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当中描写的人物颇多，但多为男性。对女性的描写，较为丰满的就要数“连环美人计”中的貂蝉。作者用了较重的笔墨描写这个乱世女子，让她成为那个时代的“传奇”。之所以称之为“传奇”，是因为作为作为三国传说中“美女连环计”的主角，其身世扑朔迷离，留下悬案甚多，也引出争议不少。尤其是随着《三国演义》研究热潮的再度兴起，关于貂蝉形象的文化探析也日益深入。
　　
　　 一
　　
　　 最初对于貂蝉形象的研究，浅层次的是对其身世的考证，更深一层的也只是停留在褒与贬之间，即所谓的“功臣说”和“工具说”。
　　 对貂蝉身世的考证大都是根据历史典籍的记载。
　　 《后汉书·董卓列传》记云：
　　
　　 时王允与吕布及仆射士孙瑞谋诛卓……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卓朝服升车，既而马惊坠泥，还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从，遂行……
　　
　　 又《三国志·魏书·吕布传》记云：
　　
　　 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自不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
　　
　　 这其中的“少妻”“侍婢”是谁？史书中没有交代。鲁迅注意到这种现象，
　　 ……貂蝉事隐据《吕布传》。虽其名不见正史，而其事未必全虚，余近作《三国志旁证》，皆附著之。
　　
　　 可见，“少妻”、“侍婢”这两个与董卓和吕布有关的像影子一样的女人，就成了后来构成貂蝉形象的原型。
　　 到了元人杂剧《连环计》，貂蝉的身份逐渐清晰明朗，详尽的交代了貂蝉的身世来历。
　　
　　 望老爷停嗔息……听您孩儿慢慢的说来，您孩儿不是这里人，是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红昌。因汉灵帝制选宫女，将您孩儿取入宫中，掌貂蝉冠来，因此唤作貂蝉。汉灵帝将您孩儿赐予丁建阳，当日吕布为丁建阳养子，丁建阳却将您孩儿配与吕布为妻。后来黄巾贼作乱，俺夫妻二人阵上失散，不知吕布去向，您孩儿幸得落在老爷府中，如亲女一样看待。……昨日与奶奶在看街楼上，见一行步从摆着头踏过来，那赤兔马上可正是吕布，您孩儿因此上香祷告，要的夫妻团圆。……
　　
　　 《三国志平话》与杂剧《连环计》的情节基本一致：
　　
　　 王允归宅，……忽见一妇人烧香，自言不得归乡，故家长不能见面，焚香再拜。王允自言：“吾忧国事，此妇人因甚祷祝？”王允不免出亭问曰：“你为甚烧香，你对我实说！”唬的貂蝉连忙跪下，不敢抵讳，实诉其由：“贱妾本姓任，小字貂蝉，家长是吕布。自临洮府相失至今，不能见面，因此烧香。”丞相大喜：“安天下此妇人也！”
　　
　　 到了《三国演义》当中，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貂蝉的形象更加光彩夺目。
　　 在对貂蝉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比较明显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功臣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貂蝉是一个知恩图报，深明大义的女子，她作为一个优美的妇女形象，在小说中的出现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作者通过“连环美人计”塑造了一个具有卓越胆识和斗争精神的优美艺术形象，和一个在消灭极端残暴的腐朽势力的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人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也不例外。在那种“群盗四方如蚁聚，英雄万里皆鹰扬”的乱世环境中，貂蝉培养了自己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敏锐的观察力。她的形象更多的闪耀出舍生取义的思想光辉。蕴含着一种可贵的献身精神。例如毛宗岗对貂蝉的所作所为便是褒奖有加：“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而一貂蝉足以杀之；刘关张三人不能胜吕布，而貂蝉一女子能胜之……女将军真可畏哉！”他还对今人讹传关公斩貂蝉之事表示痛恨，并在《三国演义》第八回总评中认为：“貂蝉无可斩之罪，而有可嘉之绩。”他对貂蝉的结局如何有一段评话云：“吕布去后，貂蝉竟不知下落，何也？曰：成功者退。神龙见首不见尾，正妙在不知下落。”因此，“功臣说”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第二种说法是“工具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也很多，他们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历史小说”，它以男权为基础。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貂蝉这一形象的思想认识是不可取的，是作者封建意识和他世界观中落后消极面的具体反映。