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的“三绝”一直都家喻户晓，“义绝”关羽，“奸绝”曹操，“智绝”诸葛亮。诸葛亮可称为智慧的化身，更可以说是《三国演义》的灵魂人物。然而，这位半人半神的西蜀贤相一生鞠躬尽瘁，最终也未能实现讨平曹魏、匡扶汉室的理想，反而落得个积劳成疾、抱憾而终的结局。这不能不说是《三国演义》中最大的悲剧，而作为悲剧的主角，诸葛亮则堪称这部小说中最具悲剧意味的人物。
　　
　　 一
　　 《三国演义》是一部取材于历史的小说。小说的文体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完全忠于历史，必须通过必要的艺术虚构来传达作者的创作思想，但是，它又不能完全抛去历史原貌，随心所欲地加以“演义”。所以，《三国演义》一定要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对各种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雕琢，使之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真实的历史不仅仅为各色历史人物提供一个表演的舞台，为诸多历史事件提供一个展示的画廊，更重要的是，它以其与生俱来的厚重与真实使诸葛亮的悲剧显得更加悲壮。
　　 历史上的诸葛亮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贤才。《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刘备得诸葛亮辅佐后，也曾对关羽、张飞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说明诸葛亮的才能不仅得到了时人的赞许，也得到了刘备的充分肯定，“卧龙”之称，绝非浪得虚名。诸葛亮在辅佐刘氏父子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全面地展示了他在政治、军事、外交等多方面的卓越才干。巧取荆州，联吴抗曹；进军西蜀，三分天下；七擒孟获，六出祁山；这些事件在《三国志》中均有记载，虽然有的语焉不详，但既然见诸正史，可信度较高，比较准确地勾勒出诸葛亮的真实形象。诸葛亮在处理军国大事的同时，对科技和兵法的进步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称他“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诸葛亮才能之超群，连他的对手司马懿也不得不由衷地赞叹他是“天下奇才”(《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不过，诸葛亮历来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忠贞、坚毅、矢志不渝的品格。《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刘备白帝城托孤之时曾对诸葛亮说：“君才胜曹丕十倍，必安国而成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其时，关、张已死，诸葛亮在西蜀的地位无人可比。而到了南平孟获，六出祁山的时候，诸葛亮更是集所有军政大权于一身，其权势、威信比当年的曹操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要取刘禅的帝位，真如探囊取物一般轻松。然而，诸葛亮却从未存半点非分之想，而是在刘备死后的十余年时间里，内修法度，外伐曹魏，事无巨细，自必躬亲，兵出祁山，屡败屡战，即使累死在军中，也毫无怨言，真正兑现了他在白帝城向刘备许下的诺言：“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愿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诸葛亮注重法度，律己极严，在马谡失街亭后曾上疏“请自贬三等”，这样的气度在历代宰相中恐怕并不多见。诸葛亮一生俭朴，虽然位极人臣，却从不行奢侈浪费之事，他曾上表刘禅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倾，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他死后，果然如其所言。如此尽心竭力、赤胆忠心，诸葛亮的确堪称古代忠臣之典范!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末尾的一段评价，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时人对这位蜀相的认识：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由此可见，诸葛亮的品行操守、智慧才干罕有可匹，可是，这位近乎完美的西蜀丞相，倾尽毕生心血，也未能实现振兴汉室的宏大抱负，最后忧劳成疾，郁郁而终，时年仅有五十四岁。这是一个英雄失败的悲剧。
　　
　　 二
　　
　　 历史上的诸葛亮这一历史人物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不仅增加了他的神话色彩，而且加重了其身上的悲剧性。尤其是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出现，使诸葛亮的形象更加丰满而鲜活。同时也大大强化了他身上的悲剧意味。使它成为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最为深人人心的悲剧人物。
