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歌和黄庭坚合称为“苏黄”；词同辛弃疾合称“苏辛”；又身为北宋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冠；画作开创了湖州竹派，可以说，他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天才。可是，这个豪放无匹的文人，这个被世人认为是代表着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才子，他的命运，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苏轼出仕的时候，正是在王安石大刀阔斧进行自己改革的时候，苏轼的父亲和弟弟都是站在保守派这一边的，所以，顺理成章地，苏轼也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写下了不少诸如《吴中田妇叹》中“官今要钱不要米”那种攻击新法的诗歌，因此，仕途相当不顺利，屡屡遭到贬谪。
　　 不过，作为豪放派代表的苏轼，又怎么可能就这样被不幸的命运打倒呢？绍圣二年，苏轼遭到贬谪，来到了岭南一带。在古时候，尤其是在北宋年间，岭南两广地区，还属于是蛮荒之地，一般来说，只有迁客逐臣才会来到此处，如果是普通人来到了这里，往往会生出忧愁暗恨，写下来的诗句，也常常是那些充满了幽怨嗟叹的句子。可是，苏东坡就不一样了啊，不管到了怎样艰苦的环境之下，他也会来上这么一句“我本无家更安任，故乡无此好湖山”，用一颗随遇而安的心来面对一切，来排遣自己心中的忧愁苦闷，在他的诗句中，我们所能够看到的绝不只是一个失意者的一生，而是一颗傲岸不驯的灵魂。
　　 所以说，就算被贬谪到了岭南这样的穷山恶水中，他也不会就这样消沉下去的，正相反，当他在惠州的时候，他流连在岭南雄奇多姿的山水风景中，并深入体察这所谓蛮夷之地的风土人情，同时，还在这里发现了一样宝贝，那就是荔枝。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已经六十岁的苏轼第一次在惠州吃到了荔枝这个稀罕东西，他对此欣喜若狂，留下了《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于荔枝的甘美大加赞赏：“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他将荔枝拟人化，比作了一位从天而降，身穿绛红色罗衫，皮肤白皙的倾城佳丽，由此可见，他对于荔枝可是十分喜欢的啊。
　　 不仅如此，苏轼对于荔枝的喜欢，可以说，是到了痴迷和疯狂的地步了，“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这首有关于食荔枝的诗歌中，苏轼表达了自己对于荔枝的喜爱，如果能够每天都吃到荔枝的话，就算是要他长期呆在这穷乡僻壤，他也绝对没有怨言。
　　 如果这么看的话，苏轼的确是一个豁达之人，据说，他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他尽情地歌颂着山水之美，享受着岭南的风物，貌似是想学一下那位“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正式退隐，回归林下，不再继续在仕途宦海中挣扎了，可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像苏东坡这样一个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以造福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人，又怎么可能真的甘于平静啊，所以说，苏轼虽然极尽溢美之辞，写下了对荔枝的赞歌，但是，他也同时也借历史上的典故，联系现实社会，留下了一首别样的《荔枝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业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姇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休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这首《荔枝叹》很明显可以分成上下两部分来看，从“十里一置飞尘灰”到“无人举觞酹伯游”，应该算是第一部分，在这一部分中，苏轼用了纪实的手法，回想当年汉唐年间的昏君佞臣们，是如何因为贪图口腹之欲而惹下贡荔之害的。
　　 诗歌一开始，就描写了一个紧张万分的场面，“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这是何等急切的场景啊，“置”是驿站的意思，而“堠”是瞭望用的一种堡垒，能够使得十里一个驿站，五里一个瞭望堡，这应该是很紧急的情况啊，莫非，是因为战乱吗？不是，造成快马疾递，死伤惨重的原因，竟然是为了送荔枝龙眼。汉唐时代的君王们，为了使得荔枝在传送到千里远的地方之后，依然能够保持着“风枝露业如新采”的新鲜状态，所以，就采用了这样的一种紧急快递的方法。古代的交通是十分不便的，没有汽车，更没有火车、飞机，一切全都是靠置骑传送，所以，路上累死了无数的驿马。
