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不仅肯定了《史记》的史学价值，同时也肯定了它的文学价值。司马迁以其如椽大笔，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三千年来各色的历史人物。他们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使读者油然而生爱憎喜怒，从他们的不平凡的经历中去了解人生，悟出历史发展的脉络及其内容的深刻哲理。司马迁笔下的悲剧人物，通常塑造的更加突出，他们形象高大，个性鲜明，结局悲壮，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史记·淮阴侯列传》的主人公韩信则是司马迁《史记》的悲剧人物画廊中一个十分著名的形象。韩信出身平民，命运多舛，历经坎坷，险些为历史大潮淹没、吞噬。“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商贾。”遭受“胯下之辱，人多厌之”，即使事楚之际，归汉之初，依然未能运交华盖，名位低浅，碌碌无为及至始而亡楚归汉，继之归而复亡。汉高祖元年（前206年），经丞相萧何力荐，始为大将，协助刘邦制定了还定三秦以夺天下的方略。“名修栈道，暗渡陈仓”而定三秦；和齐赵共击楚，井陉击赵之战，“陷死地而后生，置之死地而后存”；楚汉垓下之战，“将军与会项羽”；项羽乌江自刎。等一系列的军事战争，韩信以其出其不意的军事战略而大获全胜，为刘邦打下了半壁江山。他的一生充满了艰辛和坎坷，同时也充满了种种传奇色彩。
　　 太史公用如椽大笔活现了淮阴侯韩信一生沉雄悲壮的历史。历史和汉王刘邦为韩信建构了一座蔚为壮观的人生舞台，任其自由驰骋，由是韩信才得以一展帅才雄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玉成刘邦一统大业，“挟不赏之功” “名高于天下”谱就辉煌历史篇章。韩信在楚汉战争短短的几年中，创作了五部闻名历史的战争杰作：“暗渡陈仓”、“水罂渡军”、“背水部阵”、“四面楚歌”等等。每一部作品中都融入了他超凡的智慧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使之成为历史战争中的经典之作。是他提前结束了楚汉战争，他才是汉王朝建立的大功臣。司马光称“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汉高祖也曾盛赞韩信的战功。西汉建立后分析楚汉成败的原因时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赏，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此，吾所以取天下也。”然而韩信在功成名就之后却未能寿终正寝，这位百战功臣最终却成为被烹的走狗。本人被杀，全家遭诛，落得一个可悲的结局，他无疑是英雄，无疑也是一个悲剧的主角。韩信之死“让人欲语泪先流”，难道韩信之死真的是应了那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典故。
　　 韩信之死令人千古叹惋，探其死因可谓代不乏人。纵观前人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韩信死于谋反，是罪有应得；二是韩信没有谋反，他的死完全刘邦“畏恶其能”，欲除之而后快，罗织罪名的结果；三是韩信之死祸起吕后，是其为自己以后篡权扫除障碍所为。人们的论点只是集中于某一方面，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单一的因素所促成，我们应站在历史的角度辨证地分析问题。韩信悲剧的构成，刘邦为首的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是一个方面，但这是外在的因素，最直接的原因当在韩信自身，是由其自身性格所导致。
　　
　　 一、 韩信之死的外在因素
　　
　　 封建统治者“家天下”的专制统治，“太平不用旧将军”的严酷政治制度，对韩信悲剧的构成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就刘邦而言，他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基本上能做到任贤授能，顺应历史的进步，但在治理天下时，则没有摆脱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共存的弊端：唯权是重，唯我独尊，构建“家天下”模式。楚汉战争，刘邦痛苦地接受了分封异姓王的事实。然而“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的规律，使他不能不畏恶韩信、彭越这些曾经左右局面的将领们的才能，害怕长期将这些人置于身旁，会对他的王位造成威胁，他采取铲除异姓王的措施是势在必然的。所以韩信之死，是由汉初统治者的预定国策所决定的。刘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封七名功臣为王，史称“异姓诸王”。他们据有关东的广大区域，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是统一的隐患，是中央集权的严重障碍。