在封建社会里，把美人计用于权力斗争，也是一件极其常见的事，它反映了封建政治的丑恶，没有什么好拿来炫耀的。可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却把这样丑恶不堪，腐朽透顶的勾当写的及其光彩，甚至涂上一层壮丽的色彩。这就不仅仅是艺术手法的问题，而是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中的消极面。在作者看来，妇女并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她们只不过是政治斗争中的工具（如孙权的妹妹孙尚香），需要她们来充当这一工具时她们完全应当抛弃自己个人的一切，来无条件的加以服从。例如傅继馥在《类型化艺术典型的光辉》中对连环计这一情节分析说：“……对十八岁的貂蝉来说……本来应该有强烈激荡的感情，却平静的如同月夜的湖面……此后……始终看不到貂蝉有发自内心的真正感情。”貂蝉也是被王允当做了进行政治斗争和阴谋权术的工具，而她也毫不犹豫心甘情愿的去充当这样一种工具。这说明在封建社会，貂禅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报答王允的养育之恩，因为她自己没有独立的人格意识，处于一种不觉醒的状态，不能说她深明大义，勇于牺牲，更不要说是为了大义，解民于水火。“工具说”还抨击了《三国演义》在貂蝉艺术形象描写方面的失败，首先是艺术形象的不真实。貂蝉的生活经历相当单纯，做事却机警过人，干练老城（如董卓要把她送给吕布，她马上猜出“此必李儒计”）；其次是其形象前后不一，支离破碎。貂蝉在连环计中机警干练，后来却与严氏一样成了毫无见识的普通妇人（如吕布恋妾不纳陈宫言）。
　　 进些年对貂蝉形象的研究，以深入到了对三国时期的文化探析，而且，出现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男权说”的新观点，它是从“工具说”演变而来，从小说的情节设置，从三国时代风云变换的政治军事斗争格局，从性别视角以及男权语境下人物形象的设计出发，仔细分析古典作品中得这个女性故事，认真反思三国文化史的性别问题，也就是说，“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在处处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尺度下，‘女色’不仅仅是满足男子欲望的对象，‘女貌’也不仅仅是作为‘郎才’的陪衬而存在，需要的时候，对男子来说，‘女色’又是反证其美德的道具，也就是让绝色美女成为反面形象以衬托男子道德身躯的完美高大。”类似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其中隐藏着深深的性别偏见。此种观点不是对貂蝉形象本身的贬斥，而是对封建社会男权文化的揭示和对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
　　
　　 二
　　
　　 “连环计”是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重要情节之一，为大家耳熟能详。按照小说中的描写，董卓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后，愈加专横跋扈，气焰嚣张，一心辅助汉家天下的司徒王允欲减除之，却苦无良策。王府中有“颜色倾城，年当十八”的歌妓名貂蝉，向得主人厚爱，待若亲女，见王允闷闷不乐，问明情况后，愿意以死报之。于是，司徒王允在精心策划中设下连环计，先请吕布赴宴，令貂蝉把盏，吕布爱其美貌，王便将貂蝉许与吕布为妻。数日后又宴请董卓，席间让貂蝉歌舞助兴，董卓为其美色所迷，王又将貂蝉送与董卓。由此挑起吕、董二人的矛盾，最后借吕布之手杀了董卓。
　　 民间传说里有一个貂蝉改头换胆的故事说，王允定下连环计要除董卓，却缺少一个智勇双全的美女，华佗提议用貂蝉，因为她的父母都是董卓杀害的，但是貂蝉即不美又胆小，于是华佗为他换了西施的头，荆轲的胆，改头换胆后的貂蝉果然身手不凡，协助王允杀掉了残暴的董卓。这个传说确实具有传奇性，但是它也告诉人们，貂蝉这个人物从一开始出现就具有某种“工具”的性质，《三国演义》中的貂蝉便是如此。
　　 首先，从小说情节的设置来看，连环计中貂蝉的出现使小说的情节更加生动曲折，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和趣味性，所以，她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结构故事的一个工具。关于董卓之死，《三国志·武帝记》里写得非常简要：“夏四月，司徒王允与吕布共杀卓。”至于王允与吕布如何“共杀卓”，陈寿为后人留下了充分想象的空间。《后汉书·吕布传》说吕布“尝小失卓意，卓把手戟掷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顾谢，卓意亦解。布由是阴怨于卓。”由此记载可知吕布对董卓却有不满，王允利用了这个矛盾，私下拉拢吕布，并假吕布之手除掉了董卓。在《三国演义》中，董卓仍然是死于王允之手，不过在“共杀卓”的过程中出现了貂蝉。于是就有了貂蝉和吕布的“眉来眼去”，对董卓的“曲意逢迎”；吕布为之“神魂飘荡”，董卓“为色所迷，月余不出理事”，终至“他父子反颜”，大大地增强了小说的戏剧性。所以，貂蝉是作者根据小说的情节需要，在《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的基础上塑造出来的人物，这个人物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结构故事的一个工具。
