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一个早晨，刚到报社坐下，日报主编老罗便打电话把我叫了过去，让我到临江村去采访那里的刘村长。他并且对我说：“咱们报纸已经在第二版留出四千字左右的版面，这篇人物通讯下周一必须见报，这是刚性任务！”
　　 领导交给的任务，自然不敢怠慢，看看时间还来得及，我一边给家里打电话告诉一声，一边朝长途汽车站走去。准备乘车赶往临江村。
　　 临江村是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渔村，村子的北面紧挨着黑龙江，男人们大多数都靠下江捕鱼为生。来临江村以前，老罗曾对我介绍说，这几年临江村搞得相当不错，村民的收入比前几年翻了好几翻，百姓安居乐业，社会治安良好，很值得一写。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像我们这样的一家地市级的报纸，别管“错”，还是不“错”，只要肯花钱，保证能在报纸上留下其人的大名和高大形象。像这种通讯不是通讯，报告文学不是报告文学的文章，经常见诸于我们这家地市级的报端——别人花钱，你替其歌功颂德。因此，有人给这种类似的文章起了一个很贴切的名字，称其为“婊子文学”。
　　 长途汽车驶到临江村，村长老刘已经派人在汽车站接我了，直接领我到了饭店。我们刚坐下，一个年近五十岁的中年汉子便领着几个人大步流星地走进来。离着老远就把手伸过来：“欢迎，欢迎啊！能把你这样一名大记者请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来采访，真使我们这个小村子蓬荜生辉呀！”
　　 听他说话的口气，还有那股热情，知道这个人肯定是刘村长了。只是我所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渔村的村长还能说出“蓬荜生辉”这样的词来，简直太有点出人意料之外了。想是这样想，我还是赶紧站起来，迎上前去和他握了握手。他拍拍我的肩膀，拉我坐下，然后自己也坐到了我的旁边说：“周大记者这次到我们乡下，能不能多住两天呀？”
　　 我歉意地朝他笑了笑说：“恐怕不行，家里还有事等着去做呢。今天晚上，我连夜把稿写完，明早请您过目。要是没有什么问题，我明天下午就得乘车赶回市里。”
　　 刘村长说：“既然周记者家里事多，我也就不勉为其难了。等以后什么时候有时间，一定要再到我们这来好好玩一玩。到时候，我带你下江去看看。”
　　 我连忙点头说：“一定，一定。”
　　 “好，一言九鼎，来年夏天你一定要来呀！服务员，上菜！”刘村长哈哈大笑着说。他说话的嗓门特别大，透露出一些“村官”们所特有的那股大气和霸道。
　　 吃完饭，天已经快黑了，刘村长让人把我领到一家紧靠着江边的小旅馆住下了。
　　 这家旅馆是一栋平房，透过北面的玻璃窗，可以看见浪花翻滚的黑龙江。我点着一支烟，伫立在玻璃窗前，朝外面望去：毕竟已是深秋了，西北风在窗外凄厉呼啸着，蛮横地搅动滚滚的黑龙江水，翻滚着一个接着一个的白头浪花。
　　 这家小店的主人姓路，我喊他路老板。听老路说，春夏秋三季到他这家小旅店里住宿的，几乎全是到江边倒腾鱼的鱼贩子。到了深秋，渔民扣网了，渔船也拖上了岸，那些鱼贩子们自然也不来住宿了，整个店里只住着我一个旅客，显得十分冷清。
　　 看了一会儿江水，我回到床边躺下，接着昏暗灯光看着村里给我提供的刘村长的典型材料，不时摸起身边的笔，在上面划上几道，挑选一些有用的东西，准备摘抄下来，好用到我的稿子里去。
　　 我正在看稿，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凄厉而沙哑的叫喊声，伴随着阵阵秋风隐约传进屋里，显得特别凄惨而悲凉。这黑天瞎火的，谁在外面叫喊什么呢？我好奇地推开北窗探头朝外看：外面一团漆黑，什么也没看见，喊叫声倒是听得很清楚了。
　　 “张三你回来呀！张三，你回来吧！”
　　 喊魂！是什么人，在这个深秋的晚上在给谁喊魂呢？我正觉得奇怪，这时候旅店老板老路进来给我送开水来了。我急忙问他。
　　 “喔，是村子里一个叫彩云的疯女人，在给张三喊魂呢。”老路一边往暖瓶里灌着开水，一边对我说。
　　 张三是干什么的，又是那个叫彩云的女人的什么人，为什么给他喊魂呢？一连串的疑问顿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凭借职业的敏感，我感觉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忙递给灌完开水的路老板一只烟，请他讲给我听听。
