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与西方文学史上第四座里程碑《浮士德》，两者似乎没有可比性：就文体而论，《西游记》为小说，《浮士德》为诗剧；就创作时间而论，《西游记》创作于16世纪，《浮士德》创作于18世纪。但其实两者有很多共同之处：都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都有着天马行空、汪洋恣肆的风格，都想象绮丽大胆，情节跌宕起伏，场面壮阔宏大而赏心悦目，角色纷繁众多而鲜明生动。两者有着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从母题学的角度来看，两部作品岁出自不同的民族，但却同属于一种古老的文学类型，它们的母题都是追寻。但在这同一母题内，两者又有一些差异性和互补性。
　　 首先，两部作品的追寻者团体的组成方式有巨大的差异。《浮士德》中的追寻者团体是浮士德和魔鬼梅菲斯特。浮士德与梅菲斯特打赌，由梅菲斯特充当浮士德的仆人，引诱他去历览人生，一旦浮士德感到欣然自满，对某一瞬间说：“真美呀，请停留一下！”浮士德便把自己的灵魂输给了魔鬼梅菲斯特，成为了魔鬼的仆人。因此，浮士德和梅菲斯特是通过契约关系而建立起的一个追寻者团体。然而，浮士德和梅菲斯特的打赌，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颇为奇怪的。通过契约关系建立起追寻者团体或者其他人际关系，在我们看来同样是难以理解。《西游记》中的追寻者团体是唐僧师徒，这个团体则是以人伦为纽带而联系起来的。唐僧师徒四人有严格的等级关系，师徒有别，长幼有别，不可逾越。尽管唐僧人妖不分优柔寡断胆小懦弱，孙悟空神通广大聪明机智，还常受唐僧的窝囊气，却始终一心一意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种人伦关系把唐僧师徒四人紧紧地拴在一起。同样地，通过人伦关系建立起的这个追寻者团体，也另西方人难以理解。
　　 这两种追寻者团体不同的组成方式体现出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文明形态的差异。《浮士德》创作于18世纪，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启蒙运动正在进行。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否定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提出“天赋人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正是启蒙运动的一部著作，影响深远。在这种契约文化的影响下，社会是一个平等的、权责对等的社会。对个体来说，个体与国家、社会及周围一切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的，每个个体都是人格平等、独立自主的，他们的行动和行为是受契约约束的。浮士德与魔鬼梅菲斯特是启蒙主义思潮的产儿，他们俩的关系就是一种契约关系。虽名为“主仆”，但两人的关系是平等的，都有独立的人格，并没有出现仆人对主任言听计从、唯唯诺诺的现象。而在《西游记》中则不是这样的。虽然孙悟空本领高强，唐僧懦弱无能，但因着二人是师徒关系，孙悟空必须无条件听从和服从唐僧，因而才会有唐僧多次念紧箍咒多次赶走孙悟空的场景。这种人伦关系在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孔子就曾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古也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说法。这些都深刻地说明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伦理道德型文化，我国的封建社会是伦理道德型社会。《西游记》创作于16世纪，即明朝。明朝废除了丞相制，君主专制的皇权得到极大的加强，这种封建伦理道德也更加严苛。因此，在《西游记》中出现的孙悟空多次蒙冤就是这一社会背景和文明形态的体现。
　　 其次，两部作品的追寻着动机和出发点存在差异。浮士德形象是西方精神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作者试图通过这一形象，把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统一起来，以开创人类新的精神出路。浮士德和梅菲斯特这个追寻团体的出发点就是希腊精神的体现。希腊精神提倡个人主义，肯定人的世俗欲望，主张以人为本。浮士德的追求是为自己去追寻，他的目标是个体性的目标。他一生追求的理想莫过于发挥人最本能自然的渴求，做一个具有人性的人。他的追寻物是“美的瞬间”，是一个理念而不是实物，他对这个理念的追求是他个体性的追求，因此《浮士德》彰显的是个体本位。《西游记》中的追寻者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他人去追寻，是为了群体的利益。唐僧师徒的追寻物是具有实体性的对象——超度众生的经书。他们体现的是我国以道德伦理为本的传统文化。同样是人本主义，东西方有极大的差异。西方的人本主义是以人为本，尊重个体的发展，核心是个人本位；而中国的人本主义却是以义务本位为前提的，它提倡把个人的利益和价值放在集体、国家、社会的利益和价值中实现，以集体为本。《西游记》中就是这种义务本位、集体主义的彰显。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和两个师弟完全可以独自行动去取经书普渡众生，但是由于他们四人是一个集体，所以他们坚持集体主义，把自己的价值和利益放在集体之中。
　　 再次，“浮士德难题\\\'”是东西方人类共同的难题。《浮士德》引出了西方文学中有名的“浮士德难题”：怎样使个人欲望的自由发展同接受社会和个人道德索必需的控制和约束协调一致起来，即怎样谋取个人幸福而又不出卖个人的灵魂。浮士德经历的知识悲剧、爱情悲剧、政治悲剧、美的悲剧和事业悲剧，鲜明地写出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想移山填海造福人民，却使得一对年老的夫妇被杀；他以为他听到的劳动的声音是在继续进行他的移山填海事业，没想到却是在为他挖掘坟墓。作品通过许多这样矛盾而又悲哀的事实和想法，揭示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灵与肉的冲突。在《西游记》中，同样也有这种冲突。孙悟空心比天高，渴望无拘无束的生活，却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并且必须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他有莫大的本领，善恶分明嫉恶如仇，却偏偏被戴上紧箍咒，很多时候无法施展本领。这种冲突还体现在妖怪的下场上，很多妖怪在人间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却被带上天庭成仙成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浮士德》和《西游记》通过善与恶的较量，揭示出“浮士德难题”其实是东西方人类共同的难题，它是每个人在追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时都将无法逃避的“灵”与“肉”，自然欲求和道德灵境，个人幸福和社会责任之间的两难选择。
　　 《浮士德》被称为西方近代人的“圣经”，《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两者作为同一追寻母题下的作品，既有差异又有共性，而它们之间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