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当我在键盘上敲击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心里忽然产生一种陌生感。是的，时光如梭，祠堂的背影仅仅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矗立着，这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记忆里的祠堂早已蒙上了一层灰尘，轻轻拭去三十年的浮尘，儿时的祠堂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来。
　　 祠堂是我家的祠堂，说详细点那是我们韩氏家族的祠堂。我们家族的祠堂可不是一般的祠堂，它是典型的徽派建筑，粉墙黑瓦，高脊飞檐，斗拱廊柱等等无不大气宏伟、华丽典雅。在我的记忆里，光它的地基就有两米高，青砖砌成的台阶上长满绿色的苔藓，一层一层通向宽阔轩敞的大门。步入大门，里面一共有三进院落，第一进院落最大，东西二面各十余间厢房外的回廊组成一个凸字形的前窄后长的天井，天井里种着一株碗口粗的腊梅和一株一抱粗的柏树，柏树长年蓊蓊郁郁，腊梅枝繁叶茂，寒冬腊月时节开花，暗香浮动，三重院落、数十间房内皆闻花香。径直走过回廊，前面是一个大厅，这以前应该是摆放供桌几案以及祭品和香烛的地方，东西两面各有两间房，以前应该是摆放灵牌的地方。第二进院落之前是一面一人高的照壁，转过粉白的照壁，四四方方的回廊围成的一个小院忽然跃入眼帘。廊柱有小孩腰粗细，油漆在多年的风雨中剥落殆尽，早已看不出原色，柱下的圆形石墩刻着花鸟鱼虫图案，天井是口字形的，地面上嵌满着细碎的卵石，光着脚丫走在上面，极舒服。最后一重院落就是一个小院，无回廊，两间简陋的屋舍堆放着杂物，院里还有两畦地，以前似乎种过花草之类的，现在一片荒凉。
　　 我不知道祠堂诞生于何年何月，但我知道，在一九四九年之前，祠堂里一直供奉着我的祖先的灵位，逢年过节时，族人便要到祠堂里祭祀上香，在香雾缭绕中，族长率领族人向列祖列宗汇报着这一年的风调雨顺和族人的大事小情，深深镌刻在灵牌上那些名字，一个个早已在岁月里消失，在族人眼里变得越来越陌生；然而，只要祠堂在，那些名字一直会不朽！族里的男女老幼在祖宗牌位面前表情凝重，无不恭敬而温良，祠堂里的气氛庄严而肃穆。
　　 这一幕我没有亲眼目睹过，那是听父母的描述之后的想象。因为在我出生前的年代，祠堂已经结束了它应有的使命，祠堂的外表尚在，而它的灵魂却如烟消云散。祠堂的灵魂的消亡因为它的大气宏伟，因为它的华丽典雅，因为它的三进院落，因为它小型宫殿般的建筑结构，它在1949年竟被刚打下江山的革命者们相中，于是，列祖列宗们栖息了数百年的祠堂，瞬间华丽转身成为镇政府的办公场所！
　　 曾经有人问，列祖列宗们的灵魂何所依？革命者们斥责道：那是迷信！人死何来灵魂？于是，几百块灵牌被劈成木柴，进入家家户户的灶膛化为灰烬！祠堂里的供桌和香案也被村民瓜分，我家也有幸珍藏了这样一张从祠堂退伍的八仙桌，镂空的花纹和精美的图案也因此停留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我曾在这张八仙桌下蹒跚学步，也曾在这张八仙桌上初学用箸，也曾爬到桌面上撒娇打滚，甚至站到桌面上仔细研究梁上的燕子窝……可我不知道它曾经有过那样神圣的使命！这张供桌是幸运的，它从冷冷清清的祠堂来到热闹无比的村落草堂，紧挨着的是一幅伟人的画像，呢喃的燕子出没在它上方的屋梁，孩子绕着它的膝盖成长，鸡鸭在不远处低吟浅唱……