　　 旅店里没有别的客人，老路也没有什么事，他在床边坐下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二十多年前，我们这儿还称不上村子，只是索吉渔业队的一个网滩，管事的是个姓刘的滩长。那年，刘滩长已经年近三十了，娶了一个十九岁姑娘当老婆。不用说，那个姑娘就是彩云。
　　 彩云不仅年轻，人也长得特别水灵，再加上为人热情，那些年轻的渔民们每天下江回来，都爱到她家去坐一会儿，借个针头线脑，顶个扣子，缝个被，或者借洗衣板……而去她家次数最多最勤的，是一个叫张祥根的上海知青。
　　 张祥根，在家里几个兄弟中行三，当时没人叫他大号，都戏谑地叫他张三，或者上海小“刚都”。你可能也知道，咱们这儿原来管狼叫“张三”；而上海人管傻子叫“刚都”，网滩的人都说他确实有点“刚”，都有点看不起他。
　　 那时村子小，没有几户人家，那些没处可去的小青年们经常往刘滩长家跑。刘滩长怕彩云被那些年轻人给拐跑了，来男人便使脸色给他们看。那些年轻人渐渐都觉察到了，去彩云家的人也逐渐少了。彩云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的议论，也劝张三往后少上她家来。可是那个张三却根本听不进去，该怎么去，还是怎么去。
　　 有一天，彩云和张三两个人正在屋里说话，刘滩长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地从外面走了进来，怒气冲冲地上去，抬手给了彩云一巴掌。彩云的脸上顿时留下五道红指印，打得她当时捂着脸哭起来。张三确实有点“刚都”劲儿，人家两口子打架，有他什么事呀！可他却想仗义执言，上前责问刘滩长：“平白无辜的，你凭什么进来就打人呀！”
　　 刘滩长平时在网滩上霸道惯了，看见这个不识趣的小子竟敢质问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我打老婆，碍着你个屁事，滚一边去！”
　　 随后，他又骂了一句：“妈的，敢勾引我老婆，我整死你！”
　　 张三再“刚”，也能听出滩长话的意思，立刻脸红脖子粗地问：“谁勾引你老婆了？你给我说明白点！”
　　 张滩长冷笑着说：“我就打了这个不知好歹，吃里爬外的娘们儿怎么了？别说她呀，你那小样的，我也一样……”
　　 刘滩长的话还没说完，张三已经扑上去了。可张三哪里是膀大腰圆的滩长的对手，没支巴几下，就被滩长拎着脖领子扔到了外面。
　　 过了大麻哈鱼期，天冷了，在江里漂流了半年多的渔船也都归港了，停泊在江边。骚动了一个夏天的小渔村，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这一天，刘滩长家里传出来一阵哭叫声，接着看见彩云披头散发地从家里冲出来，一直朝着江边跑去。滩长跟随在她的身后，骂骂咧咧地说：“去死吧，去死吧！大江也没有盖，没上锁的，你去跳呀！”
　　 小渔村实在太平静了，平静得似一潭死水，见不到一点波澜。刘滩长家的打闹，无疑是往这潭死水里扔了一块石头，顿时激起了一层层喜剧的涟漪。村里的人听到动静，几乎都出来了，跟在后面看热闹。
　　 “妈的，还想着那个上海‘刚都’呢！”刘滩长跟在彩云的身后仍叫骂个不停，“张三，你躲到哪个耗子窟窿里去了？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呀！”
　　 跑到了江边，彩云真的一直朝着江水里走去了。跟在后面的刘滩长见了，很不以为然：拿跳江吓唬谁呀？！这些年，村里的女人寻死跳江的人还少吗，可哪个真的死了？！还没等走到没胸口深，早吓得“妈呀”一声退了回来，一个人讪讪地蹲在江边的沙滩上号啕大哭，只等着被那些看热闹的人连劝带架地弄回家去。
　　 那天，江里的秋风特别大，满江翻滚着白花的浪头，不停地哗哗的拍打着江岸。江水没到彩云大腿根深的时候，她已经不哭了，只是默默地朝江里走。而她的身后岸边上，站满了看热闹的人。这个时候，张三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了过来，跟着也直接冲进江水里，上去一把拉住还在往里面走的彩云，使劲往回拽她：“回去！你干什么傻事呀，赶紧回去！”
