯这件事情，村子里正说纷纭，都认为二婶家图了大爷的钱财，但这都是无关紧要的，对于大爷来说，为了给儿子弄个婆娘，花掉积攒的金银财宝也在所不惜，也给整个家庭挣回了面子，毕竟二伯是个二婚。
　　 从我记事开始起，二婶就是个骂断街的主。在我们这个二百多口人的小村庄，没有二婶没有骂过的人，二婶骂人的理由也是千奇百怪。用母亲的话说，是啄木鸟的嘴，肉烂嘴不烂，堂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间长大成人的。在我看来，堂弟的婚事与二婶的做人处事很有关系。
　　 八九十年代中国农村，才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包产到户了，虽然说提倡婚姻自由，但是真正的自由恋爱，自己谈婚论嫁的事情，在农村是少之又少。一般都是媒人说，下聘礼，订婚。就别说堂弟的媳妇，他的胞兄比我大一岁，在我们家族排行老三，在我结婚两年以后。我们村子一个媒婆，以给堂弟的妹妹说媒为代价，才给堂弟的胞兄说了个媳妇。这就是八十年代影视剧所反映出来换亲的社会现实，在当时绝非空穴来风。
　　 堂弟干活很是泼诚，泥水里舍得吃力，唯一的缺点就是口碎爱叨叨，说话不带标点符号，堂弟人品却很正直。我记得那是一个仲夏的晚上，村子里灯火通明，来了一个收大蒜的客商，挨家挨户收，一称一称的过。轮到二伯家的时候，大蒜里头注满了水，当时客商就反悔不要了。这样的事情老百姓心知肚明，也知道二伯就是那么个人。二伯却不认账，给人家客商求爷爷告奶奶，说是堂弟没看见把水洒在大蒜上面了，二伯当时是想给自己找一个下台的阶，没想到堂弟生气了：我叫你不要往蒜里倒水，你不听，人家不收了还怪我，堂弟当时也就是个十几岁的大孩子，把二伯弄了个大红脸，满村子人哈哈大笑，堂弟的个人品性由此可见一斑。
　　 90年代初期，农村包产到户已经让老百姓尝到了甜头。当时提倡万元户，二伯二婶过日子很仔细，当时已经给堂弟的哥哥娶了媳妇。当时应该是钱有，粮有。家道应该也很殷实的。我当时，有个同学的妈妈，说村子里有个女孩，家里想给招个上门女婿，要个能干活的。我当时回家和母亲谈起这个事情，母亲和二婶旁敲侧击的议论了一下，二婶说虽然两个儿子，却没有多余给人上门的，母亲讨了个没趣。回家就很不高兴，对我说以后这样的事情尽量少管。
　　 二婶骂人的声名在外，一般人看见她都是唯恐躲避不及。人都是无利不起早的，偶尔有人上门给堂弟说个媳妇，二婶不是嫌弃彩礼大，就是对媒人一毛不拔，二婶总觉得自家的光景那么好，别人应该把闺女送上门的。加上堂弟四处干民工，见了女人居然会脸红。虽然话多，说的都是盐店门上的咸（闲）话。婚姻就这样一拖再拖，开始是不给人当上门女婿，后来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不要，慢慢的吗，堂弟也进入了大龄的行列。
　　 堂弟比我小一岁，我儿子都22岁了，而堂弟还是光棍一条，这样的话说起来，让人觉得心酸和悲催，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命吧。
　　 中间堂弟有过一次婚姻，我由于长年在外，回家都是听父母亲说的。据说是人贩子搞来的，结婚第三天，那个女的就跑掉了，期间的是非曲直，外人也不得而知。
　　 我在一家乡镇工作的时候，拖当地的一个很有名的媒婆给堂弟说媳妇，面都见了。没等事情定下来，二伯居然亲自跑到女方家去打听，看说的牢靠不牢靠，弄的媒人和我当时都很尴尬，事情也就那样不了了之，我以后就再也没有参与过给堂弟说媒的事情。
　　 逢年过节回到老家，偶尔也能看见堂弟的身影，让我影像最为深刻的是前年春节，我在门外的场地上劈材，堂弟晃晃悠悠的走过来，畏畏缩缩的和我打了个招呼，拿出一根香烟。可我是不抽烟的。堂弟告诉我，他跟着他哥哥在四川干轮胎的营生，他哥哥生意很好，一年要挣几十万元，今年给了他三万元，说着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沓100元的大钞，在空中使劲的甩了甩。，咬着的烟屁股被口水打湿了，掉落在地上。
　　 我没有再说话，继续劈柴，一丝冷风吹来，让我忍俊不禁打了个寒颤。我抬头看见了灰蒙蒙的天空，有零碎的雪花飘落。
　　 大年初一，少年的玩伴来家里喝酒，酒足饭饱之后打麻将。又在麻将桌上开起了堂弟的玩笑，问没有女人怎样过日子？
　　 有人就讲领堂弟去玩小姐的经历，说堂弟见了小姐腿就打摆子，不知道弄事。大家就“哈哈哈”大笑，问堂弟有那个功能没有。
　　 堂弟揭了一张牌使劲往桌子上一甩：夹二条，自摸，炸了。
　　 “哈哈哈……”
　　 堂弟说他的功能很好，就是看见女人腿会发软……
　　 见面大家总是这么开心，生活总是这么精彩，也是这么无奈。
　　 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人物言语，在我的脑海中总是那么的鲜活，那么的让我难以割舍，加上堂弟的故事，成了我挥之不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