　　 在苏轼看来，这自然是劳命伤财，得不偿失的，可是，明知道如此，帝王们依然乐此不疲，为的，就是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这种风俗，在汉唐年间十分盛行，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了。《后汉书》中就曾经说：“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阻险，死者继路”，由此可见，苏轼的这几句诗，其实就是取了这样的一个汉朝时候的典故。
　　 除了汉朝以外，唐朝也不例外啊，这种风气不但没有降温，反而还变本加厉、愈演愈烈起来。说起“天宝岁贡取之涪”，人们就马上会想起唐朝天宝年间，那位喜欢吃荔枝的贵妃娘娘了。想来这故事应该并不是出自于小说家们的杜撰了，因为，在《新唐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玄宗贵妃杨氏。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至京师”，这几句话，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说明了，当年唐玄宗为了博美人倾城一笑，是如何费尽心思，从千里之外运来新鲜的荔枝的。
　　 对于这件事情，当年晚唐的著名诗人杜牧，就曾经写诗讽刺，他在自己的一首《过华清宫》中这样写道：“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诗歌，已经对于这件事情极尽嘲讽了，不过，苏轼写得却比他更加触目惊心，在苏轼看来，为了使得“宫中美人一破颜”，竟然造成了“惊尘溅血流千载”的悲剧，就是因为帝王的荒淫无道，最后才会造成“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使得千万生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不能不让人仰天长叹啊。
　　 当然，也并不是没有勇者敢于挺身而出，向皇上谏议，在汉朝的时候就曾经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也就是苏轼所说的这位“伯游”。伯游是唐羌的字，他是汉和帝时候的官员，他丝毫不怕触怒天颜，冒着逆龙鳞的危险，向汉和帝提出了进贡荔枝将会造成的诸多弊端。说是为了保持荔枝龙眼等水果的新鲜，驿马昼夜传送，累死几匹驿马，还则罢了，更可怕的是，有很多人为了星夜赶路，递送鲜果，而遭虎狼毒害，“顿仆死亡不绝”。唐羌向汉和帝谏议道：“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贡膳为功。故天子食太牢为尊，不以果实为珍。伏见交址七郡献生龙眼等，鸟惊风发，南州土地，恶虫猛兽不绝于路，至于触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复生，来者犹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所幸，汉和帝还是一个明白事理的君王，于是，便听从了唐羌的建议，不再让人进贡荔枝了。
　　 然而，人都是有欲望的，作为一个坐拥天下的君王，其实也是这样的，所以，后来的那些君王们，大多忍受不了荔枝美味的诱惑，所以，又开始了进贡荔枝，而像唐羌这样有胆识的忠臣义士，却不太多，即使有，也只能劝服一时，却不能将此风禁绝，所以，苏轼才会叹道：“至今欲姇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
　　
　　 当然，如果这首诗歌仅仅只是就事论事，对于这荔枝发表一下感叹的话，那苏轼也就只是一个普通平常的诗人了，作为一个“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苏轼绝不仅仅只是为了汉唐贡荔之祸而发表叹息，而是对于当朝的君臣，也毫不留情地加以针砭，诗歌，便是他的武器。从“我愿天公怜赤子”一直到最后，都是苏轼从荔枝联想开来，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情感的诗句。
　　 从苏轼对荔枝的赞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是非常喜欢荔枝的，可是，他却生出了“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这样的感慨，向天公请求，从此只让五谷丰登，再也不要生出那些招人喜欢的尤物来了。因为，如果让那些尤物存在于世上的话，就会不断地重演汉唐年间曾经被演绎过无数次的祸国殃民的老戏。
　　 这个世上，有很多人为了让自己升官发财而想尽一切办法，往往生事扰民，贻害于民。荔枝，这其实真的只是冰山一角，是这其中的一个小小的例子而已，除了这以外，其实，在苏轼所生活的年代，还有很多类似的东西，都和荔枝一样，都一样劳命伤财，害人无数。
　　 首先，便是茶叶，也就是苏轼所说的“武夷溪边粟粒芽”。这个“粟粒芽”是武夷茶中的一种，堪称是茶中的极品。武夷山属于丹霞地貌，所以，被人们称为是“碧水丹山”，在武夷山中，产有一种非常好的茶叶。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发现了武夷茶的妙处，江淹就曾经赞曰：“爰有碧水丹山，珍木灵草，淹平生所至爱，不觉行路之远”，他所说的“灵草”，大概就是说茶叶。
