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决定命运
　　 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公平。不公平是正常的，公平反倒会失常。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个公爵礼貌地对待一个下人，马上被这个下人推定为白痴。可谓慧眼。大弟做了口长，道听途说（我从未涉足过他的工作圈），听到最多的是能平等待人。不论上下尊卑，路遇必先以礼待之。他一次去工厂检查工作，一位以前属下的工人见到，上前拍肩称兄，结果被厂领导调到一个再也无法看到口长的地方。理由很简单，哪能由他乱来。所以这个世界并不能讲公平。我喜欢二弟的一点是他虽然做教授，但不修边幅。一次春节，他为家庭聚会去某星级饭店订餐，竟被门卫拦住指示曰：买馒头在那边------被人看作是来买春节馒头的。真是只能计入《世说新语》。再讲一个例子。我过去的一个部属，因出卖我而换取了利益，当了个厂长。后来把厂搞垮了，无处可去。我又把她收留回来，作了副手。直到她退休，我还邀了局里领导设宴为之送行。杯盏之间，她嚎啕大哭，说我是天下第一好人。其实这句话并不能判定为真，不过是我理解她。每个人都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伤了别人，有时也在所难免。两个人面前只剩下一口饭，这种难题经常会摆在一个人面前。我不过主张宽恕，不要互伤。至少自己首先就不要伤害别人。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不要互相干涉。就象老子讲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才是理想国。
　　 我认为，任何人都没有报复的权利，审判是上帝的事。基耶洛夫斯基的《杀人短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杀了人，固然不对。但另外一些人难道就可以以国家的名义再杀了他吗？基氏认为：不能。因为上帝说不可杀人，是一个全称判断。是说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上帝讲爱，没有讲爱父母，爱老婆，爱子女，因为爱本是天性。所以他强调的是爱邻居，爱敌人，爱那些与自己利益无关甚至是伤害了自己利益的人，这才是爱。以上帝全知，他知道这种事，人世间并不存在，所以才讲。可见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有的只是一些不同的性格。记得有一个对桌四年的同事，性格与我不同：一个星期的工作，假设两天就可以处理完，我的办法是星期一、二就急忙干完了事。剩下的时间，自己和桌面都清爽。而他则反之，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桌面上总是堆满了文件、稿纸，要到星期六下午才一挥而就。其实都是一样的工作，一样的成果。但由于处理方式不同，结果大相径庭。如偶遇领导前来视察，如恰都又不在场，看到我的桌面，肯定以为是开溜办私事去了。看到他的，则会以为是忙中有事，马上就会回来。彼此朝夕相处，交流很多，结果是各行其道。
　　 所以性格决定命运，此话真是不假。
　　 确定自我的界限
　　 昨天下午终于又住了医院。一夜至今，食睡皆安。二便通顺，反倒心静如水。可见，凡事都还是有了结果为好。见了棺材，眼泪该不该落就全明白了。
　　 到了医院，你才会发现，许多平常习以为常的东西，突然变得可望而不可及了。例如，你不能自由活动了，浑身插满了各种管件。不要说喝酒，就是喝水，也要量入为出。因为你不能独立完成大小便了。甚至你的某一个器官，某一段肢体已经变成了大夫的刀下物。当然，不要说生病，就是生命，不过就是这样一种不断失去的过程。而不断地失去，对你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少了一些东西的你，还是你自己吗？平常你可以说，我的房子、我的车、我的老婆孩子等。这样说，就意味着这些东西不是你。都失去了，你还是你。因为这些东西毕竟是外在于你的。那么，内在一些的东西呢？例如，你可以说，我的肺、我的手。这种说法表明，肺或者手也不是你，只是你的一个所有物。去掉它们，你还可以是你。但是，当你说“我的身体”时，似乎很难再作这样的推论。因为去掉你的身体，你可能什么也没有了。到哪也很难得到相反的结论，说躺在那里的尸体就是你。最多可以说，这是你的尸体。所以确定这个“我”或者自己的界线，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或者一个很个人化的东西。记得张国荣后期唱过一首歌，好像叫“我就是我”。也就是说，他最后确定自我的界限，就是没有尘世，也没有自己的身体。所以他自杀了。