　　 供桌获得了一次重生，而没有了灵牌、香案和供桌的祠堂经此剧变后会是什么模样呢？
　　 【祠堂内外的人】
　　 被征用的祠堂门前挂出了两块红字白底的木牌，左边是镇政府的牌子，右边是镇党委的牌子，狭长厚重的两块木牌像楹联般挂在大门的两侧。从这一刻起，冷清的祠堂开始扮演了政府机关的角色，日日宾客盈门，有时甚至门庭若市。值得一提的是，祠堂身份的转换让当时的中国出现了镇政府不在镇上却在村里的奇观，我们的这个小小村落因为和镇政府做邻居而越来越热闹。祠堂的第一代新主人是些穿军装的军人，后来渐渐变成穿上衣四个兜干部服的干部，再后来又换成穿军装的人，只不过他们没有帽花领章，他们是造反派红卫兵；再后来，造反派失势，穿干部服的干部再次粉墨登场。这四次走马灯似的轮换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当好戏都快收场的时候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等我记事的时候，文革也接近尾声了，不过，我儿时清澈的眸子还是清晰地看到这个巨变之前的世界死水微澜的情景。
　　 从家门前的墙角转过来，一条小路通向祠堂外的广场。广场并不大，周长约百余步，原因是一汪半月形的水塘挡住了广场延伸的的脚步。水塘也不大，数亩水面常年荡漾着满塘绿波，柳丝蘸水而生，阵阵涟漪里，祠堂的倒影被拉长变形。从祠堂出，下台阶十几步就是一水井，水井下临水塘，高数尺，以山石垒砌而成，苔痕遍布，无水泥勾缝，却从不见向外渗水，水质甘甜，村人担水几桶须臾水满如故，无论旱涝，终年水位不增减。
　　 不知是偶然还是有意，祠堂内一进院落的西北角也有一眼水井，有井台井栏辘轳，和外面的水井有着天壤之别。我现在常常在想：这坐北朝南的祠堂和那口水塘以及上下两眼水井恰好构成了风水学上所谓的一个巨大八卦图案，祠堂和水塘是阴阳鱼，而那两眼水井分别是阴鱼和阳鱼的鱼眼！可见当初设计者的匠心独运！我在长大成人后，足迹踏过大江南北的不少地方，也见过不少祠堂，包括声名遐迩的安徽歙县祠堂，但都不及我儿时记忆里的韩氏宗祠！由此也可见当年领头建祠堂的人绝非等闲之辈！
　　 但不管当初祠堂的设计者如何地匠心独运，如何地顺应风水，现在的祠堂仍然无可奈何地接受着历史的安排，它已经不叫祠堂，它现在叫做“人民公社”。
　　 我在祠堂的台阶下看了一会蚂蚁搬家，然后跑到水塘畔的水井边，趴在没有井台的水井上往下张望，对着如镜似的井水挤眉弄眼，和井里的孩子说话，这一幕是我儿时的拿手好戏，虽然家里人一再告诫不得去井边玩耍，可是我一直置若罔闻，乐此不疲。这一天当我又在井边形影自怜之时，忽然一阵喧哗声打断我的游戏。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衣衫褴褛的疯子正站在公社门前的广场上痛骂拾阶而上的两个公社干部。那两个干部我认识，一个是公社书记王家仓，另一个是镇长鲁有贵。疯子则是全乡闻名的郭大愣子。据大人们说前几年文革如火如荼之时，这位郭大愣子可是红得发紫，他原先在林彪的四野当过兵，参加过辽沈战役，在打锦州的第一波攻击中英勇负伤，后来因此而退伍，在回乡种田默默无闻十余年后，听闻林副统帅大红大紫，于是他也不甘寂寞，勇敢地当了乡里的第一位红卫兵造反派，率众抢班夺权，自己做了公社革委会的第一把交椅，王家仓、鲁有贵等人也一度是郭大愣子的阶下囚，谁知风水轮流转，几年之后林彪东窗事发，折戟沉沙于温度尔汗，被视为林彪余党的郭大愣子也跟着从云端跌落到地面，王家仓等人咸鱼翻身开始折腾起郭大愣子，逼迫他交代历史问题，郭大愣子经不起这样的大起大落，一夜之间精神失常了。
