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的时候，教室是一个破庙里，风吹日晒，屋顶上窟窿眼眼可以看到蔚蓝的天空。
　　 教室里的教学设施也相对比较简单，课桌都是生产队出工，泥瓦匠用土坯垒起来的“泥墩墩”，凳子都是从自家家里拿来的木质小板凳，简易而粗糙。就这样一种现实情况，教室里的学生还分为两个年级：这一半坐的是四年级，那一半坐的是五年级。这一半听课的时候，那一半是自习。那个年代课程主要的只有两门：语文、算术。
　　 破庙里面上课，窗户也都是开的。在风和日丽的日子，温暖的阳光会从房顶，窗户照进来，照在人身上，懒洋洋的，也照花了半个黑板和老师的身影。语文老师手里拿一根长长的竹子做的“教棍”，如果谁在下面窃窃私语或者交头接耳，他就会用教棍使劲的在讲台的桌子上敲打。我是一个“患有”多动症的孩子，所以吃教棍也是家常便饭。老师用教棍打人一般都在手上，或者背上，偶尔也在头上敲打几下。我上课坐的很端正，但会出洋相，比如数学老师在课堂上不用圆规，画一个圆，便划成了一个椭圆形。
　　 我就梗着脖子故意大呐喊：“啊，老师，划的圆扁的和你的头一样。”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老师从黑板跟前走下讲台，看着我有点恼羞成怒：“扁的和你的头一样。”说着就用教棍在我头上狠狠的敲打,嘴里不停的念叨：“我叫你出洋相。”
　　 我的头皮“格生生”的疼，同学们“哈哈”的笑，我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坚决的忍着，没有让泪珠子滚落下来。
　　 那个年代，老师使用暴力，也不是什么鲜见的稀罕事，像我这样的学生，挨打也成了调节死气沉沉的课堂气氛的催化剂，因为我本身像一颗金属钠离子，经常处于游离状态。挨教棍挨久了，也让我的中枢神经疲惫了。如果两天不挑点事情出来，在同学和老师看来，都有点不正常。
　　 也许是早饭红薯吃多了的缘故，坐在课堂上肚子开始涨起来，我使劲的抱着肚子坐着，狠狠的憋着，居然憋出个屁来。课堂上放屁，应该算很正常的生理反应。可倒霉就倒霉在我的屁放的很有特色。发出的声响也不是简单的“嘟”的一声就完了，而是尖利悦耳，“滴滴……”，持续时间很长，有柳笛吹响的风采。同学们就都像沸油锅里倒上了水，笑得前扑后仰。
　　 老师也忍俊不禁，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但这并没有逃脱我挨教棍的厄运。就是现在我想起儿时课堂上的种种趣事，也会兀自发笑。
　　 作为教室的破庙，都是破“四旧”那阵子，打了神像，拆了供桌。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也算是仅有的公共财产。要是放到现在，绝对按照危房对待，别说学生，就是寻常百姓家也不住的。
　　 过了农历三月初三，开始到了春暖花开的日子，农村素有“三月三驴解鞍”之说。也就是说过了三月三，气候开始变暖，人们就要脱掉冬天的棉袄，正式穿上夏天的衣服，换季了。
　　 这样的温暖，坐在课堂上，听着老师干巴巴的讲课，人的大脑神经很疲乏，习惯性的眼皮沉重。如果闭上眼睛，冷不丁头上就会挨一教棍。所以，我就拼命的捏自己的鼻子，乘着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我赶紧抬头四处张望。这一张望，“瞌睡虫”一下子跑到爪哇国去了。
　　 我在老师讲台头顶的房梁上看见一条土灰色的蛇，比老师的教棍粗，大概七八十公分长，盘踞在房梁上，吐着口里的芯子，死死的盯着房顶窟窿上面的一只麻雀，麻雀被吓傻啦，不叫也不动。我惊得瞠目结舌，张大嘴巴观望着。
　　 数学老师写完一道鸡兔同笼的应用题，转过身第一眼就看见了我的异常。他使劲敲打着黑板对叫着我的名字说：“你上来，把这道题在黑板上解一下。”
　　 “老师，蛇、蛇。”由于恐惧，我的声音颤抖而结巴。
　　 “什么蛇，你又出啥洋相。”老师由于愤怒，表情有点扭曲。
　　 “不是，老师，房顶……”没等我把话说完，那条蛇卷着麻雀，“啪”的一声，掉在了讲台的讲桌上。
