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处村乡，总有各种各样的人。有无赖恶霸、地痞村氓，他们无作非为，搅乱着生活的秩序；有乡贤豪杰、志士仁人，他们鞠躬尽瘁，引导着文明的方向。人们憎恶胡作非为的地痞村氓，而崇敬造福乡里的志士仁人。
　　 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地痞村氓们可以滥竽充数、跋扈出没于庄严的舞台上；而志士仁人们却饱受屈辱、背上沉重的十字架。
　　 我很小时，母亲牵着我的手去供销社买东西；在路上经常碰到一个老人，他或者在扫大路道地；或者在拾猪屎牛粪。母亲总非常客气地与他打招呼，叫他“可法爷爷”，而且叫我也叫。
　　 “可法爷爷”叫赵可法。他曾是国民政府治下的檀溪乡乡长。母亲经常讲他对我们的许多好处。比方说和平佬和吴万玉﹝国民党七县剿匪司令﹞来我家抓人时，他往往派人提前来通知，使我母亲有从容避走的时间；比方捐税太重，我们缴不出时，他会给我们免去或部分免去，不致于弄得东拖西借。而使我母亲更感激的是他成全了我两个姐姐的读书梦。
　　 我爷爷是旧思想比较重的一个人，他尤其不主张儿孙们读书，他认为读书是最没有用处、最亏本的行为。他常说，只有沿门来籴谷的人，沒有沿门来籴字的人。对于女孩子读书，他更是从心底里反对；女孩子长大是要嫁人的，是别人家的人，给她们读什么书呢？化这冤枉钱干什么呢？
　　 我外公家是知识分子家庭，所以我母亲也认为读书好，自作主张叫我二个姐姐入当地的蓝台小学读书，为此我爷爷唠叨不已。当我大姐小学毕业要读初中时，我爷爷说什么也不肯了。这时赵可法先生来做我爷爷的思想工作。赵可法当时是忠义中学的校董，是当过乡长的地方名人，我爷爷觉得很有面子，也就同意了给孙女儿读初中。此例一开，我二姐也顺理成章地读完了初中。
　　 解放初，我姐姐的好些女伴们因为沒有文化，无法出去工作；而我两个姐姐却都找到了比较好的工作。此后在我们家庭最困难的时候，是我二个姐姐挑起了家庭的担子。我母亲认为这是姐姐们读书的好处，而姐姐们有书读，可法先生功不可没。
　　 我逐渐长大，知道的事也多了起来。原来赵可法先生并非单对我们一家好，他是一个有大功于桑梓，有恩泽于乡亲的志士仁人。
　　 赵可法1915年毕业于省立五中﹝今绍兴一中﹞，随即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回乡，任赵家蓝台小学的董事长，千方百计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
　　 同时他集资在赵家办起了长阜机米厂。现在的年轻人当然不懂没有机米厂之前，由谷变米的艰难。一种是碾子，由牛拉着一个巨大的石轮，在圆形的石沟里反复碾转，把谷壳碾破而获得米；一种是用人力的“踏碓”，用脚一次一次踏一根长木，长木头上的石杵一次一次击打石臼中的谷子，由此获得米。这兩种传统的碾米方法既费时，又费力，碎米很多；出米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几。而碾米机加工又快又好，出米率达到百分之七十几。五十年代歌颂新生活的顺口溜中还有这样的句子：“吃的机器米，穿的洋车衣。”赵可法碾米厂的办成，使赵家地区的稻谷加工水平有了一次质的飞跃。
　　 赵家地区盛产蚕茧，赵可法又办起了厚生茧厂，引进了日本先进的烘茧设备，大大提高蚕茧质量。在家乡增进地方实业，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地方经济起了促进和模范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赵可法与其他乡贤达人一起，献身于枫桥地区的教育事业。首先他们办起了大东战时补习中学，使许多由于战争失学的学子能把学业继续下去；当绍兴中学由于战乱迁来赵家时，赵可法热心地帮他们在花明泉落实好校舍，使其很快继续开学；后来又办起了忠义中学，进一步促进了枫桥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解放后忠义中学改成学勉中学，赵可法还是第一任校长。
　　 后来我读初中了，依然经常看见赵可法在扫大路，拾猪粪。他虽然穿着破旧衣服，但很干净整洁；神色安祥平和。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似乎并不贴切的成语：——斯文扫地。
　　 赵可法因为家庭成份是地主，又当过国民政府的乡长，所以离开教育岗位，回家接受群众监督劳动。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好斗的村民们斗恶霸、斗地主，情绪激昂；但要斗赵可法时，大家却面面相觑了；毕竟大家良心未泯，大家找不出他该斗的理由。相反人们记起了他的许多好处，记起了他对于家乡的许多贡献。在赵家地区，确实有许多为富不仁者，但绝不是他赵可法。最后，几个村氓上台，对他胡乱吼几句“你剝削我们，你压迫我们”而了事。
　　 平心而论，赵可法确实非常冤屈地作了时代的牺牲。他当乡长是在四十年代初，是国共合作时期，这时共产党的许多大干部尚且是国民政府的高官，他一个小小的乡长又算什么呢？
　　 不错，他家是地主，家庭的经济来源很大一部份靠地租；从马克思劳动剩余价值论来看，收地租当然是剝削，但是这种剝削是当是政府的政策所允许的。就象现在许多包工头，许多私营业主，还不是在僱工剝削？许多国家干部，还不是在出租房屋收取租费？道理也一样，政策允许。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财富变成了罪孽，而且株连下代，祸及儿孙。
　　 更何况他本人一生从事的基本是教育工作，他教了半辈子书，根本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个自由职业的工作者。
　　 文化革命时，他依然扫大路，拾猪粪；只是衣服上別了一块布，上面写着“伪乡长，不法地主。”原来的谥号前加了二个定语，以示更加罪孽深重。有时也上台挨斗，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作为反动派，站在台角，接受革命派激昂慷概的批斗。
　　 这时候他依然气度平和，神色安祥。
　　 他是1969年去世的，当然还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
　　 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各各地被钉上了十字架，只钉了六个小时就放下了；而他却整整被钉了二十年。
　　 上世紀末，我翻看＜枫桥史志＞，在“教育”和“人物”栏上都赫然写着赵可法的大名，而且充分肯定了他一生的功绩。历史终究纠正了扭曲和邪恶，公正地还原了本来的面目。
　　 倘若在天有灵，他应当可以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