　　 该悄悄地走了
　　 记得秋白先生临刑时，讲过两句话，一是中国的豆腐很好吃，真想再吃一口；二是《红楼梦》真美，很想再读一遍。所好相同。不同的是，时至今日，我还没有被“确诊”。豆腐还可以天天吃，《红楼梦》只要想看了，还可以随时看。但毕竟这次生病一场，也如历太虚。真假虚实，到现在想想，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不想再写下去了。
　　 如果非要讲个善始善终，就再说几句《红楼梦》吧。《红楼梦》没有写完，连张爱玲都以为是憾事，不敢认同。虽然据有关脂批证实，《红楼梦》有过一个百十回的完本，但失落了。其实，现在就是失而复得，我感觉也只能是添乱。因为一、按现有资料，在这个完本之后，曹也还一直在改。并且现有流传下来的版本都只有八十回。反映曹对那个完本并不满意，至少没有表达清楚他最后的想法。所以即使找到了，也只能作为一种“草稿”待。二、依据现存最晚的脂本定本的时间及曹的卒年，可知在此之间他还活了很多年。表明《红》未完的原因与时间障碍关系不大，而主要是由于曹的主观原因。而主观，是谁也说不清楚的，所以我下面的话也只能叫做“荒唐言”了。张爱玲之所以说《红》很现代，我感觉至少在以下二点：一、性格即命运，它写出了典型性格的典型命运；二、他写出了像贾府“只从外面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只有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这样一个内因是变化依据的事物运行规律。从立意到写法，这是曹比当时的中国人“现代”了很多年的所在，也是他最初构想的框架。但可能家亡势败的刺激毕竟太深，又加上脂砚斋们在旁评评点点，使曹用史笔的想法越来越浓。以致人物、故事的增删，性格、情节的批阅，都只能是越改越乱，终至无法收场。因为小说和家史毕竟是两个东西，伟大如曹，也无法将它们统一起来。举个小例子，在现行的书中，不但皇妃娘娘死前忘记了向父母托梦，反而出现了一个弃婴向管家婆的梦里托梦，徒生许多疑点，使人很容易就借此创立一门新学问，号称秦学，而名利双收。
　　 现在谈这些（都是这几十年酒后想也没想的事），不过想表明，《红》像酒一样，与自己相伴半生，带给了自己很多这样一些似傻如狂、其实草莽的快乐，已经很满足了。说得再形象一点，自感《红》特像啤酒，只要拿来就可以往肚子里灌，向眼睛里装，无须什么心思，只有畅快。得意忘象，得意忘言。《红》完与未完已无关宏旨。现在一些人非要去找曹的真意本事，只是曹的余荫，为尘世创造的一些再就业机会。心无止处。让我看，就是有人能把曹从坟墓中请回来，他也给不出一个什么“标准答案”。
　　 本来用语言来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更不要说话刚一出口，意思本身或者周围的事物都已经“万物皆流”了。所以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但禅师们毕竟还要讲话，留下了一些文字。这不过是人生固有的悖论。只是你不要把这些话当了真。因为它们都像是禅师们扔下的垃圾。偶然你拾到了，闻起来是香是臭，你只能问自己的鼻子，是不能去反问禅师的。
　　 又想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一直认为很美。突然感觉如果用它来表达自己现在的心境，好像很恰切。上帝说，你来自尘土，也必将归于尘土。这个世界，你既带不来什么东西，也带不走什么东西。“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里没有宿命，只是一种心境。不是我拿不走，而是我本来也没想拿。“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一个人无论来或者去，都应该是悄悄地。像一阵轻风，甚至连风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