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人生遭受一点小小的挫折的日子里，我在县新华书店借来唐浩明著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细细品读。在那失意、愤懑的时期，这本书调节了我的情绪，使我得以解脱。人一生不能不遭受挫折或者不幸，各人寻求解脱的方法不同--千万记住，不解脱是十分危险和可怕的。有人饮酒消愁，有人找朋友发泄，有人寻求刺激曾国藩呢，是闭门自锁，油灯下冷静思索。在他被湘赣官场排挤打击的子，他细细地品味、慢慢地咀嚼《道德经》，终于探得了《道德经》这部道家经典的奥秘，也从精神上解脱了自己。"柔胜刚，柔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曾国藩因此也明白了他失利于湘赣官场是由于他采取的儒家直接、法家强取的方式，结果呢招致了隐患。以柔克刚，以迂回的方式达到目的，才是做人处事的最高准则。这是曾国藩人格和精神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升华。从此之后，他在处理官场同个人事业的关系上变得成熟和游刃有余了。他在肃顺向皇上力荐他作江督，并有意将给胡林翼的密信给他看时保持了高度的戒心。在攻克金陵之后面对降俘李秀成的供词，他"宁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决不能授人以口实"，将其供词中透露的金陵城里的"圣库"以及"愿招集大江南北数十万旧部归中堂统率，为光复我汉家山河效力"之类对湘军及他个人不利的话狠狠地涂掉。他不愿为了一个李秀成自毁前程甚至有坐牢杀头的后果。攻克金陵，不能说不是他曾国藩为满清朝廷立的一大功，但由此也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戒心。他果断裁撤湘军，甚至采取了"杀鸡给猴子看"的手段将韦俊"正法"，取得了慈禧的放心和信任。曾国藩凭其实力和精明才干完全可以黄袍在身。在他的一生中，曾有五次试探他让他做皇帝的经历，王闽运、彭胡左、王韬、曾国荃，甚至皇臣肃顺也托人授意，他都严词拒绝。他明白黄袍在身就意味着血流成河、兄弟、朋友之间的厮杀争斗他不愿背上乱臣贼子的千古骂名，不愿做犯上作乱的叛臣逆子。他看重的是一生抱负，千秋名节。曾国藩没有做皇帝，我们也就无法推测他做了皇帝后的所做所为，无法预测他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但从维护他个人名声上是成功了。他毕竟是一个受中国传统礼教熏陶的封建卫士，就不可能做出董卓、曹操、刘邦、王莽、李渊、赵匡胤那样的"千秋功业"。
　　 后人对曾国藩的评价有褒有贬，笔者也无意附合某一种评说。历史造就了英雄和奸臣，是英雄是奸臣的论断是由历史学家评判和人民大众公论的，况且不同的历史学家有时也会就某一个历史人物争得"面红耳赤"，而人民大众也会受历史学家或者电影、电视、报刊等媒体的影响而发生认识上的变化。比如曾国藩，我从小就留下了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的印像，而现在那个刽子手的印像渐渐模糊，而他的性格、人品以及处事为人的沉着机敏却深深地印记在脑海之中。"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这是何等的城府!在纷繁多变的世事面前保持宁静的心态，处乱不惊，遇险不慌，从容不迫，这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深刻的思想基础。曾国藩在孔盂程朱之学的基础上杂用老庄之道，以不求名利来保养恬淡之心，以柔退谦让来调和上下左右的关系。正是具备这样的思想基础，他才能够做出不同常人的事情。当然作为人，他也有"败笔"。他的两次跳江自尽，特别是在处理天津平民与洋人的那次冲突事件中，显示出了他性格中的软弱与消极因素。但这不影响他一生的闪光之处。也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这个人物才显得真实可信，《曾国藩》这部书也才能吸引读者。要不是文字方面的某些缺陷，这部书肯定会进入茅盾文学奖的行列。曾国藩的治家之道普遍受到后人的赞誉。他在给子孙的四条遗嘱中集中体现了其治家之道：一日慎独则心安，二日主敬则身强，三日求仁则人悦，四日习劳则神钦。无怪乎蒋介石去世前一再叮嘱长子蒋经国令其终生研究《曾国藩家书》，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一部《曾国藩》，亦使我从失意、愤懑中解脱出来。"大柔非柔，至刚无刚"，这可以说是曾国藩对人生的大彻大悟。人生，既要做出壮烈奋进的事业，又要保持宁静谦退的心境，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