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小街的理发店
　　 小街的那个理发店，三十年前就没了。离开故乡已近四十年，现在我去那条小街寻找它，连它的原址在哪也难以确定。是时间的流逝，把我的记忆弄得模糊了。然而，童年时代，我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和身心感受，却深深地刻印在脑海，至今依然没有消失和忘却。
　　 小时候的我，感到很幸运的一件事，就是父亲在我理发的事上却有独到的见解的。当时农村里的小孩子，没有一个不剃光头的，可他却舍得花时间、花钱、肯带我走远路上街去理发。他说，男孩子将来要有出息就得理“西装头”。就是这个缘故，我打两岁起，每当头发长了，就有幸上街去，到那个理发店理发。
　　 高岭街，那是那一带唯一的集市。那时的高岭街只有一条长长的街道，北端叫街头，南端叫街尾，从头到尾相近一公里。街道两边是一间紧挨一间的瓦房，都是骑楼式风格，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了。
　　 那个理发店就在靠近街尾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在当时算是较好的房子，砖木结构，三进式，坐东向西，第一进是理发店，临街开门。第二第三进是房主住的。理发店的场地是私人房，至于是公家租用或征用私人的，还是私人出让或借给公家的，我一个孩子家家的，就不得而知了。
　　 理发店的大门上悬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是木板制成的，上面写着“高岭理发店”字样。店里面四壁粉刷雪白，左右两边墙壁上各贴一张彩色年画。一张是“官渡之战”，那是《三国演义》里的故事，画里有众多威武勇猛的大将挺枪跃马，相向拼杀，呼声欲出；另一张是“武松打虎”，那是《水浒传》里的故事，那武松剑眉倒竖，怒目圆睁，骑在猛虎脖上，挥拳捶虎，望之生动。在第一第二进之间有砖墙隔着，往里看去，隔墙左边开有一扇门，此门与第二第三进所开的门对齐。透过几重门，可以看到最深层的第三进那间的一角，隐约看到一些厨具和柴火。隔墙正中有大花窗，窗棂设计得很是别致，透过窗棂的空格，可以看见第一第二进之间的天井。天井中充足的光线从花窗的空格里钻进理发店，使理发店的采光效果相当好。天井的一则设有水龙头和炉子。水龙头下有一方小水池，龙头有些滴漏，水滴落到小池里，发出很有节律的叮咚声。炉子上坐着大鼎锅，一丝丝柔弱的蒸汽从那锅盖的缝隙中游离出来。花窗的窗棂中有两个竖着的长方形空格，空格中各放一只透明的玻璃瓶，瓶里有清水，润养着墨绿的“广东万年青”。花窗之下设有长方形茶几，茶几上摆着两个青花瓷瓶。茶几的两边各设一张长条凳，供排队理发的客人坐着。理发店内对称地安装四架理发椅，那些理发椅是铁质的，脚踏板上都铸有“兴发隆”三个大字。在这三个大字的左右两边，分别有“广”、“州”两字，这两字比“兴发隆”三字来要小得多了。从店内往外看，在店门的右边设有一张“八仙桌”，桌上放一小木箱，那是卖票的地方。
　　 店内如此的陈设和布局，虽然显得有些简单，但又不失幽雅的气氛。
　　 那座房子住着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主人和她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隐约听说女主人是个小宴妇，至于她丈夫叫什么名字，生前做什么营生，为什么没了，我当时只是两三岁的小孩子，我是无法知道的。但从她所居住的在当时算是大气的房子来看，她丈夫不会是一个普通的人的。