　　 诸葛亮影响的不断扩大，有一个明显的将其神化的过程。裴松之为《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所作注释引用了《蜀记》中的一段记载：“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日：‘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甃，又何秘要!”’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在西晋末年的时候，已经有人专门撰文歌颂诸葛亮的功绩，而其中“神之祗”、“人之精”的说法和对“八阵”、“木牛”、“神弩”的赞叹也隐约体现出将诸葛亮神化的倾向。到唐代，歌咏诸葛亮的名篇佳作更是层出不穷，其中杜甫《咏怀古迹》(其五)的第一句“诸葛大名垂宇宙”似乎可以看作唐人对诸葛亮的普遍认识，而《蜀相》的尾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也确实让古今许多豪杰泪洒衣襟。可以说，在唐人那里，诸葛亮不仅获得了“名垂宇宙”的无上荣耀，也更增添了一份英雄末路的悲壮与无奈。宋代苏轼、秦观等人均撰有《诸葛亮论》，对其成败得失给予品评。宋儒洪迈则在《容斋随笔》(卷八)对诸葛亮给予了极高评价：“诸葛孔明千载人，其用兵行师，皆本于仁义节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到了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中，竟然出现了“诸葛本是一神仙”这样的文字，还引用了一篇据说为苏轼所作的《庙赞》：“密如神鬼，疾若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至此，诸葛亮已经被彻底神化了。这种神化体现了当时广大平民对诸葛亮的敬仰之情，也让诸葛亮的故事变得更加妙趣横生，但也因为加入了太多虚幻不实的因素，使得诸葛亮由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变成了朦胧缥缈的神，大大损害了人物形象的鲜活性与立体感。
　　 由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历代作者对诸葛亮的赞颂、讨论或渲染不外乎走了两条道路：第一是注重史实，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进行再创造；第二是重视虚构，凭借想象制造更多神秘的光环。很明显，前者塑造出的诸葛亮更真实可信，那种由历史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悲剧色调也更厚重、更深刻，但也可能因此缺乏灵动的气息；后者塑造出的诸葛亮更神通广大，他身上所具备的超人能力可以满足许多人的猎奇心理，却也可能因此变得肤浅与媚俗。所以，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取舍，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平衡点，从而使诸葛亮真正成为一位既血肉丰满又神鬼莫测的古今第一济世贤才。
　　 《三国演义》关于诸葛亮的虚构之处极多，按照情况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在史书中有所记录，不论可信与否，在小说中都成了另外一种样子。《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有关刘备三顾茅庐的记载总共不到五百字，诸葛亮的《出师表》中也只有“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这一句话谈到了这件事，而《三国演义》却根据这些文字敷衍出了差不多两回的篇幅，其中有多少虚构成份可想而知。但是，这一段情节中徐庶、司马徽之诚心荐才、刘备之求贤若渴、关羽之高傲、张飞之鲁莽都表现得活灵活现、合情合理，没有一点牵强附会、矫揉造作的痕迹。
　　 第二类，某些事件在历史上确有其事，但主角不是诸葛亮，《三国演义》使用移花接木之法，将这些事件安到了诸葛亮的身上。诸葛亮出山后的第一场胜利是火烧博望坡，这是他在刘氏政治集团中树立威信的一场胜利，也是确立其军事领导地位的一场胜利，其重要程度不言自明。可是，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里，对如此重要的一场胜利却只字未提，反倒在《先主传》中出现了下面的记录：“(刘表)使(刘备)拒夏侯悖、于禁等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悖等追之，为伏兵所破。”可见，火烧博望，击破曹军的并不是诸葛亮，而是刘备。《三国演义》不但把刘备的功劳夺过来，硬塞到诸葛亮手里，还把这次立功的过程描写得绘声绘色，从定计、接战到放火，可谓丝丝人扣、滴水不漏，让人不相信也难。这种在修史中不能容忍的做法，却在小说创作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给诸葛亮提供了一个小试牛刀的机会，也为他后面的表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类，有些情节明显不是史实，但《三国演义》或采用野史记载，或吸收民间传说，或改造前代小说、戏曲，有时甚至仅凭作者想象娓娓道来，居然大多都能自圆其说。这可能是《三国演义》中出现最多的一类虚构，草船借箭、祭东风、三气周瑜、智料华容道、巧摆八阵图、骂死王朗、火烧上方谷、锦囊杀魏延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情节都属于这一类。这些情节虽然出人意料、神秘莫测，但小说中却写得有理有据、言之凿凿。如写草船借箭时，小说特意让诸葛亮道出了其中的玄机：“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雾，因此敢任三日之限。”于是，这个虚假的情节便有了一个极其合理的解释。它使诸葛亮形象变得既可敬可佩又可感可信，从而获得了更长久的生命力。