　　 疯了的郭大愣子还能认识以前的老对头，他站在广场上开始怒骂：“我日你妈王家仓，我日你妈鲁有贵……”“一把手、二把手，以前不过是老子脚下的两条狗……”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疯子的即兴表演，同时偷眼看着两位当权派的表情，却见那两位置若罔闻地腆着蓝色涤卡干部服下的将军肚，不急不慢地踱着方步走进祠堂里面。郭大愣子讨了个没趣，悻悻地离开。路边板栗树上的一只喜鹊忽然“喳喳”地叫了两声，从他头顶上飞过。
　　 “日你妈，你也笑话老子！”听见郭大愣子这样嚷嚷了一句，我心想，这家伙真是疯透了，居然和喜鹊较劲。
　　 看着郭大愣子远去的身影，我感觉如好戏收场般无聊，于是便顺着长满青苔的台阶一步步走上祠堂大门外高高的平台上，我用手晃了晃那两块写着鲜红油漆大字的长条形的牌子，然后大模大样地迈步走进以前的祠堂，现在的公社兼镇政府里面。
　　 镇政府的干部们穿着一模一样的涤卡蓝干部服在各个办公室里正襟危坐，对我的到来他们表现得并不友好，的确，一个拖着鼻涕的脏兮兮的农村小男孩跑到官员的办公场所来玩耍肯定不受欢迎。但也没人轰我出去。主要原因是我的父亲在本身的另外一个县当干部，那个时代化肥农药水泥之类的都是紧俏物资，不好买，乡里面经常托我父亲买这些东西，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他们才勉强容忍我的冒昧。
　　 我来这里当然不是看这些翻白眼的干部的，我大模大样如入无人之境直奔西厢房的最深处，那里是公社的食堂所在地，我来找食堂的司务长朱班长。
　　 朱班长不知何许人也，在记忆里他是公社食堂的炊事员，志愿兵出身，在部队就是炊事班长，转业回乡继续干老本行，食堂里外里就他一人，是伙夫也是厨师也是司务长，他是公社里面少数几个不穿干部服的人之一。他没事喜欢到村里瞎转悠，我们村里的男女老幼都尊称他为“朱班长”。
　　 厨房里弥漫着柴米油盐酱醋茶混合的香味，炉膛已经熄火，灶台上还有袅袅热气在升腾。朱班长正在择菜，看见我来了，很高兴地招呼我：“哈，小纣，你来啦！”——“小纣”是我们当地对调皮孩子的统称。我大大咧咧地坐下，憨头憨脑地问：“你今天打到野鸡没有？”我知道朱班长有一枝猎枪，他经常在早饭过后到后山去打猎，我每每能从他的猎物里揪下几根野鸡毛玩，今天来也是为这个。
　　 “今天早上忙，我没出去打猎。不过我昨天打猎时逮着一个好东西，你肯定喜欢。”说完他变戏法似地从灶台边拿出一个纸盒，打开纸盒，里面一只浑身长刺的家伙瞪着圆溜溜的小眼睛往上打量着我——原来是只刺猬。
　　 “送给我的？”我有点不敢相信。得到肯定的答案后，我大喜过望，连个“谢”字都顾得说，抱着纸盒一溜烟地跑出祠堂。我跑到村子里找小伙伴炫耀。拴柱和铁蛋两人正在滚铁环，见我抱回来这样一个稀罕物件，都兴奋得不得了。我们三个人对这个浑身长刺的家伙仔细研究了半天，发现刺猬是个不挑食的好孩子，黄瓜、山芋、蚕豆、玉米粒儿等等几乎什么都吃，它用牙齿咀嚼这些东西的时候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根本就不管吃相是不是很难看，有没有绅士风度，应该说是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喜欢这个贪吃的小家伙，如果说每个孩子都养过宠物的话，记忆里的小刺猬应该是我的第一个宠物。可惜这个宠物养的时间很短，原因是我们看守疏忽，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它居然咬破纸盒逃之夭夭，我感觉这家伙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这么好吃好喝地招待它，居然一声不吭地跑了，真是岂有此理！铁蛋叹口气说：“不怪它，也许它想家啦！”
