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西安市东关景龙池度过的。景龙池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巷子，巷子中部，在连接景龙池和窦府巷的丁字路口处，有一块空地，一个土坯砌成的戏台矗立在空地的东端。就是在这个简陋的戏台上，我知道了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知道了王宝钏苦熬过十八个春秋的寒窑。
　　
　　 在没有大唐芙蓉园、没有大雁塔北广场、没有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半个多世纪前，寒窑可是西安城里名头极响的名胜。不过，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从东关到位于南郊曲江池的寒窑“踏青”，是件太不容易的事儿。我也仅仅去过一次，是被家里的大人领着坐马车去的。破败的窑洞和粗糙的塑像引不起我太大的兴趣，所关心的，倒是寒窑四周的麦田里，是否如传说中所言，荠菜已被在此含辛茹苦十八年的王宝钏挖的所剩无几……
　　
　　 等到我成年，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寒窑已经不再被人提起，在“红色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又有谁还知道王宝钏、薛平贵其人其事，又有谁还会去寒窑发思古之幽情呢？
　　
　　 寒窑的“重见天日”，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儿，最近，寒窑遗址公园落成，更是使这里焕然一新；而我，认真思考王宝钏的故事千古流传的依据，仔细琢磨寒窑长久存在的意义，也是在最近一些年。
　　
　　 在网上浏览，围绕着斯人斯地说三道四的网友还真是不少。有人说，王宝钏的故事是“流传千古的争取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的美谈”；是这样吗？在我看来，寒窑的准确定位，应该是旧时代女性的道德课堂，而王宝钏其人，则是旧时代女性的道德楷模。
　　
　　 王宝钏故事的核心是“寒窑十八年”，论者称其为“守节”、赞之曰“烈女”，缘此，我想起了鲁迅的名篇《我之节烈观》。先生在其中言道：节烈难么？答道，很难。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照这样说，不节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回顾中国旧时代漫长的历史，怕是无法否定鲁迅的上述认知；这就是说，王三姐王宝钏其人的“节烈”，固然有忠于对薛平贵的爱情这样的支持力，怕是同时也有对“从一而终”、“好女不事二夫”之类的旧道德标准的臣服吧！寒窑中有一副对联，不知是出自古人抑或今人之手，但其中所宣扬的，却是不折不扣的旧道德。联曰：“十八年古井无波，为从来烈妇贞媛，别开生面；千余载寒窑向日，看此处曲江流水，足见冰心。”
　　
　　 也许不应该简单地、全面地否定“节烈”，但让人愤愤不平的是，为什么旧道德规范出苛刻的标准要求女性去“节烈”，而男性却可以肆无忌惮的不“节烈”呢？秦腔折子戏《别窑从军》里，王宝钏、薛平贵二人的缠绵悱恻让人荡气回肠，我相信他们绝非在做秀、坦露乃真情。但时过境迁以后，王宝钏必须持续“节烈”，薛平贵则可以另娶娇妻；这且不算，十八年后在寒窑门前，早已不“节烈”的薛平贵，还要挖空心思地考验王宝钏是否真的“节烈”，而王宝钏，却只能接受二女共事一夫的现实。这公平吗？
　　
　　 道德是一种文化，而文化，从来就有着新旧传承这么一种关系；所以，无论是作为旧时代女性道德课堂的寒窑，还是作为旧时代道德楷模的王宝钏，都有着继续存在的必要。我想强调的是，称王宝钏为“爱情的忠实守望者”并无差错，她因此在新时代依旧被人推崇也是理所当然。只是她的爱情伙伴表现不好，这使得他们的故事无法像“罗密欧和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样感天动地。不过，也许正是由于此吧，王宝钏的形象才格外感人，年复一年地被人传颂。前几天，我又去寒窑“朝圣”（心目中，我一直视王宝钏为“圣女”），思古观今，心中未免徒生慨叹：愿天下多一些王宝钏一般的女人，愿天下少一些薛平贵那样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