　　 而“粟粒芽”是指早春时分刚刚长出来的那种茶叶的小芽儿，它非常小，就好像是粟米一般，这种茶叶，品质相当好，梅尧臣曾经在《建溪新茗》中赞扬它，说是“粟粒烹瓯起，龙文御饼嘉，过兹安得比，顾渚不须夸”，也就是说，在宋朝的时候，这种武夷茶曾经被做成龙团凤饼进贡朝廷。
　　 苏轼其实对这种茶叶也是十分喜爱的，也认为它是极品，《茶史》中就记叙说：“粟粒，出武夷溪边者佳。粟粒芽，东坡以为茶之极品”，但是，喜欢归喜欢，对于某些人利用武夷茶“争新买宠”，苏轼却是十分不满的，所以，在《荔枝叹》中，他就将这些事情也都拿出来做文章，不仅如此，还在诗歌中直言不讳，指名道姓地将那些人的名字也说了出来，“前丁后蔡相笼加”。这“前丁”，指的是丁谓，他曾经在福建当官，在他上任的时候，就开了先河，向朝廷进贡这种茶叶。不仅如此，他还开始制造一种名为“大龙团”的茶饼，敬献给皇上，令龙颜大悦。
　　 而这“后蔡”，指的是蔡襄，他是丁谓的后任，也曾经督造贡茶，敬献皇上。其实，蔡襄是个口碑不错的人，他为人忠厚、正直，曾经主持建造了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泉州洛阳桥，可以说，也算是造福了一方的，而且，他的书法也相当不错，“苏黄米蔡”中的“蔡”，有一种说法，就是指他。他在职的时候，将原来的“大龙团”，改成了“小龙团”，提高了茶叶的质量。他本人也是一个品茶的行家，曾经撰写过一部有关品茶的专门著作，名曰《茶录》。
　　 不过，在苏轼看来，无论是丁谓还是蔡襄，他们之所以研究茶叶，进贡茶叶，其目的还是为了要满足皇家穷奢极欲的奢侈之心，起到媚上取宠的作用，试想一下，如果天下的官员都学着样子，向上面进贡本地的名产，那会给老百姓带来多大的麻烦啊。所以，苏轼在这首诗歌中，就完全将蔡襄等人的功绩丢在了一边，就拿出那茶叶来说事，对此大加嘲讽。
　　 除了茶叶以外，牡丹花也是其中之一，向皇上敬献牡丹花的是钱惟演，他曾经担任西京留守之职，他的父亲吴越王钱俶叙归降宋朝，所以，被宋太宗称为“以忠孝而保社稷”，所以说，苏轼才称之为“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是，就是这忠孝节义之家，也学着别人，搞进贡来媚上。这“姚黄花”是一种牡丹花里的名贵品种，据说，在宋朝的时候，洛阳进贡牡丹花，是从钱惟演开始的。
　　 从荔枝过渡到当代进贡茶叶、牡丹等的举动，而且还对于丁谓、蔡襄、钱惟演等一代名臣大肆褒贬，这苏轼的胆量，也的确是不小了啊。可能有人会说，选择蔡襄这样的人来讽刺，这是不公平的啊，应该说，他还算得上是一个好官啊。蔡襄在泉州为官的时候，“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组织群众抗旱，兴修水利，很多事情，都能够证明，他是一个“爱民心有彼苍知”的好官。苏轼没有看到这些，偏偏揪着那茶叶的事情不放，还说人家是在“买宠”，这实在是有失公允啊。或许，蔡襄之所以做这些，根本就不是想为自己升官发财而努力，纯粹只是为了向皇上表示自己的一片关心和忠诚啊。
　　 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就可以发现，像蔡襄这样的忠义之士，都尚且会想到动用民力给皇帝送去好吃好玩的东西，以满足皇帝的个人嗜好，那么，又何况乎是那些真的有心想要邀宠的人呢。那些人，他们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也不管老百姓是不是受得了，就一味地巴结上头，那样的话，就势必会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麻烦。正是由于苏轼对这些名臣都发出了这样严格而又尖锐的批判，才正好反映了苏轼的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啊。
　　 此时，诗人自己尚且处于逆境，却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这便尤为难得了。难怪有人曾经赞美他说：“诗本为荔枝发叹，忽说到茶，又说到牡丹，其胸中郁勃有不可以已者，惟不可以已而言，斯至言至文。”苏轼怀着一片赤胆忠心，从荔枝出发，联系现实生活，足可见其丰富的想象力，看出其述“意”为作文宗旨的主张，所谓的“意”，就是指作家的思想感情，搁在这里，就是苏轼的那句“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
　　 只可惜，愿望永远只是愿望而已，荔枝，并没有因为苏轼的一首诗而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掉，而帝王们也并没有从此就淡忘了荔枝的美味。就拿那位颇有才华的宋徽宗来说吧，为了能够想什么时候吃荔枝，就什么时候吃荔枝，他竟然将福建的荔枝树移植到了京城来，据说，还种在了保和殿。经过精心栽培，也结出了果实，他还亲自摘果子，赏赐宠爱的臣子，并为之吟诗。
　　 能够在贬谪之时，还直言谏议，写下一首《荔枝叹》，足见苏轼的勇气，只可惜，当时的皇帝，却没有当年汉和帝那样的气魄，竟然将苏轼贬到了远在天涯海角的海南。昏聩的君主不知悔改，可是，苏轼的这首《荔枝叹》，却千古流传，直到如今，我们仿佛还能听见从那泛黄的书卷中，传来苏轼的一声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