　　 一个逃跑的刺猬，让我三十年多后还经常想起这段往事，想起那位送我刺猬的朱班长。冬天的早晨，如果是阳光晴好的日子，朱班长往往都会跑到我家厨房外的东墙下来晒太阳。这里是一处风水宝地，早上日上三竿之时，每每会阳光满墙。村里的男女老幼都会跑到这里来晒太阳，这是农闲季节，村民都很晚起床，很多人都端着饭碗边吃边唠嗑，那个岁月里，人们的饭碗里只有些玉米糊、煮芋头之类的东西。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大家“哧溜哧溜”地喝着玉米糊，说着闲话，有人会爆出一个经典的荤素段子，人群一阵哄笑，日子过得很清贫，但不至于太苦涩。在最热闹的时候，朱班长那剃着平头的脑袋、一身黄色军棉袄裤以及那双抢眼的翻毛大头鞋就会及时出现在阳光下。大家热情地打招呼：“朱班长，吃过啦？”“吃过啦。”朱班长点点头，然后出其不意地突然抓住在一边玩耍的一个穿开裆裤的小男孩，用手揪住裤裆里的小鸡鸡，一边大笑：“哈，我掏着麻雀窝啦。”小男孩大窘，挣扎着逃走，一手还捂着裆部，生怕被朱班长掏走小鸟似的。
　　 “哈！”众人大笑。“今天还真有些冷！”笑过之后，朱班长开始和大家寒暄。
　　 “是的，进九的天气了。”大家附和着。有人盯着朱班长的大头鞋说：“朱班长，你的鞋子里面是羊毛的吧，应该好暖和呢！”
　　 “是羊毛的，是很暖和！部队里发的东西，穿好些年了。”朱班长看着庄稼汉们皱巴巴的破棉鞋，有几分得意。
　　 “啧啧！”众人看着这双来自军营的大头鞋，赞叹着，都生出羡慕之意。在70年代末的大别山麓的这个小山村里，每年的冬天的每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村民们都会聚在这里晒太阳吃早饭聊天，类似开一个小型的山寨派对，朱班长就是派对的焦点人物，他每次都会带来新鲜的话题，比如王洪文的钓鱼竿是多么的豪华，张春桥的鹅毛扇子是天鹅毛做的之类的八卦新闻，朱班长每天都要在这里和大家聊很久才回去。他是祠堂里为数不多的几个不穿干部服的人之一，他来自农村，虽然不再种地了，成了村民羡慕的吃公家粮的人，可是他本质上还是个农民，所以他总喜欢和村民们打交道。
　　 三十多年了，朱班长应该是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了，在我的记忆里，朱班长还是个三十出头的精壮汉子，一直笑声朗朗，在祠堂里，在小村口。
　　 祠堂里面还有一位不穿干部服的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何部长。何部长是公社的武装部长，具体名字不得而知，在村民的眼里他是这片土地上党指挥枪的代表人物。何部长不穿干部服，平时只穿一套笔挺的黄军装，四个兜的，其实也是干部服，不过是部队上的干部服，没有领章帽徽而已。记忆里的何部长腰杆笔挺精神抖擞红光满面，他的脸总是刮得干干净净的，不见一根胡茬，没有红领章的领子被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胸口往往佩戴着一块金光灿灿的毛主席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