为了帝位的永固和刘氏天下的安全，刘邦必须为子孙后代扫清道路，那些功臣必然成为“家天下”的牺牲品。异姓诸王中，长沙王吴芮的势力最小，封国又僻远，处在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起缓冲作用，因此幸免于杀戮。其他如韩王信，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由于刘邦的怀疑、逼迫，以致走上反叛的道路，最终被消灭。梁王彭越、赵王张敖则如韩信一样，既无反状，又无他罪，却都以谋反为借口被杀。如果韩信是庸庸碌碌，谨小慎微者，或许可如吴芮一样免于一死。而韩信恰恰是“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良将，功高震主。韩信智夺天下，勇冠三军的才能，在帮助刘邦创立天下的过程中，为刘邦所欣赏；但守天下时，却为刘邦所惧怕以至嫉恨。天下已经平定，韩信的作用也就丧失了。但他的功名与才略，在刘邦为首的封建“家天下”的统治者眼中，无异于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不除掉他，寝食难安，因此韩信的悲剧不可避免。虽然与韩信相比有着同样功勋的萧何、张良能够以政治家的眼光与理性的头脑，透视封建统治者的本质：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富贵；可以共打天下，不可共坐天下。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刘邦周旋，面对爵禄封赏和刘邦的猜疑，沉稳练达、善于委曲求全的萧何巧妙应对：或以私财佐军，或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而足智多谋、善于权变自保的张良则在刘邦得天下后，先是“称疾”，深居简出；继而作态要“顾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淡出功名场。但是萧何、张良同韩信一样被排斥于“家天下”之外。萧何的买田、贱贳贷自污，张良的功成身退，只是保全了个体生命，但却付出人性倍受压抑，人格严重扭曲以至人生价值失落的沉重代价。他们同样是悲剧人物，只是悲剧的表现形式不同。韩信等人只不过是刘邦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的工具，一旦目的实现，江山既定。功臣们扮演的角色已经完成，便难以为政治野心无限膨胀与知贤之心无限缩小的封建统治者所容。韩信之死，就如韩信本人所叹“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汉高祖“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既定国策，应是韩信之死的根本原因。
　　 裂土称藩不合历史潮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黎民、国家都饱受战乱之苦，期盼安定。从上古三代到秦汉时期，中华民族的主题就是统一天下。结束多元分裂，重建天下一统的局面，是那个时期动乱的社会表象下一股强大的向心力。正是这种向心力制约着历史前进的方向。顺应这种历史的要求，刘邦终于统一天下建立了汉朝。汉王朝的建立顺应了人们渴望统一的心理，一切不利于天下统一的因素注定为历史所消灭。汉初分封的异姓王如韩信之流，就是不利于长久统一统治的因素。韩信等功臣所处在哪个时代骨子力都渴望割地称王，这种割据思想不符合天下一统的历史的要求，也不为刘邦所容忍。更何况为了达到割据的目的，公元前203年，韩信在平定齐地后，派人请求刘邦封为假齐王。在楚汉决战的关键时刻，韩信没有执行刘邦会师于固陵的命令，致使汉军吃了败仗，直到刘邦接受张良的建议，给其以封地，韩信才率军出征。韩信这种分裂的思想不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永远是扬弃分裂，要求统一。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转移的客观规律，秦始皇当年“振长策于宇内”吞并六国，建立大秦，正是由于顺应了历史归于统一的发展要求，韩信所处同样是诸侯分争之时，统一亦为历史之必然。韩信等的割地封王的思想在那个历史时代不可能实现，必然会是一种悲剧。
　　
　　 二、 韩信之死的性格因素
　　
　　 一个人的悲剧最终还是其性格的悲剧。下面笔者就韩信的性格来分析起悲剧的命运。
　　 （一）不忘恩情、义博云天
　　 《史记·淮阴侯列传》多处表现韩信知恩图报的品质。文章开始写韩信在下乡南昌亭长家吃饭，几个月后，引起亭长妻子的不满，一天一大早就烧好饭，在床上就把饭吃完，等到吃饭时间韩信去了，就不为他准备饭食。韩信看出他们的用意，一怒之下绝亭长而去，在城下钓鱼时，一漂母见信饥，饭信数十日。韩信曰：“吾必有以重报母”对于漂母的承诺，并非口头允诺，多年后韩信衣锦还乡，拜见漂母，并赐漂母千两黄金，漂母不要，于是便有了“一饭千金”的典故。
