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七岁那年踏进学校大门的，学校位于村子中部，顺着弯曲的大街大概十分钟的路程，跨过一座石桥，便可以看到那座简陋的学校了。
　　 我的班主任是齐老师，她共教了我五年，五年的时光，同学们不知齐老师的生日是哪一天，因而也未同现代的孩子那样早早的给老师准备好生日礼物，齐老师只知道教好每个学生是她天经地义的职责。她圆圆的脸庞，胖胖的身材，声音洪亮，和蔼可亲。她负责的主课是《语文》，同时兼着教音乐，音乐课只是教给学生唱歌，并不教音乐知识，所教的歌曲全是革命歌曲，如《东方红》、《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等，齐老师唱的很动情，有时候看到她唱着唱着便泪光莹莹，尤其《国际歌》，她那浑厚的女中音愈发显得悲壮。同学们大多爱上音乐课，只记得有一位不喜欢唱歌，在学唱歌颂红宝书的歌曲时他故意捣蛋，将“看不够”唱作“不想看”，结果被齐老师听到了，她气得脸色都变了，一巴掌便将那同学打了个趔趄，这是我见到的齐老师第一次发怒，第一次体罚学生。
　　 齐老师教的《语文》课是从学写字开始的，她先是工工整整的在有些斑点的黑板上写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然后逐字逐个笔划的教给我们，于是，在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情况下，先学会了这五个字，只是字写的横不平、竖不直，歪歪斜斜，而且边写心里边纳闷：人能活万岁吗？过了些日子，和齐老师熟悉了，也就不再那么拘束，实在忍不住便问她，齐老师先是一怔，然后满脸的严肃，将整个教室迅速扫视一圈，说道：“同学们，普通人是活不到一万岁的，毛主席不是普通人，他能活万岁，这种话再也不允许说了，同学们记住了吗？”齐老师表情有些复杂，虔诚中夹杂着一丝迷惘。多年后，孩子们的启蒙课从汉语拼音开始，想想自己的启蒙教育好似没有经过孕育便直接抚养孩子的年轻女子，即生疏又好奇。
　　 学校设施十分简陋，故而学生每天肩背书包手拿板凳，书包轻轻的瘪瘪的，只有几本教科书和作业本，不像现在的孩子那样，字还没有学会几个，各种辅导教材把个书包撑得鼓鼓的，小小孩童过早的背负了过多的负担。我们的教室低矮，光线阴暗，灰色的墙皮剥落不堪，露出片片黄土，课桌也极其寒酸，用混凝土做的桌面，夏天尚好说，冬天就难了，单薄的棉衣根本抵御不住来自桌面的寒气，写不了几个字，感觉两只胳膊塞进了冰窟一般，难受极了。随着下课铃声响起，大家便不约而同的纷纷向室外跑去，在阳光的抚摸下，有的蹦蹦跳跳，有的追逐打闹，目的只有一个，让几乎要冻僵的身体得到一丝暖意，头脑灵活的或者说胆子稍大的同学，总是提前想好借口，跑进办公室里呆一会，那里面生着火炉，对学生们来说，那里简直就是天堂！冬天的寒冷虽然痛苦难耐，毕竟危险程度相对夏天雨季来说要小些，记得有一年正上着课，隔壁的教室在风雨中轰然倒塌，幸亏老师发现的早，将那个班的同学分散在其他班，心有余悸中，大队领导终于同意修盖教室。我们班被安排到一座闲置的庭院里，那院子的主人是民国时期的乡长，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中跑到了台湾，院子极大，除了高大的正房外，还有东西配方、前庭等辅助建筑，正房门口有座方方正正的台子，大家不知那高大的台子作何用，有的同学故作聪明说那台子是用来杀佃户的，谁欠了债无力偿还便押在这里砍头，还说正房内的那个地道能通到台湾……
　　 学校经常组织一些活动，比如到阶级教育展览馆接受教育，请老农民作忆苦思甜报告，有时也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我感觉特别有意义的是写字展览，每个班选出写字好的同学，将他们的作业本整齐的摆在课桌上，全校近五百名同学排着队将每一本作业仔细观摩，望着那些漂亮工整的字体，写字差的同学自愧不如，心中暗暗较劲，下决心写好字争取下次也能获得参展资格，后来同学们大多都能写得一手好字。
　　 学校门口不远有座石桥，是进校的必经之路，曾经给同学们带来恐惧和危险，那个年代雨水似乎特别大，来自南部山区的洪水如脱缰野马一泻而下，低矮的石桥束缚了它的撒野，洪水似乎被激怒了，那水夹杂着土石，在石桥周围咆哮怒吼，眨眼之间石桥迅疾被淹没，同学们被困在那面不能回家，老师们在校长的带领下，手挽手组成人墙，将一个个学生护送过桥，曾经记得有位年轻的老师，只顾了同学们，自己不慎被激流冲走，所幸那老师水性好没有发生悲剧，大家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了地。
　　 上小学时最不愿意干的事无疑就是星期六大扫除，每个小组轮流值勤，望着教室里厚厚的被几十双脚带进来的黄土，还有扔的无数碎纸片，不由得长吁短叹。班里有位同学，从小患有腿疾，行动不便，因而享受到特别优待，不用参加大扫除，这让很多同学十分嫉妒，感觉那同学太幸福了。三十多年后，那同学已是知名作家，与他谈起此事，忍不住哈哈大笑，为儿时的幼稚感慨不已。
　　 2012年11月1日于魁星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