　　 女主人很有些姿色，发式很有些讲究，她穿着一身浅蓝色的衣裳，很合体、很整洁。她看上去有些病态，面容有些樵粹，柳叶眉间隐隐掩藏着一丝忧郁和失意。
　　 理发店里有四个理发师傅和一位卖票员。四个理发师傅都是男的，一位姓蓝、一位性黎，另外两位姓什么我不知道。卖票员就是那座房子的女主人。每当理发店开门营业时，她就坐在门右边那张八仙桌边卖票。小街平常来理发的人不算多，一般是二三十个。只是到了街日子，来理发的人才多一些，最多不过七八十个。所以，卖票的活儿是很轻松和清闲的，让她来当卖票员，显然是对她特别照顾的。为什么专门设立一个卖票员呢？为什么让她来当卖票员呢？也许是她无偿提供理发店的场所；也许是她丈夫参军没有回来；也许是她丈夫因公而殉职。然而这一切都仅仅是我的猜测而已。
　　 平日间虽然见她与那些理发师傅们谈笑自如，但从她的音容笑貌里还是可以感觉到她的失意与忧伤。那些理发师傅都是四十上下的男人，他们一边给顾客理发，一边与她调侃。他们各自的话语之中多少都掺杂些对这位小寡妇挑逗的成分。女主人又何曾不参透他们话语中的玄机，她时儿装做意识不到，时儿也会用隐语暗中反击，可是无论如何她是总不生气的。她好像学会了一个寡妇在男人堆里如何置身处地的方法，达到了既不吃亏又表现得从容大度的境界；她好像很老练、很巧妙地应对着那帮男人嘴上的明挑暗逗；她好像很有效地维护了身为孤单女性在与众男人共事时不易得到的尊严。
　　 那位卖票员所卖的“票”不是纸做的，而是一些薄铁片，又叫“理发牌”，一寸宽，一寸半长。铁片上面用打凹点的方法“刻”着序号，从“1”排列到“100”，每牌一号。这些“理发牌”每片一角五分钱，每片只理一个头。“理发牌”是顾客预先交费和先后顺序的凭据，每个前来理发的顾客都必须先到卖票员那里买牌子，不能交现金给理发师，理发师也无权卖牌子。顾客凭牌、按序号先后理发，不能插队。这些约定便是这个小理发店的制度，谁违反了谁就是“作弊”和“贪污”，必受众人指责。
　　 顾客买了牌子就候着，或先去赶街做买卖。每当理发师理完一个头，在现场等候着的顾客就都拥过去，纷纷亮出自己的牌子并互相比号，谁的号数低谁先理，号数高的退回去再候着。顾客可以自由选择理发师，如果某位顾客觉得某位理发师理得不好，他可以不到那个理发师那里去比号。
　　 顾客当天所买的牌子，必须当天使用，当天没得理发的可以“退票”，隔日不退就作废。所以顾客们买了牌之后，轻易不到街上去太久的。每天打烊的时候，理发师们拿着各自当天所收得的牌子，到卖票员那里清点记数，以牌子数作为按月结算和发放“工资”的依据。
　　 这个小小的五个人的理发店，就这样有条不紊地营业着。上班的时候，四位理发师和女售票员都穿着白大褂，理发师们的白褂，胸前分别印着“1”、“2”、“3”、“4”，女售票员白褂上印着的是“服务员”三字。印字都是红色的，很显眼。每天上班的时候，那四位男的理发师给顾客理发，那位女的售票员就坐在门边卖票。女售票员用清脆如铃的声音对每一个进门的顾客说：“要理发吗？先到我这儿买牌哦，一毛五一个，买了牌先候着，按牌号先后理发，不要走得太远了。”有的顾客买牌后就问：“现到几号了？”理发师们就报着自己正在理着的序号，顾客根据自己手中牌子的序号和进度经验，做出在场等候或先去赶街一会儿的决定。
　　 这个小小的理发店，也有顾客爆满、忙不过来的时候。那是“鬼节”和春节将到的时候。这是当地风俗习惯的原因，当地人认为在“鬼节”中理发之后，就极容易掉头发的。只因为“鬼节”从农历七月初七起直到七月二十止，有近半月之长。所以要赶在“鬼节”之前理好发，免得头发太长不好受。另外，当地人又讲究要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过新年，所以要赶在春节前理好发的。