　　 齐国失利，龙且战死。项羽十分恐慌，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反汉与楚联合，三分天下，称王齐地。韩信辞谢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详，虽死不易。”对于刘邦的知遇之恩，感恩戴德，溢于言表。武涉游说失败后，齐人蒯通知道天下大局举足轻重的关键在韩信手中，于是用相人术劝说韩信：“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若韩信“两利俱存之”则可三分天下，成鼎足之势，也可乘楚汉两败俱伤之际而西向，并可成统一之业。蒯通认为他虽居臣子之位，却有震主之功，名高天下。但是韩信毕竟是儒家“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士为知己者死”这样的教诲熏陶出来的君子，不是个得利忘义，叛属无常的小人。他感念刘邦的知遇之恩，“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向利倍义乎。”韩信不忍背叛刘邦，又以为功劳大，刘邦不会来夺取自己的齐国。于是没有听从蒯通的计谋，继续为刘邦打天下。其知情重义，令人称道。
　　 而刘邦来说多有负于韩信“帝极厚信，亦极忌信。使信将，则以张耳监之；信下魏破代,则收其精兵诣荥阳；信禽赵降燕，则夺其印符易置诸将；信平齐灭楚，则袭夺齐军。盖勇略如信，恐为乱难制，故屡损其权，俱忌心所使也。”韩信“下魏破代”，刘邦就“使人收其兵”；占领赵燕，刘邦又夺其军；被封齐王，刘邦立即“征其兵”。明显地对他极不信任。但此时的韩信仍然认为刘邦对他“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深亲信我”，完全被刘邦小恩小惠的伎俩给蒙骗了。垓下之战，项羽刚被打败，刘邦就“袭夺齐王军”，又“徙齐王信为楚王”，对其极不放心已经公开表示出来。此时韩信本应猛醒，急流勇退，但他仍执迷不悟，一错再错。韩信深深陷入封建伦理道德的误区，报答刘邦的知遇之恩，成了韩信的行动规则。即使刘邦对他这位“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的大功臣时时防范，并且两夺其兵的情况之下，他仍犹豫不决“不忍背汉”，在关键时机不能当机立断，毅然把握，一再错过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最后只能受制于人。
　　 终于招来杀身之祸。
　　 （二）不拘小节、恃才傲物
　　 韩信早年贫困潦倒，但是剑不离身。淮阴屠中有个年轻人侮辱韩信说：“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并当众侮辱他说：“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信孰视之，俯出胯下，蒲伏。”中国古代社会讲究“士可杀不可辱”。韩信接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而不知韩信胸怀大志，为前途计当忍则忍，能屈能伸，决不为一时之气而冲动行事。踏上了可以成就自己伟业仕途的韩信让天下人重新认识了自己。绝非是一个懦弱的、怕事的、装腔作势的没有骨头的小人，而是一个能忍天下人所不能忍，忍辱负重的不与小人争论高低，论长短的真正英才。借用苏东坡《留侯论》的一段话：“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之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志甚远也。”正因为韩信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志向的英雄。才会愈辱愈强，审时度势。“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这里的无名是没有意义和价值。试想，韩信逞匹夫之勇，出剑杀屠中少年，以秦朝酷刑必招诛杀，一个没有远大目标的人是绝对要走此下策的。韩信不杀曾经给他带来胯下之辱的屠夫，这样的品质本来是值得颂扬的，可是与刘邦这样的小人相处，君子之道，就成了带来悲剧命运的一个动因了。
　　 恃才傲物，伤害了同事，孤立了自己。中国传统之道提倡谦和，反对高傲自满。韩信确有军事才能，萧何称他是“国士无双”。刘邦看重他，诸将佩服他，他本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团结诸将，处理好各种关系。但他都不懂这些，他仗势自己的才能，高傲自满，看不起他人。韩信封侯后，其狂妄的一面暴露出来。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也是长期压抑之下性格扭曲的释放和喷发。“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他开始怨恨汉王妒才忌能，在家中闷闷不乐，对于和降侯周勃、颖阳侯灌婴等处在同等地位感到羞耻。一次韩信去拜访樊哙，樊哙行跪拜礼恭迎恭送自称臣仆并说：“大王乃肯临臣”，然韩信出门后笑道：“生乃与哙等为伍”。在用兵上能够折节求教于败军之将广武君的韩信。此时不知审时度势，竟然把樊哙的恭维视为自己与众不同的资本，愈发骄傲。连将军都瞧不起，可见他目中无人到何中地步，无人者无助，其不灭亡谁灭亡。还有刘邦同韩信谈将领们才能的高下，“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如果说韩信不拘小节，忍胯下之辱对他来说是一种反面激励。那么现在的不拘小节，口无遮拦，实在是惹了口祸。由于韩信性格心理极为高傲，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使刘邦“畏恶其能” 招来杀身之祸。