　　 其次，貂蝉虽深明大义、有胆有识，是“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的功臣，但是，在司徒王允的连环计中，在三国时代风云变幻的政治军事斗争格局中，她只不过是王允手中的一张牌，仅仅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工具而已。
　　 波伏瓦有句名言：“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同样被男人视为政治工具的，我们还会想到另外几个类似的女性——王昭君和西施。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被极力的渲染成倾国美色、红颜薄命。番王索美，惹动干戈，昭君女子奉旨和亲，“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甫《咏怀古迹五首》）。这是一桩政治婚姻，王昭君不过是汉元帝羁縻匈奴的一个筹码而已。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的西施，原是宁萝山下的浣纱女，与靠打柴卫生的父亲相依为命。有一天在溪边浣纱时邂逅了越国上大夫范蠡，两人情投意合，遂私定终身。后来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率领群臣入吴为奴，在吴国过了三年屈辱的生活。回国后的范蠡决定使用美人计报复，他劝说苦等了他三年、盼望与他天长地久的西施牺牲爱情，放弃个人“小我”的幸福，以成就家园“大我”的利益。在范蠡坚定的催逼与利诱下，无辜的西施被迫赴吴、媚吴，将吴王夫差迷倒并让其因之误国。卧薪尝胆的勾践率领越国臣民一举摧毁吴国，终于报仇雪恨，恢复了越国的尊严。而立了大功的西施归来再次见到自己朝思暮想的恋人，范蠡却再也不是当初对之信誓旦旦的情人了。他不但否定了与西施的爱情约定，反而忧虑她“恐留倾城更迷君”，带着她泛舟五湖时，狠心的将她沉入湖底。
　　 西施有着跟貂蝉相似的命运。在《三国演义》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貂蝉的工具价值还没有显示出来之前，王允对她虽“以亲女待之”，却仍称她为“贱人”，她那充满着“忠义”内涵的“长吁短叹”，在王允看来也必然是“将有私情”的流露。让王允对貂蝉刮目相看、“叩头便拜”、“跪而言曰”的直接原因是她的工具性价值突然间呈现出来，三个“万死不辞”更是王允意识到貂蝉可以完成“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的重要使命。所以王允所拜并不是自己府中的一个小小歌伎，而是解救“汉天下生灵”于水火的救星。作为政治斗争中的工具，貂蝉的表现极为出色，她从容机智的与董卓、吕布二人周旋，或则在吕布面前“泪如雨下”，或则“倒入卓怀，掩面大哭”，我们看不到哪怕是一点点地属于貂蝉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是出于报恩也好，是出于救国也好，貂蝉完全彻底地进入了司徒王允给她规定的角色，在完成了离间董卓父子的使命之后，便悄无声息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罗贯中似乎也把貂蝉忘记了，吕布白门楼殒命之后，小说之在第二十一回里提了一句，“（曹操）将吕布妻女载回许都”，对此，毛宗岗批道：“未识貂蝉亦在其中否？自此以后，不复知貂蝉下落矣。”看来，在《三国演义》里，貂蝉的命运是无足轻重的。
　　 再次，《三国演义》展示的是特殊时代中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们叱咤风云、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它和《水浒传》一样，书写的是男人的理想和追求。貂蝉的形象不仅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且是政治斗争中男人手中的工具。
　　 貂蝉出现在男人们浴血奋战的故事里，她在连环计中表现出来的深明大义和机智胆识足以和那些英雄豪杰们的丰功伟绩相媲美，作者赋予貂蝉的人格风范与小说在人格建构上的价值取向也完全是一致的。但是，从作者对貂蝉充满赞誉的描写中，我们依然能够发现，在貂蝉的形象中烙印着男权文化的鲜明印记。“貂蝉柔弱的肩膀固然担起了历史的重任，失去的却是女性的尊严。”
　　 人们可以说，貂蝉是崇高的，因为她在连环计中为了“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然而从王允连环计的实质来看——使貂蝉对吕布和董卓分别施以美人计，就很容易发现“女人祸水论”的痕迹。董卓的谋士李儒就曾反复地说：“太师不可为妇人所惑”，“吾等皆死于妇人之手矣！”可见，虽然貂蝉没有辜负王允的期望，顺利的除掉了董卓，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男人所谓的正义事业扫除了障碍。但是她始终没有意识到，她越是卖力，就越是逼近男人为之所设的陷阱：妩媚妖冶，红颜祸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