稠酒是不是酒？
　　 在西安，喝稠酒的最好去处，无疑是西安饭庄，而西安饭庄大楼上亮出名号的四个大字，则是出自郭沫若之手。据说，郭沫若1956年来西安时，曾在此处尽享秦地佳肴美味，还喝了稠酒，并且在酒足饭饱以后针对稠酒发表评论曰：“不像酒，胜似酒。”
　　 那么，稠酒究竟是不是酒呢？答曰：尽管酱油肯定不是油，但稠酒却绝对是酒，而且是比郭沫若伟大成百上千倍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喝过的酒。
　　 说到这里，未免要稍稍偏离“稠酒”这个关键词，针对范围更广阔的“酒”多说几句。
　　 毋庸置疑，酒的出现以及它在人类社会中历久不衰的广泛存在，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现象。酒类的最早研制者，在我看来是不可考的，尽管中国有仪狄造酒或杜康造酒诸说，古希腊神话、古印度典籍、以及希伯莱人的《圣经》中，也多有酒的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几乎从人类的洪荒时代起，酒就在地球上出现。许多年来，和酒有关的喜剧和悲剧、正剧和闹剧，在中国和外国的土地上几乎是不间断地上演，酒的是也非也、功也过也，也实在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话题。
　　 在某些宗教徒的心目中，酒是不折不扣的万恶之源。如佛典《四分律》中，即列有饮酒的十大过失。但另一方面，无须引经据典，只是随意想想，也能够说出酒的种种积极作用。亦为天使，亦为魔鬼，酒的确如同一枚金币一般，有着截然不同的两个侧面。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酒毕竟是一介“死物”，而“活用”酒的，则是人。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地球上最有智慧的生物的我们，如何恰如其分地饮酒。
　　 折回头再来说稠酒。
　　 酒的制作，大致可以分为酿造酒和蒸馏酒两大类，而西安稠酒，属于前者。相对蒸馏酒，酿造酒在设施、技术、工艺流程上，都简单许多，因此，在我儿时，稠酒是西安不少寻常百姓家都能制作的一种佳酿，走街串巷叫卖酒曲的小贩，更是常能见到。稠酒的酒精含量在10度以下，即便是老人和孩子，也可以喝上个一碗两碗。稠酒加热后饮用口感最佳，加热时放进糖桂花，香味顿增，而名号，也顺理成章地被呼为黄桂稠酒。
　　 我小时候（一直到初中毕业），家住西安东关景龙池，出巷子北口，便是东西走向的长乐坊。长乐坊是一个老地名，唐长安城的108坊里，就有这一坊。有趣的是，唐代，被称作“浮粱”的名牌稠酒，就在长乐坊有售，李白常常来此畅饮，“长安市上酒家眠”的故事，可能就是发生在这里吧！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西安最有名的稠酒酿造师徐老三，也在长乐坊开店。我父亲乃行伍出身，母亲又在教会学校上过十几年学，他们用军队的规矩和“上帝”的训诫来管教子女，所以在我们家，小孩子是绝对不准接触烟、酒的，但唯独对稠酒可以网开一面，也因此，徐老三的稠酒，我小的时候喝过不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有徐家后人在东关乐居场开了一间酒坊，我前去参观，得到了两瓶精品稠酒，不亦快哉、不亦快哉啊！唯一遗憾的是，李白饮了稠酒诗兴大发，能立竿见影地“李白一斗诗百篇”；而我尽管饮了精品稠酒，写文章却没能本事见长。可见酒对文学创作，仅仅是催化剂罢了，能否写出好玩意儿，关键得看奋笔疾书者，肚子里是否有“货”！
　　 还想讲一件观今思古的“趣事”。
　　 时下媒体上，常有对所谓“天价酒”的抨击。其实，“天价酒”现象，倒是古已有之。据说，宋神宗赵顼一日忽然向群臣发问：“唐时酒价几何？”一下子把大家整了个张口结舌。唯有丁谓从容不迫地徐徐答道：“斗直三百。”皇帝当然要追问：“爱卿何以得知。”丁谓又答：“臣观杜甫诗：‘速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对古时酒价，倘若可以如此考察的话，那我要说，写过“酒债寻常行处有”诗句的“寒士”杜甫，喝的可能还是比较便宜的酒；而在唐代经常消费“天价酿造酒”的（那时候，蒸馏酒还没有出现），应该是李白。不信请读其人其诗：“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让权贵者、暴发户去喝“天价酒”吧，否则，他们的钱怎么能花出去？而且，政府也可以趁机多收一些奢侈品税来帮助穷人、实现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嘛！至于吾等穷人，最好还是心平气和地来喝便宜酒。要知道，“天价酒”咕咚一口咽下去，就是好几百块钱，摸摸你我发瘪的钱包，够买单吗？
　　 最后，把话头扯回到文章的题目上来：稠酒不但是酒，而且是好酒。郭沫若之所以说西安的黄桂稠酒“不像酒”，可能是和他家乡的那些蒸馏酒（如五粮液、泸州老窖之类）相比；而“胜似酒”之论，尽管其中的“似”字，仍流露着他对稠酒身份的怀疑，但那个“胜”字，却是准确而生动地肯定了稠酒的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