　　 彩云挣脱张三拉住她的手，继续往里走：“不，不！我早就受够了，实在不想活了！……”
　　 张三又趟着江水从后面追上来，继续往回拉扯彩云。两个人撕扯的工夫，江水已经没到他们的胸口深了。看着事情不好，有几个蹲在江边看热闹的男人慌忙把一只渔船推下了江，朝着还在江里撕扯的两个人划过去。可是没等到渔船划到他们跟前，连着几个大浪扑过来，张三和彩云两个人顿时全没影了。
　　 这时候，刘滩长已经顾不上再继续叫骂了，扯着嗓子叫起来：“救人，快去救人呀！”
　　 那只渔船划到彩云和张三沉没的地方，江面上哪里还能看见人影了？正当船上的几个人茫然无措的时候，突然看见江里徐徐冒上来一团黑影，赶紧伸手抓住，是女人的长头发。他们急忙把彩云拉上了渔船，再找那个把彩云托上来的张三，却已经被湍急的江水冲走了。
　　 见真的出了事，又有几只渔船下了江。十几个渔民划着渔船，撒淌网捞，下滚钩挂，几乎把黑龙江翻了一个遍，还是没有打捞到张三。他们连着在江里打捞了十几天，一直到江里淌冰排了，也没有打捞到张三。随后进入了流冰期，打捞也只好停下了。
　　 老路最后告诉我说：“彩云被救上来以后就疯了，见人就说，张三是为了救她淹死的。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别看她平时总是疯疯癫癫的，可每年到了张三的忌日那天，她都记得特别清楚，准保到江边去给他烧纸，帮他喊魂。”
　　 听了彩云和张三的故事，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想到江边去看看。老路说：“好吧，我陪你去江边。”
　　 他回自己住的屋里找来一支手电筒，陪着我去了江边。
　　 等我们来到江边，给张三烧纸喊魂的彩云已经走了，江边只剩下了一堆烧过的纸灰。被秋风刮起来的纸灰，像一只只黑色的蝴蝶随风飘动着，溅落到江水里。看着那些纷飞的纸灰，我问老路：“彩云的丈夫如今还活着吗？”
　　 老路说：“当然还活着。他今年也不过才五十多岁，活得健康着呢，前几年又新娶了个小媳妇，比他的儿子还小两岁呢。”
　　 我又问：“这么说，他和彩云已经离婚了？”
　　 老路说：“是的，彩云疯了以后，他们就离婚了。”
　　 我接着问：“那个滩长，该不会是你们村的刘村长吧？”
　　 老路一愣，未置可否地笑了笑说：“怎么可能呢？”
　　 尽管后来老路否认了，刘村长就是原来的那个刘滩长，但我已经明白了那个刘滩长到底是谁了。在我来这里之前，老罗告诉过我：“你可别小瞧那些土财主呀，有艳福呢！刘村长两年前新娶了个小媳妇，比他小二十多岁呢！”
　　 离开了临江村，回到报社。我把写好的稿子交给了主编老罗，周一早晨上班，有人把报纸给我送过来说“周老师，文章见报了。”
　　 我接过报纸，展开看了看，整整占了一版篇幅，还配有一张通版压题照片：突出的主体是笑容满面的刘村长，背景是黑龙江和几只正在江上撒网的渔船，十分醒目。
　　 看着那张踌躇满志刘村长的照片，我心存厌恶，他只不过是一个面目狰狞的渔霸，凭什么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报纸上，并且还花钱雇人替他大肆吹捧，大加炒作呢？我敢肯定，他交给报社的钱，绝对不会有一分钱是从他自己的兜里掏出来的！我的那颗还没有完全泯灭的良知，一直在提醒着我：不该写这样的文章，绝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更不能为这种人歌功颂德！可是我不但写了，还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并且还刊载在报纸上。
　　 看着那篇文章，我的手在颤抖着，我的心也在颤抖着。可是，我的职业要求我必须去写，去歌颂一个我所厌恶，我所讨厌的人。我不仅写了整整一版文字，还配了题图照片——我必定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脱离不了尘俗。我也得赚钱，我也得吃饭；而我们这家地市级报纸，也得靠拉赞助才能维持下去。我难，主编亦难矣！
　　 我把那张报纸揉成一团，随手扔进身后的垃圾篓里，然后点着一只香烟，踱到窗前，朝外望去：
　　 尽管时令已是深秋了，天却晴得非常的好，秋阳透过路边枯黄的树叶漏在了那些往来穿梭的行人身上，他们的身上晃动着一块块或明或暗的光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