　　 古往今来，人们总是对那些失败的英雄抱以极大的同情，而对那些能力平庸的失败者则会嗤之以鼻。所以，要让诸葛亮的悲剧深入人心，首先要使他成为一位旷古未有的英雄。《三国志》中的诸葛亮虽然已经非常杰出，但是离人们期望的高度还有一定的差距，“奇谋为短”的缺陷无法满足读者的心理需求。于是，《三国演义》虚构了大量的奇谋妙计，将原本只以忠贞坚韧、法纪严明著称的诸葛亮塑造成了一个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足智多谋、风流倜傥，在外形、气质、品德、才智等各方面都近乎完美的智圣形象。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智圣，也无法改变汉室衰微、西蜀灭亡的命运，目睹这样的悲剧，又有谁能不为之下泪呢?《三国演义》中众多脍炙人口的虚构情节大大加强了诸葛亮这一人物形象的悲剧性，可以说，离开了虚构，诸葛亮的悲剧将不可能具有如此强大的冲击力。
　　 另一方面，虚构也需要把握分寸，只有合理的虚构才能为诸葛亮的悲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一般只会对那些能拨动自己心弦的事物倾注感情，此乃人之常情。假如诸葛亮真的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仙，那么他就永远只是个飘浮在空中的幻象，他的成败得失永远也不可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所以，要想拥有催人泪下的悲剧力量，诸葛亮就不能过于神奇，不能超越人力的局限，必须让普通人能够在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这样才会产生感同身受的效果。这种人力的局限在诸葛亮晚年体现得尤为明显。《三国演义》第一百三回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日：‘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此处写诸葛亮的所感所叹，作者当然无从知晓，完全是凭空想象而来，但却入情入理，与常人失意时的心境别无二致，而联想到孔明一生叱咤风云，而其凄凉悲苦之情更甚常人，任何一个人读到这里都不能不悲从中来，不能自已。
　　 总之，对于《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而言，神性使读者记住了他，人性使读者接受了他，由合理的虚构而达到的神性与人性的巧妙结合，则使读者真正地用心灵去感受他的痛苦，用情感去体味他的悲伤。
　　
　　 三
　　
　　 造成《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悲剧效果是多方面的，但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观念对诸葛亮思维与行动的强大约束力，更加能烘托诸葛亮的悲剧。
　　 诸葛亮出山后，跟随势力弱小的刘备，风险已是极大；而在刘备死后，他明知西蜀国力大伤，却还要屡屡以弱国之军，犯强敌之境，凭一己之力，苦撑危局，最后劳累致死。诸葛亮的悲剧结局，《三国演义》早在他出场之前就给出了暗示。司马徽向刘备举荐诸葛亮后仰天大笑日：“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诸葛亮的好友崔州平亦有“使之斡旋天地，扭捏乾坤，恐不易为也”的议论。耐人寻味的是，当诸葛亮听说徐庶向刘备举荐了自己，“闻言作色日：‘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可见，诸葛亮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扶汉兴刘的结局和自身的命运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甚至可以说，他和司马徽、崔州平一样，对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早有预料。既然如此，他自然有机会避开这条布满荆棘的危险道路，这对于智慧超群的诸葛亮来说，原本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然而，诸葛亮却放弃了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刘备死后，诸葛亮权倾西蜀，这时他拥有更多选择，比如把阿斗踢到一一边，自己取而代之，或者死守西蜀，安度晚年。可是，他又将种种选择都一一放弃了。他以自己的行动向命运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