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莫言得了个诺贝尔文学奖，这本来是一件个人的事情，但是对于当地的某些官员来说，莫言的家就应该不是莫言的家了，甚至莫言也已经不是莫言父亲的儿子了。换一句话来说，莫言已经不是个人自己了，而成为某种公有的政府名片。不管你莫言愿不愿意，这已经是大势所趋。在我国众多的知名作家群里面，大家多年不管是口头上咋说，但是都难免有一种心里盼星星盼月亮的期待感。当幸运这颗雪花一不小心飘到莫言头上的时候，没有想到地却是当地政府却比莫言更激动了十分。万亩红高粱计划的横空出世，着实让莫言也吃了一惊。如果说莫言得了诺奖，那是给了有诺奖情节国人们一剂兴奋药，那这万亩红高粱的计划着实算作是一种搞笑的狂人日记。
　　 不管咋说，诺奖的名头要比我国茅盾文学奖要大得多，这万亩红高粱的计划也算不上是一种过分的疯狂。比起前几年，陕西的贾平凹大作家名头正盛的时候，作家故乡丹凤县打的贾平凹旗帜就显得更加的飘扬，贾平凹故居、贾平凹文学苑等等近乎圣人待遇般的设想规划，更是将贾平凹供奉到了当地财神的至高地位。
　　 对文学创作的支持和重视，对知识文明的敬畏和尊重，不是建立在从细节做起，从环境氛围和细微枝节来关注文学创作者的生存环境；更不是建立在规划中，在政府作风和作协支持鼓励中夯实根基；相反却在假大空的旗帜下，都成了一种功利思维下弄精作怪。如果说这些拿今人的名头来做地方政绩的举动是某些官员臆想之下的荒诞举动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各地论证一些荒谬的史料，作为经济发展的某种旗号就显得更加幼稚和天真了，且与重视文化的本身相去甚远。
　　 实在不知道是老祖先太过于糊涂，还是今人精明过了头，一件件看起来本来就是一件很明了的事情，近乎一夜之间硬是让今人各地给闹糊涂了。明眼人在一边看热闹，冷眼人在一边泼凉水，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各地政府达人的那种热情劲。想起前几年河北正定和临城政府再为赵云故里争得头破血流的事情，想到就算是胆大如斗的赵子龙再世，面对如此尴尬也恐怕只有含羞蒙面而走的份了。赵云故里到底里面能含有多大的经济效益，恐怕就是诸葛孔明再生也说不清个一二来，但是这不影响双方各地文化人之间的口舌之争。河北正定虽有三国志等史志资料可以佐证赵云故里就是此地，但是也无法阻挡临城对赵云故里的的追求和向往。经过河北临城的不懈努力，2009年，临城“赵云故里传说”竟然被列入河北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虽然只是传说中的赵云故里，也能诞生临城在3年到5年内修建一座占地300亩的“赵云文化主题公园”的远大规划来。
　　 两地相争，甚至更多地方为了一个莫须有的名人故里，而闹得各地唾沫星子乱飞，放眼开来，如今发生这样的事情简直也太多了，都有些多不胜数的味道。不要说是什么远古传说中的华夏祖先炎帝故里，还是后来的道教鼻祖老子故里，以及传说中的七仙女下凡地，间或花木兰的故里，甚至淫贼代号的西门庆的故里，各地政府都开始了激烈争夺。在各地政府及当地文化界人士积极参与历史名人故里之争的过程中，各方论证的理由直说得到了唾沫星快要淹死对方的地步，但是最终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也无更权威的上级部门来对此予以厘清，也许其本身就无法厘清。于是乎文化遗产之争、历史文化名人之争便成为地方政府工作的一种现象而普遍存在。如果说这些工作真地是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文化建设的一种表现，那也未尝不是好事。可是事实上总不是那么一回事。看看临城对赵云故里的重视程度，再看看临城有一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普利寺塔，却得不到应该有的重视和保护，至今在那个文物的重点保护区里还有不少地方被民房和企业占用。在文化层次中二者相比谁重谁轻明眼人都可以看到。按照常理说一个历史文化名人的祖籍和出生地，是非常严肃的历史学考证方面的学术问题，如果没有如山的铁证，千万不要随意建设一些山寨设施来表现。可是现实中的事实却恰恰相反。借用河北省文联副主席、民俗专家郑一民的话来说：“我们研究历史，推崇历史名人，重要的是弘扬其所承载的文化与精神，服务当代两个文明建设，历史名人出生地不是关键，关键是后人是否把历史名人及其遗迹所承载的文化做大、做强、做出影响来。”由此一眼可见，其它什么文化之说都是冠冕堂皇的说法而已，而随意佐证的资料也只是杜撰而已，而其真正的用意只是为了经济效益而已。
　　 当财神赵公元帅的地位在国民政府潜意识中占据第一位的时候，任何打着文化的旗帜而刻意谋取某种政绩的时候，各地政府在文化领域看似种种荒诞不经的举措，也就有了出处。
　　 翻阅史料，就看到了汉代的上官桀，上官桀本来是汉朝管理养马的一个官员。汉武帝曾经生过一场病，病愈后见到自己的马匹大多都廋了，不禁大怒，要处罚上官桀。上官桀立刻叩头说：“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不在马。”
　　 由此看来说假话谎话这种从政官员的恶俗，本来就是一种人治制度下的吏治常态罢了。而一句意不在马，放眼当今，就足以说清各种名人故里之争以及地方政府在假文化之名背后的各种荒诞举措产生的根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