　　 在这两个非常的时段里，这个小理发店的规矩，也常无奈地被打破。因为那四位理发师，各有各的亲戚和朋友，还有与他们相好的村镇官员。每当理发店爆棚的时候，这些人一来到，就会向理发师“暗送秋波”，理发师立即意会他们有插队的请求。这时，来人装做不懂规矩的样子，将钱递给理发师并说：“给我买个牌子喂。”理发师顺口说：“哦，我是不卖牌子的，那好，我去帮你买一张吧，忙着呢！”理发师趁人不注意，暗中从他的抽屉里取出理过发的牌子藏在手上，然后拿着来人的钱去跟售票员说：“我帮他买个牌子吧。”售票员心照不宣，照样卖她的牌给理发师，理发师将新牌子收好，将旧牌子换给了来人。那些来人也很乖，得了牌之后先装着到街上转一转，然后再来跟别的顾客比号。你说，有谁能比得过他呢？理发师的关系户们就这样巧妙地插队了。这样的违规操作，那四位理发师个个都会，但他们并不是肆无忌惮的，不到不得已时是不轻易这样做的。因为这样做是“作弊”行为，毕竟不光彩，他们要顾及同事间的猜忌，更要顾及正常顾客的怀疑，所以他们之中没有人做得太过份的。他们之间都心知肚明，这样的事是彼此彼此的，大家都不要点破，相安无事。
　　 小寡妇售票员对理发师们的行径，何尝不是一清二楚，又何尝不觉得有点讨厌，可是，她的饭碗得依赖于他们的。
　　 我父亲认为那位姓蓝的师傅理的发是最好的，而且好像我父亲与蓝师傅的关系也比较好。每当他来理发或带我来理发时，我父亲都走到蓝师傅旁边说些家常话，然后蓝师傅就帮他买牌子，一切的操作就是那样子。所以，我从三岁到小学毕业，都是让蓝师傅理发的。
　　 记得我小时候的一天，父亲照例地带我去那儿理发。我看见师傅们个个都有帮某些顾客买牌子的情况。那天，小寡妇售票员实在看不过去了，她装着笑脸说：“你们真是太聪明了！可别聪明过头了哦！哈哈！做到这地步就行了哦，可别都帮顾客买牌子哦！也别光替别人理发忘了收牌子哦！呵呵！”理发师们听她这么说，就有些不中听，于是，他们就一齐与她调侃起来。我听到那几位理发师傅与那位女卖票员的谈笑过程：
　　 男一：“我们记住了，你可别收了顾客的钱不给顾客牌子哦。”
　　 女：“这种事还有？哦！人家进店来把钱交给了我，然后转身走了？痴崽也不会这样啊！”
　　 男二：“哎！也许还真容易有这事哩，到了晚上他再偷到你家来，要你做什么事呢！”
　　 女：“做砍你头去的事！呵呵！”
　　 男三：“我们记住了你的话了，你也别不收顾客的钱就给顾客牌子哦。”
　　 女：“我再傻也知道收钱哪，哦，一结账我少了钱好让你说我贪污啊？”
　　 男三：“不担心你贪污，只怕那人误会你主动收买他，他晚上就来敲你门了！哈哈哈！”
　　 女：“你一肚子坏水！不跟你辩了！”
　　 男四：“我提醒阿杰妈你哦，你可别私下降价卖牌子给顾客哦！”
　　 女：“你老婆才降价卖货给人家呢！”
　　 这下子，一屋的笑声。笑声过后，店子里有了一阵暂时的寂静，四把理发推剪一同发出“几几几几”好似蝗虫振翅的声音。又过了一阵，屋子里恢复了正常的说话：
　　 男一：“哎！昨天我到菜行转了一下，奇怪我看见有人竟然挖荷花根来卖，卖荷花根？有谁买啊？！”
　　 男二：“别是穷疯了吧。”
　　 女：“哎，这你们就不懂了，那不叫‘荷花根’，那叫‘莲藕’。”
　　 男三：“‘莲藕’？你听谁说的？”
　　 男四：“叫什么也好，只是卖那东西有什么用？”
　　 女：“这你们就不懂了，拿来做菜啊，‘莲藕炒瘦肉’那可是上好的菜的。”
　　 男三：“做菜？这倒新鲜！没听说过，你别不是胡诌瞎蒙我们的吧？”
　　 女：“蒙你们这些爷们干什么？早些年我在广州，就常吃这个菜，又清脆又鲜嫩，好吃得很呢？”
　　 男一：“‘莲藕炒瘦肉’？那东西又粗又长，怎么炒得瘦肉？”
　　 女：“哎！看你笨的！切丝啊，切成丝了才跟瘦肉炒。谁叫你整根下锅呢。你以是做什么，那样子！哈哈！”
　　 “哈哈哈哈！”大家都一齐大笑起来。
　　 女：“说正经的，你们都没得吃过，等下个街日我去菜行看看，若有卖我买来做个菜，晚上我请你们来尝尝。哎！那真是鲜脆极了，吃起来口感有些滑溜，很好吃的。”