　　 教室的同学们都从泥墩墩旁边站起来，惊恐的瞪圆眼睛，看着愤怒的老师和那条摔晕了的蛇，还有傻愣愣的小麻雀。
　　 老师手疾眼快，拿起教棍狠狠的在蛇的头部击打，蛇头最终没有扬起来，身子动了动，摊在了讲桌上。最后被老师用教棍挑着，扔到了外面的田野地里，老师今天破天荒的没有打我教棍。
　　 那时候，学校设施简陋，没有吃饭的厨房，教师都是大队分派给各家各户管饭的。渭北黄土高塬海拔高，吃水也是困难重重。水井很深，七八十米深，采用的都是单辘辘，双井绳。吊水的时候，一个人扳辘辘，一个人理绳子。
　　 学校教师的生活用水都不是在附近村子里的辘辘上绞的，那个辘辘，学生是操作不来的，一般都是村子里的专人负责。而是从我们住在塬下的村庄里抬上来的，我们塬下沟深井浅，辘辘好使唤，绞水相对容易些。
　　 所以，除了上学，我们还要负责给老师运送生活用水。一般是两个人一组，一个木桶，一根棍子，利用下午的自习课去抬水。
　　 轮到我抬水的那天早晨，在家睡过了头，来学校时已经上了早操。我被校长堵在校门外，他要我早操完了在全校师生面前，检讨，保证以后按时上学。就这样一件小事，让我产生了一种极强的逆反心理，思谋着怎样报复老师。
　　 我和黑蛋一搭抬水，抬到坡上阴阴沟的时候，累得我们两人上气不接下气。放下来，坐到土地上阴凉里休息。
　　 我突然眼前一亮，歪主意涌上心头。
　　 我给黑蛋说：“咱们给他尿到桶里头，让那些老师喝去”。
　　 “不敢吧，这样的二事也能做吗？老师知道了不扒了咱们的皮。”黑蛋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怯生生的看着我。
　　 “管他呢。”我说着就掏出“小鸡鸡”“哗啦啦”的尿到水桶里。
　　 黑蛋死活不敢尿，我就脱他裤子，打他说：“你不尿就是叛徒，想告密。”黑蛋打不过我，为了不背“叛徒”的名声，也往水桶里撒了一泡尿。
　　 原本这件事情在我看来，我和黑蛋不说，神不知鬼不觉，就没有人知道，我当时觉得自己蛮有成就感的。谁知道黑蛋天生是个软蛋，怕事。把水放到校长门口，我前脚进教室，狗日的黑蛋就去给班主任汇报了。
　　 看着凶神恶煞的班主任和怒火冲天的校长，还有脸憋得通红的黑蛋。我心想：完了完了，这下可真闯祸了。
　　 班主任走到我跟前，二话不说，抬腿就用脚踢，我躲闪不及，摔倒在地上。校长伸手拦住班主任，把我从地上拉了起来。
　　 “去，回家把你家大人叫来。”校长恶狠狠的对我说。
　　 父亲是个粗人，知道事情的原委以后。晚上用绳子把我绑起来，吊在我家窑洞的门框上。用笤帚把疯狂的在我身上抽，我鬼哭狼嚎一般的叫喊，母亲被父亲推到一边抹眼泪。
　　 “我叫你坏，小小年纪不务正业，一肚子坏水，啥事你都敢干。”父亲边抽边说。
　　 说实在话，这是我童年最悲催的一次记忆，其实在这之前，父亲就从来没有打过我。我最后才知道给老师水桶里撒尿，并不像一般的调皮捣蛋那么容易得到老师的谅解。当时学校开会研究决定，是准备开除我的。父亲母亲找到学校，求婆婆告爷爷，好话说了几箩筐。班主任也出面求情，这一点倒是我没有想到。学校答应暂时不说开除，就留班留校察看，以观后效。
　　 若干年以后，和黑蛋说起这件事情，他就说我当年太疯狂，都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年少的时候谁都弄不清楚上学对一个孩子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那时候市面上流行一句话：不学ABC工分挣得美，不学X加Y，工分照样能挣来。学好数理化，不如遇个好他爸。那个年代，上大学是推荐的。提倡的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是社会主义的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等真正离开学校，到了广阔天地间。才知道豪言壮语是不可以当饭吃，当工作做的。再回过头来审视自己所走过的路程，所做的点点滴滴，并不能简单的用错与对来衡量，只是在大脑深处留下一个时代的烙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