　　 “哈哈哈哈！”四个男的一阵诡秘的笑声，女售票员不好意思起来，脸慢慢地发红。店里气氛有些尴尬。
　　 男一：“你的菜我还真的没尝过，一定是鲜嫩得很，好吃极了。哈哈，现在都想吃了啊！”
　　 男三：“要请你得大家一齐请来，别一个一个地请哦，又是晚上的，你儿子阿杰看着呢！”
　　 女：“哎呀！你想到哪里去了，既然我说了请大家，自然也有你的份儿，你先急什么呢？”
　　 男四：“我们倒是很想去尝你的菜，只怕阿杰问，叔叔，你们来我家干什么呢？我们不好回答哩。哈哈！”
　　 女：“尝尝菜又有什么呢？你可别多心了哦。”
　　 店里正谈的热烈，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走进门来，只见他长得比我高些，面像俊俏，长得有点像他妈，但他眼神无光，有点营养不良的样子。
　　 “妈妈！你卖票就好好地卖票行了，你刚才跟叔叔们说些什么话？乱哄哄的！”男孩不好气地一边说一边往里屋走去，头都不转一下，脚步重得嗒嗒响。
　　 “呵呵！行啊！”男一压低声音道：“你的好儿子，小小年纪，管起妈妈来了不是？”
　　 男三：“还真别说哦，这孩子还真懂事了哦。嘿嘿！”
　　 女：“还好我还有个儿子，我若没有这儿子，我这不知要成什么样子了。”
　　 “哈哈哈哈！”四个男的一同笑了起来，笑得是那样的爽心和神秘。男三道：“嗬嗬！别说了，别说了！理发就理发！”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我小学就毕业了，那时是1968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岁月。那时期人们说话可得当心了，稍有不慎就被“上纲上线”，就要受批判斗争的。
　　 有一天，我正在蓝师傅那儿理发，只听得黎师傅说：“这时节正是‘双抢’大忙季节，公社干部们都下乡蹲点去了，听说机关干部也都要下队，又听说我们非农业的也挨下去支农的，咳，真有点那个了！”
　　 当时的我正在成长中，正在向青年的边界靠近。那时的我时时处处都想让别人不认为我是小孩子，都装得“懂事”、“懂理”、“懂说大人的话语”。那黎师傅发的那番感叹后，我就充大胆接腔道：“蓝叔，你们也挨下乡支农的吗？”真不巧，我的话音未落，从里屋走出阿杰来，他走到蓝师傅旁边，用严重的口吻指着我说：“你这是什么思想？亏得你高小毕业了，政治思想怎么还这么落后的？你说的这话就是不“忠”！要批判！”我一听到“要批判”三字，心里确实惊慌不小。我顿时面经耳赤，不知如何应对是好。
　　 蓝师傅和黎师傅听了阿杰这么突然的发话，不约而同地停了手中的推剪，不解地看着阿杰眼睛。蓝师傅问阿杰：“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阿杰扳着脸道：“你们没听到他刚才说的话吗？‘挨下乡支农’！下乡支农是党的号召！是毛主席的指示！应该说是‘得下乡支农’！说是‘挨’，那是不忠于党和毛主席！要批判！”
　　 蓝师傅和黎师傅沉默了一下。后来蓝师傅心平气和地对阿杰说：“阿杰，我们都是贫下中农，无产阶级，革命同志，不必这样地‘上纲上线’，‘挨下乡支农’这句话，是我们地方的说话习惯，并没有抵触下乡的意思。刚才你黎叔也这么说了，昨天你妈妈也说，‘看来我们也要挨下乡了’，难道你也要去报告，你也要批判你妈和黎叔吗？”
　　 阿杰听了蓝师傅的这番话，不高兴地出门去了。多亏蓝师傅及时为我解围，我深受感动，内心十分感谢他。
　　
　　 啊！四十多年过去了！昔日那个小街理发店的情景，依然清晰地在记忆中，至今依然让我亲切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